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很多上海元素的民国题材影视剧的缘故，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很多人会以为民国时代，尤其是上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人过的都是那种灯红酒绿的摩登生活。其实，摩登上海只是事物的一面，贫民窟一般存在的上海也是事实，“一面是高楼大厦，资本主义式的建设；一面是贫民窟，破落肮脏，既无卫生可言，又无道路设备”。
摩登的上海
在当今这个时代，住房是压在很多都市人身上的如山重负，高不可攀的房价和每月几千块的收入永远是不成正比，在上海那个寸土寸金的魔都，更是如此。但是，在1949年之前的上海，除去少数资本和政治权贵，一般人，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住房条件更差。据权威统计，1949年初，上海人口达到了503万，其中有419万为市区人口，全市人均拥有住宅面积不足5平方米。
1949年之前，上海的住宅不仅人均数量少，而且质量也普遍不高。在所有住宅中，旧式的里弄占了半数以上，新式的里弄和公寓占不足四分之一。此外，还有多达300余万平方米的简屋和棚户，占上海所有住宅面积的近六分之一。譬如，地处闸北的蕃瓜弄是解放前上海棚户区的典型。
蕃瓜弄的滚地龙
在蕃瓜弄里，“滚地龙”是常见的搭建物。由茅草等材料搭建而成的“滚地龙”，通常只有半人高，大小只能容下一张地铺。而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有时却要挤下一整户人家的所有人，睡觉时根本无法翻身。此外，整个棚户区的环境也极为脏乱，臭水沟、垃圾遍地，出行只有烂泥路，也没有水、电等基本公共设施。
在旧上海，作为现代城市文明建设者的工人群体，他们的住房条件也是很差的。据统计，在1949年初，上海工人中有超过26万人缺少住房，如果连带家属则共约105万人缺房。在不同行业中，建筑业职工人均只有2.14平方米的住房；工业、邮电等行业的职工也都在全市平均线之下，而工业部门中搪瓷业、商业部门中化工和交通运输业职工，人均则只有1平方米左右。
民国上海水边贫民窟
进入城市的工人，原本已经失去了在农村故乡的土地和房屋，但在大上海，他们也不可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租住房屋对于工人来说，是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普遍居住环境恶劣。譬如，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中，那些纱厂的女工住的地方就被称为“鸽子笼”。
居者有其屋，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但是在1949年之前的上海，是根本无法实现的。1949年解放之后，在新的政治环境之下，为工人提供适宜的居住条件，不仅是一个民生需要，也是一种政治正确。1950年，上海市政府所属的工务局提出了在1951年筹建平民住宅的计划，并由其下属的都市计划研究委员会讨论了这一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建造一批新的住宅，“工人阶级及一般必须在本市生活之贫民居住”。
50年代上海女工
在当时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背景下，住宅区地理位置的考虑与今日有所不同，当时提倡住宅建造在“距工厂区不应太远”，又“以近郊为宜”等符合当时需要的设想。受到当时北方老大哥邻国模式的影响，我们理想中的工人住宅区不仅仅是一种居住模式，也是对居民从工作和生活两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落地实践，“生产与生活高度合一”的超大型工业社区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951年，在各项条件成熟之后，上海市明确提出了兴建工人新村以改善工人住房条件的设想。这一年的4月，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那位喜欢戴着墨镜的元帅市长提出了“有重点的修理和建设工人住宅”的设想，“以改进工厂及工人居住区的条件。”
曹杨新村
1951年3月，上海市有关方面开始了工人新村的选址工作。经过一番调研和比较，，最终选定工人集中、居住环境又差的沪西地区作为第一个建设工人新村的区域。在圈定了大致区域后，又经过一番论证之后，形成了《拟定普陀区曹杨村工人宿舍建设计划初步总结》，从五处备选的地址中，选择了中山北路以北，沿曹杨路以西的地块作为具体的施工地点。
之所以会在此选址，是因为在开发前，这里只有散布的村落，又以农田和河流为主，故而空地多，可供开发的余地大，达到了3000余亩。而且，该地区周边没有大型工厂，故而环境较好，但又临近工厂区，交通也较为方便。为工人提供可以居住的住宅，但又要服从于工业生产，这是当时工人新村建设的根本准则。
工人新村
与今天住宅户型设计不同，当时那种借法于苏联的工人住宅区为工人家庭提供的是基本的生活环境，房屋户型是非常小的。根据规划，确定了大间（供三口以上家庭居住）15平方米，小间10平方米，以保证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同时，还计划修建一所能容纳12个班级的学校，公共澡堂、派出所、合作社、菜场、银行、邮局等公共设施以及道路和沟渠等。
1951年9月，曹杨新村的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尽管存在资金和建筑材料等多种短缺限制，但是在那样一个建设热情被无限激发的年代，这些困难最终都被克服了，1952年4月，曹杨新村的房屋建设工作基本完工。5月，公用设施建设完工并通过验收。至此，曹杨新村建设工程全面完工。工程共建成48幢两层楼房，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共可容纳1002户居民。
曹杨新村
曹杨新村是上海，也是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首批入住的都是普陀、闸北、长宁三个区各工厂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以及部分住房困难的老职工。工人新村这种住宅模式是特定年代的产物，职工 的家庭生活与工厂的生产融为一体，教化功能潜移默化地进入家庭和个人。
时过境迁，曹杨新村已然不是什么高端住宅区，但也成为某种意义的地标，有着过去某个时代的印记。曹杨新村因为地处上海，所以至今依然处于繁华焕然之中，但是很多地处偏远的工人新村如今已经沦为被人遗忘的破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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