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於2017年終顯亮色，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首次實現明顯同步復甦。2018年年初至今，世界經濟仍處上行週期，各國發展經濟的信心不斷增強。但值此全球經濟增長基礎尚待鞏固之際，美國挑起中美經貿摩擦，將世界經濟拖到了危險的十字路口。
今年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10週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逾20週年，世界經濟剛剛邁入上行週期，美國挑起的中美經貿摩擦，將世界經濟又拖到了危險的十字路口。舊傷未愈，又添新憂，考驗著世界經濟復甦的韌性，並將見證“美國優先”還是“合作共贏”才是國際社會共識和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向。
國際經濟形勢評估
世界經濟延續去年的復甦態勢，同步增長勢頭良好。多家國際機構和投行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增速將與2017年持平或略高。2018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增速達3.8%，創下2011年以來最快增速，預計今、明兩年世界經濟增速都將達到3.9%。其中，發達經濟體2018年增速預計為2.5%，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為4.9%。較早前，經合組織預計今年世界經濟增速3.7%；高盛集團、摩根大通、瑞士信貸、德意志銀行、巴克萊銀行等均持樂觀態度，預測今年增速介於3.7%~4%之間；世界銀行、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預測較為保守，分別為2.9%、3.0%。法國興業銀行認為，全球經濟就增速而言處在10年來最佳狀態。
IMF最新預測，美國今年經濟增速2.9%，較去年的2.3%顯著提升；歐元區從去年2.3%升至今年的2.4%；發達國家中，日本、英國和加拿大今年增速分別為1.2%、1.6%和2.1%，均低於去年的1.7%、1.8%和3.0%。今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有望達到77%，較2017年上升兩個百分點。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穩步回升的帶動，2017年拉美經濟增長1.3%，雖與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仍有差距，但總算扭轉連續6年的下行頹勢，預計今年將增長2.0%。因土耳其增長放緩，新興歐洲增速較去年下降1.5個百分點至4.3%，成為唯一經濟放緩的新興區域。
世界經濟增長動能強化，週期性因素明顯。多家投行認為，目前全球可能正處在新一輪朱格拉週期（8~10年，受設備更替和資本支出驅動）的起點。從歷史上來看，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朱格拉週期保持著較強的同步性。去年以來，美國、日本等經濟體設備投資增速回升。美國、日本、歐洲的居民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修復，當前槓桿率處於或低於歷史平均水平。週期性的政策刺激也是推動全球經濟復甦的關鍵力量。前兩年全球央行開始的新一輪同步寬鬆和各國財政政策轉向寬鬆，為全球經濟提供了寬鬆的信貸環境和總需求擴張，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逐漸顯現。
各國競推經濟改革，加大結構性調整力度，重塑比較優勢。美國能源政策改革、放鬆金融監管以及去年年底通過稅改立法將對美及世界經濟產生影響。法國啟動五年期大規模投資計劃，推進勞動力市場。印度著手統一商品與服務稅改革，並重組銀行資產。拉美國家長期以來勞動力、資本、全要素生產率未有效配置；失業率高達9.2%，大量勞動力閒置；現代服務業、高端製造業發展滯後。在去年貿易增長拉動下，拉美國家政府財政收入提高，阿根廷財政赤字率下降，墨西哥實現了財政盈餘，地區整體通脹飆升趨勢得到遏制。目前，拉美私人消費和投資趨強，主要國家正制定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為經濟結構轉型做好人才儲備。2017年，俄羅斯經濟走出了持續兩年的衰退泥潭。普京連任總統後，面對俄羅斯仍較脆弱的經濟，正啟動新的經濟改革計劃，將國內民生放在首位；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製造業競爭力；改善投資環境，釋放經濟自由度等。此外，沙特、泰國、印尼、蒙古等國也在繼續推行經濟與財政改革。
世界經濟整體增長態勢向好，但面臨的不穩定、不確定風險的根源並沒有完全消除，風險隨時會捲土重來。金融危機的“灰犀牛”說來就來，比如全球資產價格處於高位能否持續，全球資本市場牛市已持續8年，股市“非理性繁榮”及大幅調整的擔憂開始浮現。今年以來，道瓊斯、標普、納斯達克分別突破26000、2800和7000點位，屢創新高。IMF全球房地產指數接近國際金融危機前高點，香港、倫敦等多地房價大幅飆升。2008年以來，ETF基金（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價值增長約500%，資產規模達4萬億美元，在美股交易佔比約25%。沒有隻漲不落的市場，現在泡沫比2008年更大了，問題是何時破裂和破裂後的影響。
目前全球負債佔GDP比重遠高於金融危機前水平。IMF統計，2016年G20國家非金融部門負債達135萬億美元，遠高於2007年的80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危機後債務總體比例相對穩定，但目前公司債市場壓力已開始顯現，新興市場債務則急劇增長，若主要國家央行加速收緊利率，低收入、高外債比重的新興市場國家將承受利率升高和貨幣貶值的直接衝擊。過高債務隨時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更嚴重壓縮財政、貨幣政策彈性。
全球貿易衝突增大，已呈現出的回暖之勢或掉頭向下。全球貿易及製造業的反彈是本輪復甦的顯著特徵。在連續五年低於全球經濟增速之後，2016年下半年起，全球貿易開始復甦，2017年全球貿易增速反彈至4.7%。當前，美國特朗普政府加緊推行貿易保護和收緊移民政策。今年2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佈《2018年貿易政策議程及2017年度報告》指出，美國貿易政策將堅持“美國優先”，立足於支持國家安全、強化美國經濟、達成更好的貿易協議、積極執行國內貿易法、改革多邊貿易體系“五大支柱”。
世界貿易組織（WTO）最新預測，今年貿易增長4.4%，較去年有所下調。世界經濟論壇年初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指出，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壓力在很多國家出現，將觸發更廣泛的全球風險。報告預測2018年“貿易戰接連爆發，多邊機制無力應對。對全球化認同下降，保護主義情緒加深，貿易爭端觸發報復行為，破壞全球供應鏈，打擊全球經濟，導致新的不平等和沮喪情緒，助力更積極的重商主義，引發更深的地緣政治緊張和貿易炮艦外交風險”。
發達國家成為風險策源地
近年來，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由量寬到量緊，貿易、投資保護不斷強化，政策面臨重大調整。美國特朗普政府一手搞貿易訛詐，以老套的提高關稅壁壘方式引發經貿摩擦；一手強化投資保護，以關閉本國市場相要挾，強行干預全球經濟業已存在多年的產業分工鏈條，變相擠壓他國市場空間。作為全球頭號經濟體，美國本應多方拓展與各國平等合作的動能，但與此相反，所謂的“美國優先”傾向正損害共同增長基礎，令世界經濟增長蒙上陰影。
一是發達國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負面影響日益突出。全球經濟政策的協調難度加大，大西洋兩岸成為世界經濟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2017年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相繼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降低對世行等國際多邊經濟機構的資金支持力度，威脅不會遵從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裁決，突出“美國優先”、偏重雙邊主義立場，希望借雙邊談判尋求“公平”協定條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直言不諱地指責特朗普屢屢破壞戰後來之不易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
二是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調整拐點的負面溢出效應上升。美歐金融政策領域的“黑天鵝”不得不防。一方面，有限的貨幣政策空間難以應對下一場危機。過去危機中，美聯儲平均下調基準利率5.5個百分點。目前市場預期美利率將最終維持在3%左右。當新一輪危機浮現，即使美聯儲將利率下調至零，仍存在至少2.5個百分點的缺口，而歐、英、日等央行當前利率水平更低。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同步收緊引發疊加效應，國際資本市場不確定性增大。美國於2014年年底結束量寬，並自2015年12月啟動本輪加息週期，至今已經加息六次。2017年10月，美聯儲還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隨著歐元區經濟增速的加快，歐洲央行將逐步退出規模為2.5萬億歐元的購債措施，這一措施始於2011年，自今年1月以來為每月300億歐元規模。預計歐洲央行會在今年逐步退出、結束其量化寬鬆措施。
發達國家貨幣政策逐步趨同，與發展中國家政策分化擴大，全球流動性收緊加快，利率面臨上行壓力。1994年墨西哥貨幣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都有美歐發達國家升息的影響。目前，發展中國家本幣貶值、資本流出、金融波動性上升等風險不容忽視。IMF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穩定報告》警告說，資金從新興國家外流，有可能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國際清算銀行警告，全球市場已經習慣低成本的信貸供應，一旦全球利率上揚，世界經濟復甦面臨“脫軌”風險。
三是發達國家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快速升溫。就在世界經濟復甦亟須鞏固之際，作為頭號經濟體的美國頻頻挑起事端，並將矛頭指向了中國，致中美經貿摩擦成為今年以來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不確定因素。目前，中美經貿摩擦“神經緊繃”，短期內並無雙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案。
中國經濟迎“大考”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走勢平穩，轉型加快。經合組織（OECD）預計中國經濟今年仍將保持強勁增長，但出口和投資有所放緩；聯合國預計，受內需和積極財政政策有力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穩固，但受再平衡措施影響，增速將逐步放緩；世界銀行稱，審慎貨幣政策、金融監管趨緊、經濟結構調整和去槓桿化持續推進將使經濟增速輕微下降。摩根士丹利稱，中國經濟將步入“增速更慢、質量更高”階段。
2018年，中國經濟將迎“大考”是指經濟穩中求進仍面臨諸多突出、現實的風險。一方面，進入“深水區”的經濟轉型面臨內生性風險，包括房價失速下跌、地方財力緊張、社保資金缺口隱憂、企業去槓桿和重組困難、貨幣政策收緊過快致增長脫軌等多年疊加起來的問題。另一方面，目前的外生性風險較為突出，發達國家越來越可能採取更具限制性、攻擊性的經貿政策，中美經貿摩擦就發生在眼前。
2017年10月18日—24日召開的黨的十九大首次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2017年12月18日—20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上下同心，有能力排除各種干擾，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實現經濟從量到質的鉅變。
過去10年來，世界經濟挺過了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2010年—2012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2014年—2016年的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低位調整期；也見證了中國經濟持續、深度地融入世界經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今後3年要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的攻堅戰，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和重大的現實意義。五年多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論述世界經濟時，都強調一定要站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理解當今世界的變化。這要求我們必須全面、準確地認識當今世界經濟的新形勢、新特點，不斷適應新變化，找準結合點，服務於新時代對外開放新要求。
特別需要密切關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新情況，比如當前反全球化聲浪、貿易保護和民粹主義升高等為何主要都發生在發達國家？以美國為例，除了外部的全球化紅利不斷遞減，美自身陷入“二元經濟”結構困境，以硅谷為代表的創新驅動經濟與製造業轉移、崗位流失的傳統經濟分化加劇。特別是21世紀以來，美國創新經濟與傳統制造業各走各路，漸行漸遠，致經濟社會陷入結構性困境。與創新經濟競爭力全球領先相比，美國傳統經濟由傳統制造業和低端服務業構成，競爭力弱，無法提供優質崗位。美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2000年至2017年9月，共減少480萬個製造業崗位，降幅接近30%。與創新經濟動力十足相比，美國傳統經濟後勁不足。受全球經濟低迷和產能過剩雙重影響，鋼鐵、鋁等傳統制造業遭受較大沖擊。如美鋼鐵公司由於鉅額虧損，不得不尋求政府高關稅保護。“二元經濟”壁壘森嚴，傳統經濟釋放出大量過剩勞動力無法被創新經濟吸收。實際上，特朗普當選總統及其後政策轉向內顧即是美國“二元經濟”在政治上的真實反映。
同樣，此輪中美經貿緊張和爭端也是美國“二元經濟”難以為繼和對華不滿情緒的集中爆發。中、美一旦爆發經貿戰，勢將對全球政經產生全局性影響。鑑於中美經貿摩擦將呈長期化和激烈化態勢，短期無滿意的破解之道，無論攤牌還是拆彈，中國都要保持定力，按照黨的十九大部署，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和開放，化外部壓力為內生髮展動力。中國要有敢拼必勝的信心，也要有講理善贏的智慧。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也與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相伴相隨，世界經濟起伏跌宕不明朗就是最複雜的挑戰，洞燭先機者明，敢闖敢試者勝。世界經濟研究領域有個“明斯基時刻”，主要是指經濟長時期穩定可能導致債務增加、槓桿率上升，但隨著投資者承受的風險水平越大，直到超過收支不平衡點而崩潰。那麼，世界經濟的這個“明斯基時刻”何時又怎樣到來呢？同樣，在談到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時，更應密切關注和判斷修昔底德時刻、中等收入陷阱時刻。中國經濟行穩致遠，必須加強“風險點”“時點”的研究，把此類具有潛在突變、轉折意義的重大時間點、關節點找準，加強預警預判，防患於未然。
（作者簡介：張運成，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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