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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40年來，中國經濟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外界對此很關注。下面，我想圍繞中國改革開放和“一帶一路”倡議作一些梳理，並談談個人的理解和體會。
1978年，鄧小平同志提出建立深圳特區。此後花了10年時間，我們建立沿海經濟帶，包括14個港口城市的開放和5個經濟特區的建立。沿海經濟帶的延伸，就是今天講的海上絲綢之路。
到了1990年，鄧小平同志又提出上海浦東開發開放。從浦東開發開放以來，差不多也是10年時間，長江經濟帶進一步發展起來。長江經濟帶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之一，長江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條有著2000多公里內河航運的大河。長江經濟帶往西延伸，就是現在講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即從中國新疆一直到歐洲這條線。
因為這樣的“歷史巧合”，所以我們可以把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一帶一路”倡議結合起來。接下來，就可以進一步梳理和分析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十個“竅門”。其中，有六個“竅門”對相關國家的發展有參考價值，另外四個可以直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借鑑。
我從經濟發展角度介紹的這十個“竅門”，可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為什麼會成功的十條經驗。現在，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世界經濟處於相對衰退期。這一過程中的發展，特別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怎樣發展，需要結合各自的情況作具體分析和研究。
第一個“竅門”是理論創新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現在大家對這句話可能習以為常了。但當年講出這句話可不簡單，因為關係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的問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說：你們不要爭論，因為中國現在還不是馬克思講的那個社會主義，而是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然是初級階段，那市場經濟中的很多東西就可以用，同時我們也堅持了社會主義原則。
有人提出，中國現在搞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其實是一個錯誤理解，沒有考慮到中國最基本的土地制度。中國的土地是屬於國家和集體所有的：在農村，我們的土地不是私人的，而為集體所有；在城市，我們的土地是國家所有的。這一點，40年來沒有變過。所以，從基本的生產要素角度來看，中國現在堅持的還是社會主義，依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充分發展了的社會主義。
類似的理論創新還有很多。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乃至今天的繼續發展開闢了一條大路。
第二個“竅門”是人口紅利
1949年以來，中國人口生育率是很高的。到上世紀70年代後期，這些人的年紀差不多是二十幾歲，所以中國當時享有很大的人口紅利。現在，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年輕勞動力也很多，但它們還少了一條，那就是中國後面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在一段時間內帶來老人扶養係數的減少。於是，計劃生育政策和年輕勞動力多疊加在一起，使中國的人口紅利效應倍增。
現在，人口紅利在中國有逐步減少的跡象，用什麼來替代呢？那就是，要把我們的產業升級成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此外，中國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我們的東部、中部和西部發展處於不同階段。當東部勞動力成本偏高的時候，中西部還有很大發展機會。
第三個“竅門”是中國農村特有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中國農民有了勞動的積極性、生產的積極性。此前，中國搞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很多農民不願意幹活，因為看不到勞動成果怎麼歸自己。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土地是集體的，但30年的使用權交給農戶； 生產的東西上繳集體之外，多出來的那部分是自己的。
一些外國學者不明白，這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什麼意義？意義很大。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5年間中國農民的收入就有了顯著增長。中國有10億農民，如果每個農民一年增加幾百元收入，市場購買力就隨之增強。有了市場購買力，工廠就會加緊生產並開始盈利；工廠盈利了，就要對設備進行更新，重化工業發展也就有了基礎。
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改革起步的，農村改革使中國人有了貨幣購買力。這給今天帶來的啟示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要發展，就必須讓本國老百姓富起來。
第四個“竅門”是開放和改革
大家一直講改革開放，這裡為什麼要倒過來講開放改革？實際上，我們是通過開放來促進改革的。比如深圳，它首先是因為開放才帶來了改革。深圳離香港很近，它的開放很容易把市場機制引進來，由此來推動改革原來的體制。
進一步引申，中國改革為什麼會成功？在中國改革之前，蘇聯改革了，匈牙利改革了，波蘭改革了。為什麼這些國家的改革最終都沒有成功？因為它們的改革是封閉的改革，不是開放的改革，沒有真正引進市場機制。
進一步來看，中國的改革沒有在全國一下子推開，而是從沿海港口城市試點開始，從開放開始促進改革。這樣一來，就容易找到市場參數。也就是說，可以用市場績效來衡量改革成功與否。實踐反覆證明，改革涉及利益關係的調整，必須藉助市場機制的力量。
從大環境來說，我們也成功地趕上了世界經濟發展較好的時代，即世界經濟長週期的一個繁榮期。怎麼解釋繁榮期？戰後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很多產業，最早是在發達國家做起的，到成本競爭階段而不得不外移，這個時期正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好趕上了這個重要節點。
這裡想提一點，今天美國說中國經濟侵略它。其實，搞研究的人心裡很清楚，我們曾經有20多年對外資企業實行“超國民待遇”，如“兩免三減半”，即兩年免稅、三年減半徵稅。我們對外資企業的稅從來就沒有超過20%。正是因為這樣的優惠待遇，很多外資企業在中國形成了產業鏈。
對中國來說，對外開放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2.7億人口從農村來到城市，農村的規模經營也有所擴大，城市裡的消費同樣快速增長。但是，如果和跨國公司來比較利潤，我們得到的其實並不多。可見，中國的對外開放是讓大家共贏。所以，我不知道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怎麼得出“中國侵略了美國”這樣的結論。
第五個“竅門”是園區模式
40年間，中國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園區。從最早的特區到經濟技術開發區，再到後來的工業園區、出口加工區、保稅區、高新技術園區……可以說，中國城市的發展、製造業的發展是依託園區在發展的。
在近年來的考察中，我發現“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也有很多園區。為什麼發展中國家最初引進外資的時候都要搞園區？這是值得研究的。當然，它並不意味著所有地方搞園區都會成功。從經濟學的定義來說，園區是一種簡易的城市化模式。中國在1978年的時候，城市化係數是18.6%，即100個人中只有18.6個人住在城市。上海當時的城市建成區大約居住1100萬人口，但中心城區只有150平方公里。大量外資要來設廠，需要道路、水電等基礎設施配套。不可能憑空造一個城，最可行的辦法就是建造園區。園區裡面規劃好道路、水電，以此來滿足外資企業的需要。
第六個“竅門”是允許國有土地、集體土地轉讓使用權
大家如果對中國的發展有所瞭解，就會發現有一個現象比較奇怪：197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為什麼有錢去投資、去建設？這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允許國有土地、集體土地可以有償使用。這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學習的。
前幾年有個估算，從土地有償轉讓中，中國一共得到了30萬億元的建設資金。最好的案例是浦東開發開放。當時，中央沒有給上海多少錢，而上海每年還要交出去120億元，所以上海本身也沒有多少錢可以投到浦東新區的建設中。浦東新區的建設和深圳特區的建設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深圳一開始是小漁鎮，人口只有20萬，不需要向中央交出部分財政收入。那麼，浦東開發開放的第一筆錢從哪裡來？廣東是財政優惠政策，而上海用的是金融政策，其中第一筆本金的來源就是土地批租。
此後，上海逐步成立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外匯交易市場、黃金交易所、鑽石交易所、石油交易所等，金融要素都集聚在上海，就把金融逐步發展起來了。所以，上海現在成了金融中心。
第七個“竅門”是非均衡發展模式
通俗地講，就是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人的發展。中國最早的發展是從東部沿海開始的，因為相關區域的開放條件最好、運輸成本最低；東部發展了，再帶動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發展。這對今天“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我們可以從最有條件、安全性好、經濟成長性好、經濟位置比較重要的國家和城市先做起來，形成好的案例和示範，繼而推動整個“一帶一路”的建設。這也符合“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
當今世界，不能靠打貿易戰乃至戰爭來解決問題。這隻會讓人民的生活越來越艱難。中國的發展不只解決了13億人的溫飽問題，同時也帶來了世界經濟的繁榮。我們真誠地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帶動亞歐腹地乃至整個區域的發展，進而為世界經濟帶來新一輪繁榮。
第八個“竅門”是財政政策
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充滿活力，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中國採取了財政包乾制。由此，除了交給中央政府的固定部分之外，剩下的更多收入都歸地方。這賦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積極性。
但問題很快也來了，包乾制容易導致分散，中央政府對各地的統籌協調能力遭受影響。如果不能很好地協調地方，就會出現問題。於是，到了1994年，中國開始搞分稅制。
分稅制和財政包乾的區別在哪裡？簡單來說，分稅制就是地方收入增長、中央收入也在增長，因為是按照比例的。這樣一來，既保證了地方的積極性，又能讓中央財政隨著地方收入的增長而獲得增長。
現在來看，中國製造業的發展主要取決於三大因素：第一個因素是開放，特別是外資企業的大量進入。第二個因素就是實行分稅制，企業交稅可以進項抵扣。隨著稅負下降，企業發展變得更快。第三個因素是2000年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個放到後面講。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本土企業開始迅速成長起來。最重要的標誌就是，原來我們講跨國公司，一直認為只有發達國家的公司才有，但上世紀90年代後，中國冒出來了一大批本土的跨國公司。
不只是製造業，中國還在2012年開始對第三產業實行分稅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中國經濟保持了中高速增長。背後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當製造業的增長速度下降之時，第三產業的增速上來了。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始終保持在10%左右。這就為製造業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時間。
對此，可以用一個形象的說法來解釋：騎自行車不能騎得太慢。只有保持一定速度，才能真正駕馭自行車。在結構調整當中，由於第三產業得到發展，中國國內的消費力得以提升。最低的時候，中國百姓的消費率只佔總消費的38%，現在已增長至70%。從這個角度來看，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率已降得很低，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於國內消費。
第九個“竅門”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當初中國沒有加入關貿總協定，因為各個國家和中國談判的要價都很高。1995年，關貿總協定轉化為世界貿易組織後，又進行了一輪談判。中國政府判斷：如果再不進去，以後的開價可能會更高，所以還是克服種種困難順利加入了。當時，不少做研究的人感到比較悲觀，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的農業會垮掉。理由是，中國的一個農民只種幾畝地，跟美國的農場主不能相比；還有人提出，中國的汽車產業會垮掉。現在看來，這些擔憂是杞人憂天。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最快的。如果說沿海港口城市開放搞特區是第一步開放，那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是第二輪開放，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深化改革。我相信，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後，會迎來第三輪更為全面、更高質量的開放。
第十個“竅門”是漸進式改革，而不是激進的改革
這裡，可以把中國的改革和波蘭的改革作一下比較。當年，波蘭的改革是請美國的一個教授來作顧問的。這個美國人給波蘭設計的方案是價格改革一步到位。中國的改革卻不一樣，我們不講求“一步到位”，而堅持漸進式改革。用鄧小平同志的話來說，不知道這條河的深淺，就摸著石頭過河，把石頭踩準了就跨一步，踩不準就回來。“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改革的重要方法論。
改革開放最初為什麼不搞廣州特區，而要在深圳那個小地方設立特區？就是因為考慮安全性問題，試驗成功固然好，即便不成功，損失也不會太大。為什麼建浦東新區而不是搞上海新區，也是同樣的道理。這些都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具體彰顯。
在實踐過程中，我們還會不斷總結經驗。比如，中國人原先不怎麼懂得市場經濟。如果邁得太快，難免會犯大錯誤。通過40年的探索和比較，我們逐步積累了搞市場經濟的豐富經驗，進而得以從方法論上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中國改革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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