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很多上海元素的民國題材影視劇的緣故，造成了一個錯誤的印象，很多人會以為民國時代，尤其是上世紀30、40年代的上海人過的都是那種燈紅酒綠的摩登生活。其實，摩登上海只是事物的一面，貧民窟一般存在的上海也是事實，“一面是高樓大廈，資本主義式的建設；一面是貧民窟，破落骯髒，既無衛生可言，又無道路設備”。
摩登的上海
在當今這個時代，住房是壓在很多都市人身上的如山重負，高不可攀的房價和每月幾千塊的收入永遠是不成正比，在上海那個寸土寸金的魔都，更是如此。但是，在1949年之前的上海，除去少數資本和政治權貴，一般人，尤其是底層勞動者的住房條件更差。據權威統計，1949年初，上海人口達到了503萬，其中有419萬為市區人口，全市人均擁有住宅面積不足5平方米。
1949年之前，上海的住宅不僅人均數量少，而且質量也普遍不高。在所有住宅中，舊式的里弄佔了半數以上，新式的里弄和公寓佔不足四分之一。此外，還有多達300餘萬平方米的簡屋和棚戶，占上海所有住宅面積的近六分之一。譬如，地處閘北的蕃瓜弄是解放前上海棚戶區的典型。
蕃瓜弄的滾地龍
在蕃瓜弄裡，“滾地龍”是常見的搭建物。由茅草等材料搭建而成的“滾地龍”，通常只有半人高，大小隻能容下一張地鋪。而如此狹小的空間裡，有時卻要擠下一整戶人家的所有人，睡覺時根本無法翻身。此外，整個棚戶區的環境也極為髒亂，臭水溝、垃圾遍地，出行只有爛泥路，也沒有水、電等基本公共設施。
在舊上海，作為現代城市文明建設者的工人群體，他們的住房條件也是很差的。據統計，在1949年初，上海工人中有超過26萬人缺少住房，如果連帶家屬則共約105萬人缺房。在不同行業中，建築業職工人均只有2.14平方米的住房；工業、郵電等行業的職工也都在全市平均線之下，而工業部門中搪瓷業、商業部門中化工和交通運輸業職工，人均則只有1平方米左右。
民國上海水邊貧民窟
進入城市的工人，原本已經失去了在農村故鄉的土地和房屋，但在大上海，他們也不可能有一套屬於自己的住房，租住房屋對於工人來說，是解決住房問題的主要途徑，但是普遍居住環境惡劣。譬如，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中，那些紗廠的女工住的地方就被稱為“鴿子籠”。
居者有其屋，這是一個美好的夢想，但是在1949年之前的上海，是根本無法實現的。1949年解放之後，在新的政治環境之下，為工人提供適宜的居住條件，不僅是一個民生需要，也是一種政治正確。1950年，上海市政府所屬的工務局提出了在1951年籌建平民住宅的計劃，並由其下屬的都市計劃研究委員會討論了這一計劃。這個計劃的目的是建造一批新的住宅，“工人階級及一般必須在本市生活之貧民居住”。
50年代上海女工
在當時進行國家工業化建設的背景下，住宅區地理位置的考慮與今日有所不同，當時提倡住宅建造在“距工廠區不應太遠”，又“以近郊為宜”等符合當時需要的設想。受到當時北方老大哥鄰國模式的影響，我們理想中的工人住宅區不僅僅是一種居住模式，也是對居民從工作和生活兩方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落地實踐，“生產與生活高度合一”的超大型工業社區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1951年，在各項條件成熟之後，上海市明確提出了興建工人新村以改善工人住房條件的設想。這一年的4月，在上海市第二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上，那位喜歡戴著墨鏡的元帥市長提出了“有重點的修理和建設工人住宅”的設想，“以改進工廠及工人居住區的條件。”
曹楊新村
1951年3月，上海市有關方面開始了工人新村的選址工作。經過一番調研和比較，，最終選定工人集中、居住環境又差的滬西地區作為第一個建設工人新村的區域。在圈定了大致區域後，又經過一番論證之後，形成了《擬定普陀區曹楊村工人宿舍建設計劃初步總結》，從五處備選的地址中，選擇了中山北路以北，沿曹楊路以西的地塊作為具體的施工地點。
之所以會在此選址，是因為在開發前，這裡只有散佈的村落，又以農田和河流為主，故而空地多，可供開發的餘地大，達到了3000餘畝。而且，該地區周邊沒有大型工廠，故而環境較好，但又臨近工廠區，交通也較為方便。為工人提供可以居住的住宅，但又要服從於工業生產，這是當時工人新村建設的根本準則。
工人新村
與今天住宅戶型設計不同，當時那種借法於蘇聯的工人住宅區為工人家庭提供的是基本的生活環境，房屋戶型是非常小的。根據規劃，確定了大間（供三口以上家庭居住）15平方米，小間10平方米，以保證人均居住面積5平方米，同時，還計劃修建一所能容納12個班級的學校，公共澡堂、派出所、合作社、菜場、銀行、郵局等公共設施以及道路和溝渠等。
1951年9月，曹楊新村的建設工程正式啟動。儘管存在資金和建築材料等多種短缺限制，但是在那樣一個建設熱情被無限激發的年代，這些困難最終都被克服了，1952年4月，曹楊新村的房屋建設工作基本完工。5月，公用設施建設完工並通過驗收。至此，曹楊新村建設工程全面完工。工程共建成48幢兩層樓房，建築面積超過3萬平方米，共可容納1002戶居民。
曹楊新村
曹楊新村是上海，也是中國第一個工人新村，首批入住的都是普陀、閘北、長寧三個區各工廠的勞動模範和先進生產者，以及部分住房困難的老職工。工人新村這種住宅模式是特定年代的產物，職工 的家庭生活與工廠的生產融為一體，教化功能潛移默化地進入家庭和個人。
時過境遷，曹楊新村已然不是什麼高端住宅區，但也成為某種意義的地標，有著過去某個時代的印記。曹楊新村因為地處上海，所以至今依然處於繁華煥然之中，但是很多地處偏遠的工人新村如今已經淪為被人遺忘的破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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