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一千多年前，唐代詩人杜牧用一首名叫《清明》的詩歌生動的描寫出清明天氣的常態。彷彿在神州大地，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只有下雨才是清明節祭奠親人該有的天氣，即便是那天沒有下雨，天也一定是陰沉的。不過，今年北京的清明節不只是下了雨，而且還是雨夾雪。這是我來京三十年來所不曾見過的。半夜深更，窗外淅瀝瀝的雨聲便把我從睡夢中驚醒，再也無法入眠了，於是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一個個已經離去的親人，尤其是母親。細細想來，她老人家離世已經九個年頭了。
母親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末生於川東鄉下一個原本殷實的小康之家。外公是一名頭腦精明的小作坊主，二十幾歲便依靠自己學來的燒窯手藝及省吃儉用攢下的本錢開起了自己的磚瓦窯廠，到三十幾歲時便擁有了兩間磚瓦窯廠和一間雜貨鋪，同時置辦下幾十畝田土。可惜因一場急症便在四十歲壯年撒手人寰。母親的家庭幾乎在一夜之間徹底敗落。磚瓦窯廠和雜貨鋪沒有人料理，自然就關了。原本外公應該掙下不少錢的，但偏偏在外公去世以後家裡沒見到多少錢。據母親後來回憶說，外公去世得非常匆忙，傍晚肚子疼雞叫頭遍就落了氣，一切的一切都未來得及交代清楚。那時候外公是不讓女人管錢的，家裡到底有沒有錢、有多少錢，外婆概不清楚。除外公之外，唯一的知情人便是外公請來的賬房先生，偏偏賬房先生在外公去世的第二天便不辭而別，渺無音訊。多年以後母親懷疑是不是賬房先生捲走了家裡的錢財，甚至是賬房先生見財起意暗地裡對外公下了黑手，但因時間久遠已經無從追查了。
外公去世之後留下的幾十畝田土因家裡缺少壯勞力無人耕種，家裡也無錢請長工打理，就只好陸續把田土賣了。一家人靠著賣地的錢勉強度過了頭兩年，但到第三年家裡就揭不開鍋了。經人介紹，人到中年從未出過遠門、且裹著一雙小腳的外婆不得不遠走三百里外的重慶，在一家紡織廠裡做了一名紡紗工。家裡留下母親、二姨、三姨和舅舅。母親說，那一年她十四歲，二姨十二歲，三姨十歲，而最小的舅舅只有五六歲。為了養活弟弟妹妹，母親便開始到一個名叫陳煤洞的煤窯挑煤炭賣。每天天不亮母親便出門了，瘦小的身軀隱沒在朦朦的夜色中，搖晃在崎嶇的山路上，翻過兩匹山走三十多里路到達陳煤洞，買到煤之後再原路返回，再走十五里小路挑到縣城西門的集市上去賣。母親說自己力氣小，每回只能挑五六十斤煤，每次掙不了幾個錢。每次賣完沒就趕緊在街上買點兒糧食，然後匆忙趕在正午之前回到家裡，弟弟妹妹還在家裡餓著肚子等米下鍋。很多時候母親在回家的路上餓得不行，但母親都捨不得花錢到路邊的小吃店吃點兒東西，實在餓得撐不住的時候就去幫小吃店摘菜洗碗，免費換得一個包子一碗稀粥墊墊肚皮。到了下午，母親還去幫其它人家幹活兒，以換取一點飯食。有一次母親給人挑糞下地時不慎摔了一跤，頭在石頭上磕得血流不止。母親從此便落下了睡不著覺的毛病。這種痛苦伴隨了母親的一生，一直到她離開人世。這樣的苦日子整整熬了兩年，其間二姨經人做媒到一戶下江人（抗日戰爭期間從長江中下游逃難到四川的人）家裡做了童養媳，最小的舅舅也進了養兒堂收，家裡只剩下母親和三姨，母親的日子才算好過了一些。母親這時十六歲，已經和父親訂了親，但擔心三姨沒人照顧一直不願出門。直到快要解放的時候，已在重慶重組家庭的外婆回到鄉下把三姨和舅舅帶到重慶之後，已經18歲的母親才被父親家派出的一頂小轎抬進了家門。
關於母親和父親的婚姻以及早年的婚姻生活我瞭解不多。母親先後生過六個孩子，但活下來的只有大姐、二姐、大哥和我。母親生我時已經三十八歲，所以我對母親和父親年輕時的生活情況基本上沒什麼概念。我只知道父親家和母親家有點兒親戚關係，我的婆婆和外公好像是堂兄妹，因為父親家裡也窮，所以婆婆便託媒人說下了這門親上加親的婚事。後來據我少年青年時代的觀察，母親和父親的婚姻其實和當時大多數婚姻一樣，談不上幸福也但不上不幸福，拌嘴打架的事是有的，但更多的是臨危相濟、相濡以沫。
從我能夠清晰記事開始，印象中的母親就是一個十分吃苦耐勞的人。她似乎永遠都在不停的勞動，永遠不知到什麼叫苦、什麼叫累。農村集體生產的時期，母親白天參加勞動，晚上回家還要洗衣做飯，女人該乾的活母親都幹了，而男人能幹的活母親似乎也一樣沒有拉下。母親還是一個養豬高手，除了正常參加集體勞動之外，還擔負起生產隊的養豬任務。後來農村包產到戶，母親不僅把地裡的活兒料理得利利落落，每年還在家裡喂出一頭三百來斤的大肥豬。每到臘月殺年豬的時候，全生產隊的人就指望我家養的肥豬過年。僅僅這一項，母親就為家裡每年掙下三四百元。全生產隊的人沒有不誇母親能幹的。因為母親能幹，加上父親以及當時輟學在家的大姐、二姐，家裡一下子有了四個壯勞力，所以在我記憶中的七十年代，我家每年年終結算時總能分到五六百多斤口糧和四十多元人民幣。這在當時那個年代，我們家算是生活過得去的人家。
除此之外，母親非常心靈手巧。布鞋、鞋底、鞋墊都會自己做，甚至還會手工縫製衣服。家裡大人小孩兒的布鞋都是母親一針一線親手做的。記得五歲的時候，鄰居一個小孩兒穿了件綠色的童裝。我很羨慕，母親便從街上買來白布到陳家灣的染坊染成草綠色，然後為我做了一件盤扣的布衫，高興得我穿在身上一個月都捨不得脫下來。大姐、二姐穿的藏青色花布衫，也是母親手工縫製的。母親買回白坯棉布和藏青色染料，先是在白坯補上用手捏成一朵梅花狀，用棉線緊緊捆紮起來，如此一朵一朵，再把扎滿梅花的棉布放進用熱水化開的染料缸裡浸泡一天一夜，然後把染成藏青色的棉布撈出來在太陽底下曬乾，再把一朵一朵的梅花拆線打開，一塊均勻分佈著一朵朵白色小梅花的花布就這樣製成了。又過幾天，大姐和二姐的身上便各自有了一件藏青色的花布衫。更絕的是，母親做鹹菜的技術也很高超。豆腐乳、水豆鼓、酶豆鼓、泡菜、幹鹹菜，幾乎沒有母親不會做的，而且味道特別好。直到現在，姊妹們有機會聚在一起，一說到做鹹菜，大家還對母親做的鹹菜讚不絕口。
和大多數傳統中國女性一樣，母親是一個心底十分善良的人。左鄰右舍不管有什麼困難，只要是能夠幫上的母親都會力所能及伸出援手。集體生產的時期，隊裡口糧不夠吃的人家大有人在，只要有人開口相借，母親幾乎沒有拒絕過。在母親去世後的葬禮上，鄰居胡毛兒還曾流著眼淚對我說母親是個好的人，那年如果不是母親借糧食給他，恐怕他們一家早就餓死了。一九七五年河南板橋水庫潰壩，一位河南人討飯來到村裡，母親二話不說就把剛剛煮熟的紅薯給河南人裝了半兜子。還有一年的冬天，不知從那裡來了一瘋女人在寒風中凍得瑟瑟發抖，善良的母親不僅把她請進家裡吃了一頓飽飯，臨走還拿了件舊棉襖給她披上。
在我看來，母親還是一位有一肚子故事的人。母親並不識字，我至今也不知道母親是從哪裡學到的那麼多的故事：《盤古開天地》、《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天仙配》、《牛郎織女》、《梁山伯與祝英臺》、《薛仁貴》、《薛丁山》、《樊梨花》、《範曾討飯》、《二十四個望娘灘》……多得不勝枚舉。很多故事現在看來母親的講述並不完整，但當時聽母親這些故事時，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小小的腦袋裡總是充滿了豐富的想像。一些故事，比如《範曾討飯》和《二十四個望娘灘》，我至今也沒能找到相關的出處。有時候，母親偶爾還會哼一些民間小調兒。有一首名叫《十想》的小調兒，講的是一個年輕女子經歷不幸的包辦婚姻，再對比自己姐姐幸福的婚姻，越想越覺哀怨絕望，最後上吊自殺的故事。母親哼著哼著便聲音哽咽眼角溼潤，而坐在一邊的我早已聽得淚流滿面……
因為不識字，母親從來不過問我的學習成績。大姐、二姐和哥哥上學時是否過問我不知道，至少從小學到高中，母親是沒有過問過我的學習成績的。但我認為這並不是母親不關心我的學習，相反我始終認為母親一直在用默默的勞作支持著我的學習。初中三年我在鎮上的中學讀書，每天早上5點從家裡出發走上十多里小路，七點趕到學校上早自習。三年裡母親每天都是凌晨3點起床為我準備早飯和中午飯。中午的午飯是裝在一個搪瓷缸裡，然後用一條毛巾包好以便保溫。冬天還要為我生一個灰籠（四川一帶冬天取暖的工具）。我們那時的學校教室是很少有玻璃窗戶的，冬天凜冽的寒風從窗外吹進來，同學們個個凍得縮脖子發抖，腳上、手上，甚至臉上長凍瘡都是常事。我可能是我們班裡從未長過凍瘡的人，細細想來，這真要感謝我的母親，感謝她每天精心為我準備的灰籠。晚上，母親好像總有幹不完的活兒，做飯、餵豬、洗衣、縫補、磨面、砍豬草，每晚都要幹到凌晨1點多鐘。有幾次我從睡夢裡醒過來，耳邊立即傳來噔噔噔的聲音，在萬籟俱寂的夜裡顯得十分特別。我起床循聲走到灶房門口，看到昏暗的煤油燈下，母親正神情專注地有節奏地一刀一刀砍著豬草。我上初中的三年，也許是母親一生中最辛苦的三年，三年裡母親每天的睡眠不會超過三個小時。因為過度的勞作，母親的手變得像乾枯的樹枝一般。冬天，母親的腳後跟總是裂開銅錢厚的口子，路出鮮紅的肉來。疼的時候，母親便找來一點兒豬油抹上。可以說，母親的辛苦我看在眼裡，記在心上。那時候，我在心裡暗暗發誓，我一定要努力學習，初中畢業考上中專，畢業工作後好好報答母親。
但生活的軌跡往往不會按照你的預期延伸。初中快要畢業的時候，教育部門突然下發了一個文件，規定畢業當年未滿十五歲的初中畢業生不能報告中專，只能報考高中。我想上箇中專儘快畢業工作報答母親的願望落空了。那段時間，父親的眼神非常凝重，而母親的眼神依然一如既往於平和中透著堅定，彷彿在說：兒子，沒關係考不了中專就上高中，大不了媽媽在辛苦幾年，咱們上大學······好在我以優異成績考入了一所省重點中學並被分到了重點班，兩年以後又以優異的成績被四川大學錄取。
大學畢業以後，意氣風發的我毅然選擇來到北京的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工作。記得當時也寫信回家徵求過父母的意見，但父母回信說去哪裡自己確定就行。拿到學校簽發的到北京單位報到的派遣書後，我回到家裡休息了一個月左右，之後便啟程前往北京報到。記得走出家門的那個早上，母親堅持要把握送到大馬路上，分手時還不忘叮囑我說：“明兒咯，北京好遠喔，你自己一個人在外，一定要學會照顧自己······”直到那一刻，望著母親憂慮的眼神，我才明白，其實母親是多麼不希望我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工作。父母回信說尊重我的選擇，其實並不代表他們沒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不願影響我的決定而已，只不過當時年輕的我沒有細心體會父母的心願。現在想來，這不能不說是我人生的一次遺憾或失誤吧。
從第一次拿到工資開始，我便每月定期給父母寄錢。母親說不需要我往家裡寄錢，要我自己好好存起來。但我認為是該我彙報父母的時候了。因為父母都不識字，一開始是把錢寄給當時還在縣畜牧局西門獸防站工作的么叔那裡由他轉交，么叔退休後便寄給已在縣畜牧局財計股做會計的堂弟轉交。每年的春節我都會回家過年，母親總是準備很多我喜歡的食物，甚至我小時候愛吃的炒胡豆、炒紅苕幹，母親都會準備好。幾年之後，父母開始為我的婚姻操心，在平常的書信往來中父母時不時會提到我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誰誰又結婚了。母親還託人給我介紹過高中老師的閨女和當時縣人大主任的女兒，但當時的我並沒有要回老家的打算，所以也就不了了之。再後來母親幾乎不再給我在老家張羅對象的事，但每年春節回家，母親還會有意無意間問到我的個人問題。有一年的春節，很少出遠門的母親竟然帶著我坐車到一百多里外的川東第一大廟梁山雙桂堂求籤許願。我明顯感覺到，隨著時間的推移，母親對我婚姻的期待越來越強烈和急迫了。
1993年的夏天，時年六十三歲的父親趕場回來的路上突然摔了一跤，再爬起來就無法正常走路了，一走腳下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樣東倒西歪，幸虧遇到同村村民的幫助才勉強回到了家裡。一開始在縣醫院按偏癱開方治療，一個月過去病症不僅沒有好轉，反而還有加重的跡象。於是轉到重慶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就診，發現父親已是肺癌晚期且已經轉移到頭部。住院治療已然沒有什麼意義，於是只好轉回家中靜養。又過了一個月，父親走完了他的生命里程。那時候沒有高鐵，接到哥哥打來的電報匆忙趕回家裡時，父親已經入土為安了。聽大姐和哥哥說，在給父親的入殮裝棺的時候，母親開始是沒有哭的，但當要把棺材蓋合上的瞬間，母親突然衝上去用手阻止了合蓋的行動，然後伸手在父親的臉頰拍了一巴掌，緊接著便趴在棺材上嚎啕大哭起來。唉，眼看這個與自己磕磕絆絆了一輩子、幾十年來同甘共苦的人就要永遠陰陽兩隔了，母親又怎能不傷心呢。有一段時間，母親經常獨自一人喃喃細語，和人講話的時候頭還會有輕微的搖晃。顯然，父親的去世給母親造成了很大的打擊。好在那時哥哥一家人雖然早和父母分了家，但還是住在一個屋簷下，侄兒侄女經常到母親那裡蹭飯吃，順便也陪奶奶說說話，母親才慢慢走出了父親去世的陰霾。漸漸地，村裡人又能看見母親的身影出現在田間地頭了。
那時母親已經六十歲。大姐、二姐、哥哥和我在父親園墳（按早老家的風俗，下葬的第三天要對新墳添土）的當天坐在一起商量過在父親去世之後如何安排母親的事，一致的意見是希望母親不要再下地幹活了，田土轉給哥哥耕種，我每月多給母親寄一些錢，大姐、二姐是出嫁的姑娘潑出去的水，願意給就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給一些。但母親不同意，說不願增加我們的負擔。不久在重慶供電局工作的三姨專程來到鄉下，勸說母親到重慶她那裡過，三姨說母親養育過她，她要負責母親的晚年。但母親到重慶住了不到三個月，就很快回到了鄉下，繼續種地、養豬、養雞。母親勞動了一輩子，她實在是清閒不下來，在三姨家裡沒呆多久就雙腳浮腫了。
父親去世對我影響也有很大。父親活著的時候沒有看到我結婚生子，不能說不是一大遺憾。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我愧對父親，也希望不要把這種遺憾留給母親。奈何戀愛、結婚不是買個東西那麼簡單，又是一晃六年過去，直到1999年我才終於有了女朋。當然我把這個消息第一個告訴了母親。2001年五月我結婚了，2002年的春節我便帶著愛人回到了老家。看到我和愛人雙雙走進院壩的那一刻，母親滿是皺紋的臉頓時舒展開來。她高高興興把我和愛人迎進家門，緊接著就從她的歇房屋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紅包塞到愛人手裡。那個春節期間，我向母親提出把她接到北京來住，但母親不同意，說家裡養著的豬、雞、狗都離不開他，侄子、侄女又是放學回來還要到她那裡吃飯，她走不開，你們自己把自己的日子過好了就行，叫我不要擔心她。
無疑，2002年的春節母親過得非常開心。但接下來接二連三的變故又給母親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就在2002年秋天，17歲的侄子在一場意外交通事故中夭折。2003年六十歲的舅舅又因肺癌去世。2004年就在我兒子出生後的一個月，大姐也因心臟病出發倒在了她正在買菜的菜市場裡，時年五十一歲。那時候，大哥在家裡裝了一部電話，在和母親的通話中我明顯感母親耳朵背了，不能很快聽清楚我的講話。我的母親真的老了，於是我又有了把她接到北京來住的想法。於是和愛人商量，以來京幫著照看剛剛出生的孫子為由，再次向母親發出了邀請。沒想到母親在電話裡頭很痛快的答應了，說不用我去接她，過幾天她就把家裡的雞、豬、糧食賣了來北京。然而十多天過去，母親那邊卻再無要來北京的音訊。打電話回去，母親沒有親自接電話，而是讓哥哥接電話說不想來北京了，除了原來“走不開”的理由外，又添了一個“怕氣候不適應”的理由。於是，把母親接到北京來住的計劃只好再次作罷。
大約在2004年的年底，突然接到二姐從老家打來的電話，說母親生了病了。母親原本不許二姐和哥哥告訴我的，但二姐想想還是應該把事情告訴我。我頓時驚呆了。原來母親是要打算來北京，已經把糧食和雞、豬都賣了，不料左手臂上突然長出個膿瘡，並在短短的幾天之內蔓延到了整個胳膊和後背，母親害怕到北京後轉染給孫子，便決定不來了。之後母親到鎮上的衛生院看過醫生，吃了很多藥也不見好轉。一個熟人介紹了一位江湖郎中，母親從那裡拿了幾副藥吃下，果然治好了母親身上的膿瘡。但母親卻出現了嚴重的腎萎縮和糖尿病症狀，嚴重的時候認不出人甚至突然暈倒。遠在廣東打工的二姐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即辭職回到老家照顧母親，我這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在我的印象中，母親的身體一直很好。至少從我清楚記事起，母親似乎沒有吃過藥、打過針，更不要說到醫院住過院。但母親的突然病倒，讓我一時難以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好在二姐在關鍵時刻站出來，承擔起了照顧母親的重擔，否則很難想象母親在與疾病搏鬥的同時將要忍受怎樣不堪的生活。母親的病只能靠藥物維持，生命隨時都會受到威脅。為了讓母親在有生之年看到孫子的樣子，我拍了很多兒子的照片寄回老家。2007年7月，我和愛人帶著剛過三歲的兒子回到老家。這時的母親白天只能長時間躺在床上，吃飯吃藥都要由二姐端到床頭，每天只有很短的時間在二姐的攙扶下到房前屋後走一走、坐一坐。母親說話已經口齒不清，精神也不是很好。我和愛人帶著兒子站在母親的床前，俯身告訴母親這是她孫子，母親只是看了一眼就輕輕微笑了一下，嘴裡嘟嚕的幾句便沉沉的睡過去了。二姐告訴我，這幾年母親的身體狀況一直每況愈下，能夠撐到什麼時候誰都說不清楚，於是商量著提前為母親做好棺材和壽衣。果然，2009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二姐打來電話告訴我，說母親上午已經去世了，讓我趕緊趕回老家。二姐的語氣有些急迫。按照二姐的描述，早上她給母親洗了臉擦了擦手，然後攙扶著母親起床走到屋外走了一會兒。母親說有點兒餓了，想喝點兒稀飯。二姐便把母親扶進屋裡安頓她躺下，然後就到灶房給母親煮稀飯。二姐把煮好的稀飯放涼一會兒，便端到床頭喂母親，發現母親似乎睡著了，就輕輕喚了一聲，但母親毫無反應。二姐又連續喚了幾次，情況依然如故，於是用手伸到母親的口鼻前，才發覺母親已經沒有了絲毫的鼻息，再用手一摸母親的手，早已冰涼了。就這樣，母親無聲無息的走了，享年七十九歲。
當天晚上我乘飛機回到重慶，已是凌晨一點多鐘。第二天坐了最早的長途班車回到縣城，接著又打了個摩的趕到鄉下家裡。離著老屋還有老遠的時候，我便看見我家院壩裡已經有很多人進進出出的忙碌著。等到一進院壩，我沒和任何人打招呼便直奔堂屋，剛到門口便一眼看見母親已經穿好壽衣，直挺挺的躺在兩根並在一起的長凳上。母親的身下，長明燈悠悠的亮著，燈芯燃燒的煙氣嫋嫋的飄在堂屋裡，散發著生菜油特有的香氣。頓時，我感到有什麼東西堵住了我的喉嚨。我一步跨進堂屋，就彷彿被人從背後在腿彎兒上猛地踹了一腳，雙腿一軟便跪在了母親的跟前，幾乎同時我聽到我的喉嚨咕嚕了一聲，一股熱流從胸腔裡噴湧而出，隨即又發出一陣撕心裂肺的痛哭······心情稍微平復之後，我抓住母親冰涼堅硬的手，仔細端詳著母親的臉，母親的眼睛微微閉著，彷彿累了小歇一會兒，神色依舊如我印象中的那樣平和、安詳。
按照川東一帶的喪葬習俗，人死之後要挑最近的日子下葬，如果沒有特殊的情況，一般不會超過三天。母親的喪事由家族中的長輩、我的么叔操持。按照么叔的安排，在我回家的當天下午，鑼鼓班、唱喪隊、陰陽師傅就被請到了家裡，村裡專門用來抬棺材的龍槓也被人扛進了院壩。陰陽師傅姓黃，論起來我們還是老表的關係。么叔把哥哥、我、黃老表叫在一起，商量哪天給母親下葬。黃老表拿出一本手抄的老黃曆翻了翻，然後神情專注的伸出右手掐指算了算，語氣堅定的說：么表叔、大老表、二老表，明天就是個合適的日子，就明天吧。么叔、哥哥和我都沒什麼意見，母親下葬的日時間就這樣定了下來。從下午開始，院壩裡便哀樂不斷，嗩吶聲、鑼鼓聲不時響起，陸續有親朋好友和鄉鄰來為母親弔喪，有人來回走動，也有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小聲議論著母親的往事，整個院壩的氣氛於悲傷之中又多了些許熱鬧。晚上十點開始，就是孝子為母親守夜的儀式。哥哥和我披麻戴孝跪在母親的靈前，唱喪隊的人每人拿著一本唱本一邊翻著書頁，一邊一人一段按接力的方式不停地唱著、喊著，循環往復，無止無休。沒有唱喪隊長的命令，我和大哥是不得擅自站起來的。一直到凌晨兩點多鐘才被允許站起來，我和哥哥已經在母親靈前跪了四個多小時，早已腰痠膝疼雙腿發麻，幾乎不能站立起來。於我來說，這或許是對我未在母親身邊盡孝的一種懲罰吧。
第二天，前來送葬的人一大早就聚集在我家的院壩裡。吃完早飯以後，一隊人把母親的身體小心翼翼的移進棺材裡，然後把棺材蓋合上釘好，又套好龍槓；另一隊人提前趕到昨天下午預先選好的墓地挖好墓坑。馬上就要出殯了，在陰陽黃老表的指揮下，送葬的人員全部披麻戴孝排列成隊，哥哥作為長子端著母親的靈牌站在第一位，其次是我舉著靈幡站在第二位，在後面依次是大姐夫、二姐、母親的侄男侄女以及孫子輩一大群孩子。看看時辰到了，黃老表一聲“走咯”，鞭炮聲、嗩吶聲、鑼鼓聲立時響起，八個精壯的漢子早已蹲下腰把龍槓放在肩上，聽到命令便一起直起身子，抬著母親的靈柩走出院壩，緩緩向母親的墓地走去······長長的出殯隊伍蜿蜒在窄窄的小道上、土坡上，哭喊聲、鞭炮聲、嗩吶聲、鑼鼓聲交織在一起，那個早晨的空氣充滿了無盡的哀傷。
母親的葬禮非常順利。吃完中午飯，大家都陸續散去，留下來的都是關係比較近一些的親戚。母親是入土為安了，但還有一些身後事需要處理。么叔把二姐、哥哥和我召集在一起，協商如何分擔母親喪葬費用，以及母親遺留財產的分配。喪葬費用的分配比較簡單，二姐不用出，我和哥哥各自承擔一半。房子呢，母親原來住的那幾間屋先由二姐居住，二姐不住留給哥哥。但令我沒有想到的是，母親居然生前攢下了一筆8700元的存款，存摺保管在哥哥手裡。根據么叔的提議，存款的一部分用來衝抵哥哥先前墊付的部分喪葬費用，如有結餘都留給二姐，算是對二姐五年來不辭辛勞照料母親的一種補償。至此，母親的喪事才算徹底處理完畢。
我很奇怪母親是怎樣存下這筆錢的，便私下裡問了二姐。二姐說，我以前寄給母親的錢，除一部分用以購買種子、化肥、農藥之外，剩下的錢全都存了起來，平常的開銷全靠自己養豬、賣雞蛋賺來的錢。這讓我十分感慨：原以為給母親寄錢也算一定程度上盡了自己的孝道，沒想到母親節儉如此。母親在乎的不是兒女給不給她錢、給她多少錢，甚至不是兒女是否陪伴在自己身邊；母親真正在乎的，是兒女們是不是都過得安好······
行文至此，我已熱淚盈眶。窗外，雨夾雪還在不停地下，沙沙的聲音如訴如泣。唉，母親，您是如此的純粹、平凡而又偉大！如果有來世，我還做您的兒子！
圖：本文作者董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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