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去槓桿以來，宏觀形勢有了新的變化。
中國宏觀槓桿率已總體趨穩，二季度中國經濟同比增長6.7%，較一季度的6.8%有所放緩。宏觀政策也出現了一些微調，比如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加大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的力度等。
在此之際，去槓桿還要不要推進，如何推進？
黃益平
7月上旬，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接受了澎湃新聞專訪。黃益平也是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並於2015年至2018年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表示，中國發生重大危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將有可能像日本一樣把增長率和效率拖沒了。
縱觀其他後發國家的經驗來看，日本最大的失敗在於，在需求側沒有采取最佳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而且在支持供給側方面也沒有鼓勵結構措施，耗時於不良貸款的處置、對殭屍銀行和公司的“市場出清”遲疑不決，最終導致20世紀90年代末日本金融危機的爆發。
7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要求，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堅定做好去槓桿工作，把握好力度和節奏；推進改革開放，落實擴大開放、大幅放寬市場準入。
黃益平稱，現在是對定力的考驗，儘管現在看起來裡頭外頭都有問題，但最後的出路只有一條——改革開放。
澎湃新聞 ：當前金融風險初步得到控制，要如何平衡去槓桿與穩增長的關係？
黃益平：我們現在風險的程度比較高，但並不是說現在就要爆發危機了。亂象很多，但並不一定是導致崩盤的亂象。比如說地方政府現在的問題也很大，地方政府會崩盤嗎？國企槓桿率很高，你覺得國企會崩盤嗎？它是有風險，但是沒有緊迫到控制不住，馬上就崩了。
中國的金融體系問題是很大，風險如果爆發的話，可能更多的是像日本的這種類型，把增長率拖垮了，而不是所謂的“明斯基時刻”，投資者的信心一下降，整個市場就崩了。
原因在於，第一，我們有一些資本項目管制；第二，我們的外匯儲備還能抵擋一陣子；第三，凡是風險比較集中的地方，基本跟國家有點關係。像互聯網金融出了問題，它不是系統的問題。出問題的是高槓杆率的國企和地方政府，這些都是容易出問題的，但不是出問題就崩盤了。政府可以從左口袋掏到右口袋，錢都是從哪來的，不就是那些銀行，銀行短期內也不會崩，現在都還挺賺錢的，加上還有存款保險制度。所以看起來它是會有問題，但更多的是把效率拖沒了。
澎湃新聞：你認為我們跟日本情況類似？
黃益平：對，我覺得應該是。第一，我們都是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第二，我們的金融市場的開放度相對還比較低，因為當時日本的問題是叫“主銀行制”，銀行和企業之間有很重要的關聯。我們也是一樣的。
當然，我們同時也要考慮，如果是有問題，還是要通過適當的穩定措施，但是目前來看，我覺得發生重大危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現在對我們的定力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我們總是出一點問題就叫得厲害，叫得厲害大家一驚慌就開始放水，短期穩定下來了，長期問題越來越大。
儘管聽起來裡頭外頭都有問題，但最後的出路只有一條——改革開放。
澎湃新聞：今年公佈的開放措施是否有助於全行業的效率提升？
黃益平：像低准入、開放市場、改善營商環境，這些都是必須要做的，而且對中國經濟也有好處。這些舉措今年會不會有什麼影響，還不太好說。不過起碼這些舉措繼續推進，對於緩解外部經濟衝突會有幫助。
我們過去的改革其實可以更快一些，現在是需要顯示行動的時候。宣佈後得落地，這樣才有信譽。
澎湃新聞：在“去槓桿”的過程中，“債轉股”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黃益平：我對債轉股還是保持比較謹慎的立場。債轉股的思路是很好的，但是這個政策的普遍意義有限。換句話說，能做的很多都已經做了，不需要政府去推動它。能做債轉股的首先必須是個好公司，否則債轉股就成了揹包袱。要實現法治化、市場化還是有相當大的難度。
債權人真的覺得有意義，他自己就會去做，不需要政府推動。如果政府推動，我擔心一些地方把債轉股變成了為地方企業脫困的手段，那就很糟糕了。
但就我瞭解的情況，近來雲南和河南一些國企成功實現了市場化出清，國企做不下去了，被民營企業收購。我看到的這些地方企業改制的速度還是很快的，很多地方政府財務很緊張，他們沒有資源繼續支持“殭屍企業”，這樣的話這些企業退出就會快一些。
澎湃新聞：關於“去槓桿”，當前有研究認為，民營企業“降槓桿”的速度明顯快於國企。
黃益平：這個問題應該是存在的。我們之前做過一個研究，研究2008年以後，國企和民企的槓桿率分化，民企的槓桿率一直在下降，國企的槓桿率一直在上升。
其中的一個原因在於，經濟不確定性上升的時候，民企就不會再去擴張了，但是國企第一是“軟預算”約束，第二它可能也被政府要求支持經濟增長。在經濟增長內外部都有很多不確定時，民企進一步去槓桿似乎也並不奇怪。
當然最終討論的是能不能做到公平競爭。民營企業相比較而言，沒有人給它兜底，所以風險大一些，國有企業畢竟是國家的，總體優勢可以在價格上體現出來。
澎湃新聞：你主張應該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但是市場化定價，小微企業的高風險，必然導致融資貴。
黃益平：現在來看，貸款難的問題比貸款貴的問題更突出。你給我15%的利率雖然很高，但我拿到這個錢我就幹事情去了，但是給我6%的利率貸款，我想拿卻拿不到。
這就需要在兩者間作取捨。是可以想辦法降低融資成本的，但不是通過行政手段，而要通過市場手段，通過競爭，通過更好地瞭解企業的信息，比如可以利用大數據，把平衡信息不對稱的成本降低下來。我們現在很多的做法都是行政性質的，政策的效果也很有限。
澎湃新聞：互聯網金融可以說是一種市場化的融資工具，但也暴露出了風險，如非法集資等。要如何平衡市場化定價和金融風險的關係？
黃益平：我們互聯網金融的問題其實不完全是市場化的問題。當然，也有市場化的因素在這裡，但它變成了一種變相的市場化，雖然在市場化定價上有它的積極意義。但主要問題在於沒有受到合適的監管，就有很多亂來的做法。
所以下一步，應該做到牌照全覆蓋、監管全覆蓋。我一直支持互聯網金融必須要持牌經營。不能說我在創新，我在提供金融服務，所以你不要管我。這是不可以的，它會傳導風險，一定要持牌經營。
但這也意味著互聯網金融行業可能會出現一個大的轉折，很可能行業會分化：擅長做金融的做金融，擅長做技術的做技術。看全世界的金融科技公司排名，在前十名裡頭，中國有四家，這個比例很高。但在前100名裡頭，我們不超過十家，美國公司卻有近二十家。美國的這些公司都是在提供各種技術解決方案，支付、投資、理財，或者是保險等等，都是為金融企業提供技術支持。這樣的話，懂技術的就做技術，讓懂金融的去做金融。
過去是不管你是什麼路子，衝進來就是提供金融產品，有的甚至做得很大。未來這個行業會出現新的重組。比如，馬雲說要做“Techfin”，不做“Fintech”。“Techfin”就是說以後做技術，做平臺，不直接提供金融服務，但為金融機構提供技術解決方案，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們互聯網金融的下一個時代。
（實習生蘇琦、吳淑斌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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