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杜牧用一首名叫《清明》的诗歌生动的描写出清明天气的常态。仿佛在神州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下雨才是清明节祭奠亲人该有的天气，即便是那天没有下雨，天也一定是阴沉的。不过，今年北京的清明节不只是下了雨，而且还是雨夹雪。这是我来京三十年来所不曾见过的。半夜深更，窗外淅沥沥的雨声便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再也无法入眠了，于是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一个个已经离去的亲人，尤其是母亲。细细想来，她老人家离世已经九个年头了。
母亲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生于川东乡下一个原本殷实的小康之家。外公是一名头脑精明的小作坊主，二十几岁便依靠自己学来的烧窑手艺及省吃俭用攒下的本钱开起了自己的砖瓦窑厂，到三十几岁时便拥有了两间砖瓦窑厂和一间杂货铺，同时置办下几十亩田土。可惜因一场急症便在四十岁壮年撒手人寰。母亲的家庭几乎在一夜之间彻底败落。砖瓦窑厂和杂货铺没有人料理，自然就关了。原本外公应该挣下不少钱的，但偏偏在外公去世以后家里没见到多少钱。据母亲后来回忆说，外公去世得非常匆忙，傍晚肚子疼鸡叫头遍就落了气，一切的一切都未来得及交代清楚。那时候外公是不让女人管钱的，家里到底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外婆概不清楚。除外公之外，唯一的知情人便是外公请来的账房先生，偏偏账房先生在外公去世的第二天便不辞而别，渺无音讯。多年以后母亲怀疑是不是账房先生卷走了家里的钱财，甚至是账房先生见财起意暗地里对外公下了黑手，但因时间久远已经无从追查了。
外公去世之后留下的几十亩田土因家里缺少壮劳力无人耕种，家里也无钱请长工打理，就只好陆续把田土卖了。一家人靠着卖地的钱勉强度过了头两年，但到第三年家里就揭不开锅了。经人介绍，人到中年从未出过远门、且裹着一双小脚的外婆不得不远走三百里外的重庆，在一家纺织厂里做了一名纺纱工。家里留下母亲、二姨、三姨和舅舅。母亲说，那一年她十四岁，二姨十二岁，三姨十岁，而最小的舅舅只有五六岁。为了养活弟弟妹妹，母亲便开始到一个名叫陈煤洞的煤窑挑煤炭卖。每天天不亮母亲便出门了，瘦小的身躯隐没在朦朦的夜色中，摇晃在崎岖的山路上，翻过两匹山走三十多里路到达陈煤洞，买到煤之后再原路返回，再走十五里小路挑到县城西门的集市上去卖。母亲说自己力气小，每回只能挑五六十斤煤，每次挣不了几个钱。每次卖完没就赶紧在街上买点儿粮食，然后匆忙赶在正午之前回到家里，弟弟妹妹还在家里饿着肚子等米下锅。很多时候母亲在回家的路上饿得不行，但母亲都舍不得花钱到路边的小吃店吃点儿东西，实在饿得撑不住的时候就去帮小吃店摘菜洗碗，免费换得一个包子一碗稀粥垫垫肚皮。到了下午，母亲还去帮其它人家干活儿，以换取一点饭食。有一次母亲给人挑粪下地时不慎摔了一跤，头在石头上磕得血流不止。母亲从此便落下了睡不着觉的毛病。这种痛苦伴随了母亲的一生，一直到她离开人世。这样的苦日子整整熬了两年，其间二姨经人做媒到一户下江人（抗日战争期间从长江中下游逃难到四川的人）家里做了童养媳，最小的舅舅也进了养儿堂收，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三姨，母亲的日子才算好过了一些。母亲这时十六岁，已经和父亲订了亲，但担心三姨没人照顾一直不愿出门。直到快要解放的时候，已在重庆重组家庭的外婆回到乡下把三姨和舅舅带到重庆之后，已经18岁的母亲才被父亲家派出的一顶小轿抬进了家门。
关于母亲和父亲的婚姻以及早年的婚姻生活我了解不多。母亲先后生过六个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大姐、二姐、大哥和我。母亲生我时已经三十八岁，所以我对母亲和父亲年轻时的生活情况基本上没什么概念。我只知道父亲家和母亲家有点儿亲戚关系，我的婆婆和外公好像是堂兄妹，因为父亲家里也穷，所以婆婆便托媒人说下了这门亲上加亲的婚事。后来据我少年青年时代的观察，母亲和父亲的婚姻其实和当时大多数婚姻一样，谈不上幸福也但不上不幸福，拌嘴打架的事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临危相济、相濡以沫。
从我能够清晰记事开始，印象中的母亲就是一个十分吃苦耐劳的人。她似乎永远都在不停的劳动，永远不知到什么叫苦、什么叫累。农村集体生产的时期，母亲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回家还要洗衣做饭，女人该干的活母亲都干了，而男人能干的活母亲似乎也一样没有拉下。母亲还是一个养猪高手，除了正常参加集体劳动之外，还担负起生产队的养猪任务。后来农村包产到户，母亲不仅把地里的活儿料理得利利落落，每年还在家里喂出一头三百来斤的大肥猪。每到腊月杀年猪的时候，全生产队的人就指望我家养的肥猪过年。仅仅这一项，母亲就为家里每年挣下三四百元。全生产队的人没有不夸母亲能干的。因为母亲能干，加上父亲以及当时辍学在家的大姐、二姐，家里一下子有了四个壮劳力，所以在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我家每年年终结算时总能分到五六百多斤口粮和四十多元人民币。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们家算是生活过得去的人家。
除此之外，母亲非常心灵手巧。布鞋、鞋底、鞋垫都会自己做，甚至还会手工缝制衣服。家里大人小孩儿的布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做的。记得五岁的时候，邻居一个小孩儿穿了件绿色的童装。我很羡慕，母亲便从街上买来白布到陈家湾的染坊染成草绿色，然后为我做了一件盘扣的布衫，高兴得我穿在身上一个月都舍不得脱下来。大姐、二姐穿的藏青色花布衫，也是母亲手工缝制的。母亲买回白坯棉布和藏青色染料，先是在白坯补上用手捏成一朵梅花状，用棉线紧紧捆扎起来，如此一朵一朵，再把扎满梅花的棉布放进用热水化开的染料缸里浸泡一天一夜，然后把染成藏青色的棉布捞出来在太阳底下晒干，再把一朵一朵的梅花拆线打开，一块均匀分布着一朵朵白色小梅花的花布就这样制成了。又过几天，大姐和二姐的身上便各自有了一件藏青色的花布衫。更绝的是，母亲做咸菜的技术也很高超。豆腐乳、水豆鼓、酶豆鼓、泡菜、干咸菜，几乎没有母亲不会做的，而且味道特别好。直到现在，姊妹们有机会聚在一起，一说到做咸菜，大家还对母亲做的咸菜赞不绝口。
和大多数传统中国女性一样，母亲是一个心底十分善良的人。左邻右舍不管有什么困难，只要是能够帮上的母亲都会力所能及伸出援手。集体生产的时期，队里口粮不够吃的人家大有人在，只要有人开口相借，母亲几乎没有拒绝过。在母亲去世后的葬礼上，邻居胡毛儿还曾流着眼泪对我说母亲是个好的人，那年如果不是母亲借粮食给他，恐怕他们一家早就饿死了。一九七五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一位河南人讨饭来到村里，母亲二话不说就把刚刚煮熟的红薯给河南人装了半兜子。还有一年的冬天，不知从那里来了一疯女人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善良的母亲不仅把她请进家里吃了一顿饱饭，临走还拿了件旧棉袄给她披上。
在我看来，母亲还是一位有一肚子故事的人。母亲并不识字，我至今也不知道母亲是从哪里学到的那么多的故事：《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天仙配》、《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薛仁贵》、《薛丁山》、《樊梨花》、《范曾讨饭》、《二十四个望娘滩》……多得不胜枚举。很多故事现在看来母亲的讲述并不完整，但当时听母亲这些故事时，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小小的脑袋里总是充满了丰富的想像。一些故事，比如《范曾讨饭》和《二十四个望娘滩》，我至今也没能找到相关的出处。有时候，母亲偶尔还会哼一些民间小调儿。有一首名叫《十想》的小调儿，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经历不幸的包办婚姻，再对比自己姐姐幸福的婚姻，越想越觉哀怨绝望，最后上吊自杀的故事。母亲哼着哼着便声音哽咽眼角湿润，而坐在一边的我早已听得泪流满面……
因为不识字，母亲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成绩。大姐、二姐和哥哥上学时是否过问我不知道，至少从小学到高中，母亲是没有过问过我的学习成绩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母亲不关心我的学习，相反我始终认为母亲一直在用默默的劳作支持着我的学习。初中三年我在镇上的中学读书，每天早上5点从家里出发走上十多里小路，七点赶到学校上早自习。三年里母亲每天都是凌晨3点起床为我准备早饭和中午饭。中午的午饭是装在一个搪瓷缸里，然后用一条毛巾包好以便保温。冬天还要为我生一个灰笼（四川一带冬天取暖的工具）。我们那时的学校教室是很少有玻璃窗户的，冬天凛冽的寒风从窗外吹进来，同学们个个冻得缩脖子发抖，脚上、手上，甚至脸上长冻疮都是常事。我可能是我们班里从未长过冻疮的人，细细想来，这真要感谢我的母亲，感谢她每天精心为我准备的灰笼。晚上，母亲好像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做饭、喂猪、洗衣、缝补、磨面、砍猪草，每晚都要干到凌晨1点多钟。有几次我从睡梦里醒过来，耳边立即传来噔噔噔的声音，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显得十分特别。我起床循声走到灶房门口，看到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正神情专注地有节奏地一刀一刀砍着猪草。我上初中的三年，也许是母亲一生中最辛苦的三年，三年里母亲每天的睡眠不会超过三个小时。因为过度的劳作，母亲的手变得像干枯的树枝一般。冬天，母亲的脚后跟总是裂开铜钱厚的口子，路出鲜红的肉来。疼的时候，母亲便找来一点儿猪油抹上。可以说，母亲的辛苦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那时候，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初中毕业考上中专，毕业工作后好好报答母亲。
但生活的轨迹往往不会按照你的预期延伸。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教育部门突然下发了一个文件，规定毕业当年未满十五岁的初中毕业生不能报告中专，只能报考高中。我想上个中专尽快毕业工作报答母亲的愿望落空了。那段时间，父亲的眼神非常凝重，而母亲的眼神依然一如既往于平和中透着坚定，仿佛在说：儿子，没关系考不了中专就上高中，大不了妈妈在辛苦几年，咱们上大学······好在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一所省重点中学并被分到了重点班，两年以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四川大学录取。
大学毕业以后，意气风发的我毅然选择来到北京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记得当时也写信回家征求过父母的意见，但父母回信说去哪里自己确定就行。拿到学校签发的到北京单位报到的派遣书后，我回到家里休息了一个月左右，之后便启程前往北京报到。记得走出家门的那个早上，母亲坚持要把握送到大马路上，分手时还不忘叮嘱我说：“明儿咯，北京好远喔，你自己一个人在外，一定要学会照顾自己······”直到那一刻，望着母亲忧虑的眼神，我才明白，其实母亲是多么不希望我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工作。父母回信说尊重我的选择，其实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不愿影响我的决定而已，只不过当时年轻的我没有细心体会父母的心愿。现在想来，这不能不说是我人生的一次遗憾或失误吧。
从第一次拿到工资开始，我便每月定期给父母寄钱。母亲说不需要我往家里寄钱，要我自己好好存起来。但我认为是该我汇报父母的时候了。因为父母都不识字，一开始是把钱寄给当时还在县畜牧局西门兽防站工作的幺叔那里由他转交，幺叔退休后便寄给已在县畜牧局财计股做会计的堂弟转交。每年的春节我都会回家过年，母亲总是准备很多我喜欢的食物，甚至我小时候爱吃的炒胡豆、炒红苕干，母亲都会准备好。几年之后，父母开始为我的婚姻操心，在平常的书信往来中父母时不时会提到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谁谁又结婚了。母亲还托人给我介绍过高中老师的闺女和当时县人大主任的女儿，但当时的我并没有要回老家的打算，所以也就不了了之。再后来母亲几乎不再给我在老家张罗对象的事，但每年春节回家，母亲还会有意无意间问到我的个人问题。有一年的春节，很少出远门的母亲竟然带着我坐车到一百多里外的川东第一大庙梁山双桂堂求签许愿。我明显感觉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对我婚姻的期待越来越强烈和急迫了。
1993年的夏天，时年六十三岁的父亲赶场回来的路上突然摔了一跤，再爬起来就无法正常走路了，一走脚下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东倒西歪，幸亏遇到同村村民的帮助才勉强回到了家里。一开始在县医院按偏瘫开方治疗，一个月过去病症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还有加重的迹象。于是转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就诊，发现父亲已是肺癌晚期且已经转移到头部。住院治疗已然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只好转回家中静养。又过了一个月，父亲走完了他的生命里程。那时候没有高铁，接到哥哥打来的电报匆忙赶回家里时，父亲已经入土为安了。听大姐和哥哥说，在给父亲的入殓装棺的时候，母亲开始是没有哭的，但当要把棺材盖合上的瞬间，母亲突然冲上去用手阻止了合盖的行动，然后伸手在父亲的脸颊拍了一巴掌，紧接着便趴在棺材上嚎啕大哭起来。唉，眼看这个与自己磕磕绊绊了一辈子、几十年来同甘共苦的人就要永远阴阳两隔了，母亲又怎能不伤心呢。有一段时间，母亲经常独自一人喃喃细语，和人讲话的时候头还会有轻微的摇晃。显然，父亲的去世给母亲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好在那时哥哥一家人虽然早和父母分了家，但还是住在一个屋檐下，侄儿侄女经常到母亲那里蹭饭吃，顺便也陪奶奶说说话，母亲才慢慢走出了父亲去世的阴霾。渐渐地，村里人又能看见母亲的身影出现在田间地头了。
那时母亲已经六十岁。大姐、二姐、哥哥和我在父亲园坟（按早老家的风俗，下葬的第三天要对新坟添土）的当天坐在一起商量过在父亲去世之后如何安排母亲的事，一致的意见是希望母亲不要再下地干活了，田土转给哥哥耕种，我每月多给母亲寄一些钱，大姐、二姐是出嫁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愿意给就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一些。但母亲不同意，说不愿增加我们的负担。不久在重庆供电局工作的三姨专程来到乡下，劝说母亲到重庆她那里过，三姨说母亲养育过她，她要负责母亲的晚年。但母亲到重庆住了不到三个月，就很快回到了乡下，继续种地、养猪、养鸡。母亲劳动了一辈子，她实在是清闲不下来，在三姨家里没呆多久就双脚浮肿了。
父亲去世对我影响也有很大。父亲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我结婚生子，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愧对父亲，也希望不要把这种遗憾留给母亲。奈何恋爱、结婚不是买个东西那么简单，又是一晃六年过去，直到1999年我才终于有了女朋。当然我把这个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母亲。2001年五月我结婚了，2002年的春节我便带着爱人回到了老家。看到我和爱人双双走进院坝的那一刻，母亲满是皱纹的脸顿时舒展开来。她高高兴兴把我和爱人迎进家门，紧接着就从她的歇房屋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红包塞到爱人手里。那个春节期间，我向母亲提出把她接到北京来住，但母亲不同意，说家里养着的猪、鸡、狗都离不开他，侄子、侄女又是放学回来还要到她那里吃饭，她走不开，你们自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叫我不要担心她。
无疑，2002年的春节母亲过得非常开心。但接下来接二连三的变故又给母亲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就在2002年秋天，17岁的侄子在一场意外交通事故中夭折。2003年六十岁的舅舅又因肺癌去世。2004年就在我儿子出生后的一个月，大姐也因心脏病出发倒在了她正在买菜的菜市场里，时年五十一岁。那时候，大哥在家里装了一部电话，在和母亲的通话中我明显感母亲耳朵背了，不能很快听清楚我的讲话。我的母亲真的老了，于是我又有了把她接到北京来住的想法。于是和爱人商量，以来京帮着照看刚刚出生的孙子为由，再次向母亲发出了邀请。没想到母亲在电话里头很痛快的答应了，说不用我去接她，过几天她就把家里的鸡、猪、粮食卖了来北京。然而十多天过去，母亲那边却再无要来北京的音讯。打电话回去，母亲没有亲自接电话，而是让哥哥接电话说不想来北京了，除了原来“走不开”的理由外，又添了一个“怕气候不适应”的理由。于是，把母亲接到北京来住的计划只好再次作罢。
大约在2004年的年底，突然接到二姐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生了病了。母亲原本不许二姐和哥哥告诉我的，但二姐想想还是应该把事情告诉我。我顿时惊呆了。原来母亲是要打算来北京，已经把粮食和鸡、猪都卖了，不料左手臂上突然长出个脓疮，并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蔓延到了整个胳膊和后背，母亲害怕到北京后转染给孙子，便决定不来了。之后母亲到镇上的卫生院看过医生，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转。一个熟人介绍了一位江湖郎中，母亲从那里拿了几副药吃下，果然治好了母亲身上的脓疮。但母亲却出现了严重的肾萎缩和糖尿病症状，严重的时候认不出人甚至突然晕倒。远在广东打工的二姐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辞职回到老家照顾母亲，我这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好。至少从我清楚记事起，母亲似乎没有吃过药、打过针，更不要说到医院住过院。但母亲的突然病倒，让我一时难以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好在二姐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承担起了照顾母亲的重担，否则很难想象母亲在与疾病搏斗的同时将要忍受怎样不堪的生活。母亲的病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为了让母亲在有生之年看到孙子的样子，我拍了很多儿子的照片寄回老家。2007年7月，我和爱人带着刚过三岁的儿子回到老家。这时的母亲白天只能长时间躺在床上，吃饭吃药都要由二姐端到床头，每天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二姐的搀扶下到房前屋后走一走、坐一坐。母亲说话已经口齿不清，精神也不是很好。我和爱人带着儿子站在母亲的床前，俯身告诉母亲这是她孙子，母亲只是看了一眼就轻轻微笑了一下，嘴里嘟噜的几句便沉沉的睡过去了。二姐告诉我，这几年母亲的身体状况一直每况愈下，能够撑到什么时候谁都说不清楚，于是商量着提前为母亲做好棺材和寿衣。果然，2009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二姐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母亲上午已经去世了，让我赶紧赶回老家。二姐的语气有些急迫。按照二姐的描述，早上她给母亲洗了脸擦了擦手，然后搀扶着母亲起床走到屋外走了一会儿。母亲说有点儿饿了，想喝点儿稀饭。二姐便把母亲扶进屋里安顿她躺下，然后就到灶房给母亲煮稀饭。二姐把煮好的稀饭放凉一会儿，便端到床头喂母亲，发现母亲似乎睡着了，就轻轻唤了一声，但母亲毫无反应。二姐又连续唤了几次，情况依然如故，于是用手伸到母亲的口鼻前，才发觉母亲已经没有了丝毫的鼻息，再用手一摸母亲的手，早已冰凉了。就这样，母亲无声无息的走了，享年七十九岁。
当天晚上我乘飞机回到重庆，已是凌晨一点多钟。第二天坐了最早的长途班车回到县城，接着又打了个摩的赶到乡下家里。离着老屋还有老远的时候，我便看见我家院坝里已经有很多人进进出出的忙碌着。等到一进院坝，我没和任何人打招呼便直奔堂屋，刚到门口便一眼看见母亲已经穿好寿衣，直挺挺的躺在两根并在一起的长凳上。母亲的身下，长明灯悠悠的亮着，灯芯燃烧的烟气袅袅的飘在堂屋里，散发着生菜油特有的香气。顿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的喉咙。我一步跨进堂屋，就仿佛被人从背后在腿弯儿上猛地踹了一脚，双腿一软便跪在了母亲的跟前，几乎同时我听到我的喉咙咕噜了一声，一股热流从胸腔里喷涌而出，随即又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心情稍微平复之后，我抓住母亲冰凉坚硬的手，仔细端详着母亲的脸，母亲的眼睛微微闭着，仿佛累了小歇一会儿，神色依旧如我印象中的那样平和、安详。
按照川东一带的丧葬习俗，人死之后要挑最近的日子下葬，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一般不会超过三天。母亲的丧事由家族中的长辈、我的幺叔操持。按照幺叔的安排，在我回家的当天下午，锣鼓班、唱丧队、阴阳师傅就被请到了家里，村里专门用来抬棺材的龙杠也被人扛进了院坝。阴阳师傅姓黄，论起来我们还是老表的关系。幺叔把哥哥、我、黄老表叫在一起，商量哪天给母亲下葬。黄老表拿出一本手抄的老黄历翻了翻，然后神情专注的伸出右手掐指算了算，语气坚定的说：幺表叔、大老表、二老表，明天就是个合适的日子，就明天吧。幺叔、哥哥和我都没什么意见，母亲下葬的日时间就这样定了下来。从下午开始，院坝里便哀乐不断，唢呐声、锣鼓声不时响起，陆续有亲朋好友和乡邻来为母亲吊丧，有人来回走动，也有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小声议论着母亲的往事，整个院坝的气氛于悲伤之中又多了些许热闹。晚上十点开始，就是孝子为母亲守夜的仪式。哥哥和我披麻戴孝跪在母亲的灵前，唱丧队的人每人拿着一本唱本一边翻着书页，一边一人一段按接力的方式不停地唱着、喊着，循环往复，无止无休。没有唱丧队长的命令，我和大哥是不得擅自站起来的。一直到凌晨两点多钟才被允许站起来，我和哥哥已经在母亲灵前跪了四个多小时，早已腰酸膝疼双腿发麻，几乎不能站立起来。于我来说，这或许是对我未在母亲身边尽孝的一种惩罚吧。
第二天，前来送葬的人一大早就聚集在我家的院坝里。吃完早饭以后，一队人把母亲的身体小心翼翼的移进棺材里，然后把棺材盖合上钉好，又套好龙杠；另一队人提前赶到昨天下午预先选好的墓地挖好墓坑。马上就要出殡了，在阴阳黄老表的指挥下，送葬的人员全部披麻戴孝排列成队，哥哥作为长子端着母亲的灵牌站在第一位，其次是我举着灵幡站在第二位，在后面依次是大姐夫、二姐、母亲的侄男侄女以及孙子辈一大群孩子。看看时辰到了，黄老表一声“走咯”，鞭炮声、唢呐声、锣鼓声立时响起，八个精壮的汉子早已蹲下腰把龙杠放在肩上，听到命令便一起直起身子，抬着母亲的灵柩走出院坝，缓缓向母亲的墓地走去······长长的出殡队伍蜿蜒在窄窄的小道上、土坡上，哭喊声、鞭炮声、唢呐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那个早晨的空气充满了无尽的哀伤。
母亲的葬礼非常顺利。吃完中午饭，大家都陆续散去，留下来的都是关系比较近一些的亲戚。母亲是入土为安了，但还有一些身后事需要处理。幺叔把二姐、哥哥和我召集在一起，协商如何分担母亲丧葬费用，以及母亲遗留财产的分配。丧葬费用的分配比较简单，二姐不用出，我和哥哥各自承担一半。房子呢，母亲原来住的那几间屋先由二姐居住，二姐不住留给哥哥。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居然生前攒下了一笔8700元的存款，存折保管在哥哥手里。根据幺叔的提议，存款的一部分用来冲抵哥哥先前垫付的部分丧葬费用，如有结余都留给二姐，算是对二姐五年来不辞辛劳照料母亲的一种补偿。至此，母亲的丧事才算彻底处理完毕。
我很奇怪母亲是怎样存下这笔钱的，便私下里问了二姐。二姐说，我以前寄给母亲的钱，除一部分用以购买种子、化肥、农药之外，剩下的钱全都存了起来，平常的开销全靠自己养猪、卖鸡蛋赚来的钱。这让我十分感慨：原以为给母亲寄钱也算一定程度上尽了自己的孝道，没想到母亲节俭如此。母亲在乎的不是儿女给不给她钱、给她多少钱，甚至不是儿女是否陪伴在自己身边；母亲真正在乎的，是儿女们是不是都过得安好······
行文至此，我已热泪盈眶。窗外，雨夹雪还在不停地下，沙沙的声音如诉如泣。唉，母亲，您是如此的纯粹、平凡而又伟大！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您的儿子！
图：本文作者董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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