甯浩用自己的方式，通過影像向大眾呈現自己的所思所感。如果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和使命，那麼，他攜“壞猴子們”呈現的一部部作品正是答案。而一切過往，皆為序章
策劃 | 郝濤 文 | 本刊記者 王碧清
七月，雨聲來，熱浪卷，萬物生長熱烈。而影院內，光影變幻，同期上映的中國電影，為觀眾帶來近乎同樣熱烈而深刻的視聽體驗與情感共鳴。由青年導演文牧野執導的《我不是藥神》自月初點映起，便引發不同領域人們的熱議。關切“草根”人物的命運與抉擇，關心社會與時代發展的命題與現實，讓更多人看到創作者的“野心”與誠意。
《我不是藥神》由文牧野執導，甯浩、徐崢分別擔綱監製，“新三角”初次相遇，不僅穩定，而且大放異彩。同時徐崢也是影片的主演之一，大眾點贊其演技之餘，更親切地稱呼他為“山爭哥哥”。而作為導演文牧野的首部熒幕長篇，甯浩評價，電影的成片效果“我認為達到了預期”。
連續多日的路演，甯浩的臉上略顯疲憊，而觀眾帶給他的觀影反饋，無疑是對電影創作者的莫大肯定和鼓勵。甯浩將其總結為“重新對電影的尊重”，“前一段時間，電影圈太娛樂化，大家也沒有覺得這個事特別值得尊重，這次《我不是藥神》，幾乎每場看完都有人鼓掌，那種尊重感，這一次特別有感受”。
甯浩作為監製“陪練”並非首次。影片的成功，不僅源自主創團隊的共同努力，還得益於甯浩發起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2017年夏上映的《繡春刀·修羅戰場》就是電影推新計劃中的首秀。關於電影計劃中其他作品的進展情況，甯浩介紹，目前，喜劇片《甜美生活》正在後期製作、犯罪片《熱帶往事》前不久在廣州開機……極具導演個人風格和魅力的“72變”電影計劃已經全面啟動。
成立個人工作室，創辦“壞猴子影業”，推出電影計劃，甯浩用自己的方式，通過影像向大眾呈現自己的所思所感。如果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和使命，那麼，甯浩攜“壞猴子們”呈現的一部部作品正是答案。而一切過往，皆為序章。
2018年4月12日，電影《我不是藥神》在北京舉辦發佈會（從左至右分別為甯浩、文牧野、徐崢）
多種面目
關於電影計劃的發展藍圖，甯浩表示，希望可以通過“72變電影計劃”有“分身”的可能，有變的可能，“大家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變化、不同的作品拿出來，是多種面目的壞猴子”。
關於“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解讀和理解。甯浩更認同“壞”當中“破壞”的部分，“破壞與創新、創作是有聯繫的。所有的創作都是破壞，破壞掉既有的規律、套路，才能打開一個新鮮的局面”。“藝術創作不是標準化藝術生產流程，規矩是藝術的死敵，是創新的死敵，如果你覺得一切都很好，那就不要再往前走了。往前一步，必然要有新的想法。創新都是從破壞開始，不破不立。所以，我覺得，在創作領域，是可以談一些破壞的。在談傳承的基礎上，鼓勵創新。”
甯浩說：“我特別希望我們的電影有強烈的個人風格，無論好與不好，觀眾都想要問，這片子到底是誰拍的。”
曾經得益於劉德華倡導的“亞洲新星導”計劃，才有了《瘋狂的石頭》初始啟動拍攝資金，甯浩認同推新計劃，“這對整個行業都有促進意義，為什麼不去做呢？我認為這種傳承應該接過來，繼續去做。”
2016年9月，“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誕生，壞猴子影業與14位年輕導演合作。甯浩也在不斷思考“我們鼓勵的價值究竟是什麼”。《繡春刀·修羅戰場》（《繡春刀2》）、《我不是藥神》無疑都是電影計劃最好的註解。
2017年夏，《繡春刀·修羅戰場》成為“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的首秀。儘管依託相同的時代背景，側重的事件卻有不同，其中道具、打鬥的設計等，延續了《繡春刀1》的口碑。
2017年6月18日，《繡春刀·修羅戰場》主創人員在上海電影節期間亮相
甯浩表示，國內不缺武俠片，甚至有些審美疲勞，但路陽的出現，令他看到了這位年輕導演的獨特性，以及他通過影片表達的“江湖”，“是個體和整體，個人和時代的關係”。而路陽所認為的“需要打破思維上的一些限制，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做出更多的探索”，與甯浩的理念不謀而合，在《繡春刀2》的創作中，甯浩作為監製，協助導演將心中的武俠世界構建得更加完整。
而在《我不是藥神》創作期間，甯浩再次擔任監製，“陪導演寫劇本”。
甯浩說，《我不是藥神》是一部“平民英雄”電影，他是幸運的，可以遇到這樣的題材、遇到了很好的導演，以及非常有才華的演員“山爭哥哥”，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導演文牧野又找到了很好的演員和幕後執行人員。
甯浩第一次看到“藥神”的劇本時，當中小人物的抉擇，讓他感動不已，“主人公是一個英雄”。當初選定文牧野加入電影計劃團隊，甯浩說，源於看了他拍攝的兩支短片《BATTLE》和《安魂曲》，現實主義的手法，極富情懷，“而這種平民英雄電影，特別適合文牧野導演來表達”。
這是文牧野第一次拍攝長片，甯浩給予了高度的信任，“一個劇組不能有兩個導演，所以在創作、製作的層面，都是導演在做決定，我只是陪導演寫劇本”。為了打磨作品，“藥神”的劇本前後經歷了兩年時間的反覆修改。“我更多地像一個陪練，要接到導演的拳，幫助導演做一面鏡子。可以說，我是第一個觀眾，自己最大的作用，是讓他清晰地得到我的感覺和反饋，幫助導演發揮到最好。”甯浩說。
為了把握好每一個笑點、淚點的力道，把握電影當中每一個角色表達的狀態和分寸，文牧野的功力下到了滿分甚至更多，他用一幀幀鏡頭語言逼近電影娛樂性、社會性、靈魂性的統一。在拍攝過程中，文牧野經常說，“再來一次”、“再走一條”；拍攝現場，文牧野也會“現身說法”，把自己頭腦中的“膠片”演出來……清晰的表達訴求、精益求精的態度，徐崢也直言，“文牧野真的是天生應該做導演的人”。
甯浩曾說：“對於嚴苛的創作者來說，沒有思考的東西是不能拿出來的。”而無論是個人與時代，還是相信我們的世界會越來越好，“壞猴子們”在光與影中不斷突破邊界，尋找答案。
每一位年輕導演身上的“獨特性”是甯浩所看重的，同時，鼓勵創新、鼓勵本土性、鼓勵當代性，正是“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的初衷和訴求。“我們鼓勵相信自己的題材、自己的文化，鼓勵用我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方式來講我們自己的故事。”甯浩指出，不要迷信外面的東西，不要迷信經典，“一旦劃上‘經典’二字，就是一種文化標本的價值”。
《我不是藥神》也再一次印證了甯浩的選擇。點映期間豆瓣評分高達9.0分，兩日點映票房突破5000萬；公映第10天，總觀影人數達6500萬人；上映不到20天，票房累計突破29億。
與“72變”新導演人才計劃相呼應的，還有壞猴子們的“天宮計劃”“天神計劃”。“‘天宮計劃’，我們想做一個新題材系列，先從科幻作家劉慈欣開始，從題材角度尋找創新。而‘天神計劃’，是通過和國際大導演合作拍攝中國題材。現在我們正在和前南斯拉夫最有名的導演庫斯圖裡卡合作，劇本已接近尾聲。”
儘管面臨身份的轉換，從自己當導演，到與新導演合作擔綱監製，甯浩並沒有覺得很複雜或面臨不同的壓力，“就是一起拍戲。我們的初衷，就沒有想過票房等等，更多考慮的還是社會意義或者行業意義，怎樣對於行業來說更有價值”。
“相撞”彩色
腳下每前進的一步都伴隨著曾經的陰影和光亮。正如得益於“亞洲新星導”計劃，甯浩通過荒誕戲謔的故事表達贏得了觀眾和市場的青睞。在得到認可之後，他轉而承擔更多的責任，為青年電影人穿針引線，講好當代本土故事。回首過往，未來並不清晰，卻有種義無反顧的“江湖氣”。
1977年，甯浩出生于山西太原，對於成長的城市，如今的摩天大樓、繁華巷口、匆忙人流彷彿淹沒了昨日的“鋼鐵”印痕。然而，回憶往昔，充斥了黑色與化學工業味道的“鋼鐵氣質”悄然化入甯浩的骨血，又或轉變為電影當中不經意的“黑灰色”。
甯浩是廠礦子弟，兒時小夥伴們“鬧騰”，打架是日常一課，那份不安全感如影隨形，“又完全逃不走”。“某種程度上來講，那個年代的工人階級是一個一無所有的階級，沒有錢財、權勢，彼此可以交換的只有情誼，互相施予的權力只有暴力，表達的方式很直接。所以，也培養了許多‘江湖氣質’，做事講不講究，夠不夠義氣……比如我們說那哥們兒特江湖，就是說他講義氣的意思。”
而隨後在山西電影學校讀書的日子，照亮了甯浩人生的另一種可能。“我就是在那裡認識了夏加爾、米開朗基羅、達芬奇、梵高、塞尚、柯羅、莫奈……”從小喜愛繪畫的甯浩將自己在繪畫的世界裡恣意放逐。“如果一輩子畫畫，一輩子幹這一件事，都是幸福的。”
畢業那年，甯浩19歲，在太原話劇團做舞臺美術。一年左右的時間，對於未來，甯浩感到困惑和迷茫，“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們當時拍了一個戲叫《好人徐虎》，臺上有30多個演員，臺下只有五六個觀眾……”懷揣著對文化空間的自由和嚮往，甯浩不顧家人的反對，隻身來到北京，尋找藝術夢想的影子。
為了在北京留下來，能報考的學校，甯浩都報了名，最後被北京師範大學影視節目製作專業錄取。“我覺得學美術和拍照片挺接近的，開始慢慢學習拍圖片。”為了養活自己，也為了獲得證明自己的機會，甯浩有時間就去拍寫真、拍婚禮。因為與所學專業相關，甯浩還在Channel V做過活動，認識了一些歌手，漸漸開始為歌手拍封面照片，也嘗試拍MV，“因為有美術的基礎，對光、構圖這些不太陌生，入手比較快”。那段時間，甯浩拍了約有100多支MV。
儘管還在上學階段，拼命工作拍攝的他已經賺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而這筆錢的意義不在於數額，而是意味著自由，“很開心”。甯浩表示，這當中的動力，有來源於家人的不理解，“我希望能得到父母的認可，也希望他們內心能夠踏實，所以拼命工作，幹活都比別人努力，也得到了回報”。
當甯浩把辛苦賺得的一包錢給父母帶回去的時候，母親還曾擔心自己的兒子在外“是不是幹了不靠譜的工作”。甯浩還記得，父親當時很高興，對他說“我給你把錢都攢起來”。那一刻，甯浩覺得自己實現了某種精神上的獨立，並且獲得了父母的尊重。
有書可以讀，有錢可以賺，雖然並沒有“遠大的目標”，在北京漂泊的心卻安定而自由。日復一日，繼續摸爬滾打，拍MV、拍廣告，甯浩說，那是一種掌握自己命運和生活的感受，很有衝勁，也很有動力。隨著時間呼嘯而過，他也在不斷地思考，“難道就這麼拍下去嗎？”恰逢甯浩畢業作品《星期四 星期三》獲得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他問自己，也許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可能？甯浩覺得自己應該再去學習，“那顆學美術的心又回來了，學美術的人都喜歡錶達，我又考了北京電影學院圖片攝影系的專升本”。
從MV逐漸過渡到用影像的方式講故事，似是水到渠成，但甯浩之後回想起來，他認為“拍故事片跟我的性格有一些地方相吻合，我是先喜歡上電影敘事才接觸到MV的”。在進入北京電影學院之前，也就是以《星期四 星期三》為起點，甯浩開始寫故事，自發地學，自發地寫，“其實我發現寫劇本並不特別需要文字力量”。寫各種各樣的情境似乎難不倒甯浩，比如最早拍攝的《星期四 星期三》，甯浩寫得很快，六七天左右便完成了。
拍攝電影之初，取景地有時較偏，甯浩還曾遇到一些流氓來打劫，劇組的年輕人有些害怕，甯浩倒毫無懼色，反將攝影棚的大門鎖起來，直接面對手持兇器的劫匪：“想做什麼？”僅靠氣場，已經令歹徒失措。這與甯浩兒時的成長經歷有著深深淺淺的關係，“當時在學校培養了一些江湖氣質”。而今，被問到還剩多少江湖氣時，甯浩答：“不知道，可能深層還有。比如講究、講義氣、懂規矩。知道什麼是該你拿的，不該你拿的。”
電影之鏡
帶著一種求學的情結，甯浩考入北京電影學院讀圖片攝影專業，“當時是想學電影，但電影學院導演系總是不招生。讀圖片攝影是因為我不愛等，可以讀什麼就讀什麼。那時候已經是自主學習，心態不再是學生的心態。我也很清楚自己要學什麼，常常串課堂去別的系聽課。一邊上學，一邊打工繼續拍MV，晚上寫劇本。”
臨畢業時，導演系的一位老師看到了甯浩寫的劇本，提議找一筆錢拍出來，《香火》就這樣被當作一個學生作業拍了出來，“一位叫吳宇的哥們兒投了幾萬塊錢，我自己出了一些錢。拍完之後，就扔到一邊，接著拍MV。”
拍攝《香火》時，甯浩甚至有意將影像風格拍攝得區別於MV，有一種粗糲猛烈的感覺，“我比較喜歡像馬蒂斯的，像夏加爾的，不太細膩的那種”。
在《香火》還是粗剪的狀態，電影節有朋友聽說甯浩拍了這部長片，便推薦給選片人。兩三個月之後，《香火》的後期這才完成，這時，甯浩得知自己因為《香火》被邀請到洛迦諾電影節。隨後，甯浩參加了包括東京國際電影節在內等其他各類電影節，拿了許多獎項。“還是從那時開始，我才覺得可以幹拍電影這個事，這是更深一步的肯定。”
去香港參加電影節前，電影學院的老師找到甯浩，談《綠草地》的拍攝想法。最初的劇本是一個“乒乓小子”的故事，甯浩看了之後完全提不起興趣，“太陳舊，你只要一提筆，觀眾就知道是怎麼回事”。直到一天，甯浩在一家新疆館子吃拉條子，看到牆壁上有一幅草原的畫：“對於漢族的小孩來說，乒乓球這個符號非常清楚，但如果放到蒙古族是會很不一樣的情況……”
在拍《綠草地》時，拍攝到的畫面本身很美，甯浩便在構圖時有意破壞一些“矯情”的美感，“我要簡單一點的”。不過，這次拍攝，甯浩的團隊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危險和磨難，比如翻車、演員受傷，劇本拍攝計劃也一再簡化。但也正是因為曾經見過的風沙，之後拍攝影片再遇到困難都不覺得有那麼苦。
而某些一以貫之的“情緒”也在不經意間沉澱了下來，拍攝《瘋狂的石頭》時，比如有的鏡頭甚至看起來有一些雜亂，有一點髒髒的，有一點黑黑的。但拍攝《無人區》時期，甯浩開始將視覺邏輯線索慢慢調暗，思考怎樣的鏡頭語言更加合適。“如果電影只是為眼睛服務的話，它就跟圖片攝影、繪畫是一個意思。我心目中的電影，影像本身所傳遞和暗示的意義遠遠大於視覺衝擊力所形成的意義。”
不同時期的作品是甯浩在不同階段的思考和表達。從《香火》中折射出信仰和現實之間的衝突，到《無人區》中對人性的捕捉與探尋，再到《心花路放》中關注快速轉型發展下的現實荒誕性……甯浩用電影洞察與戲謔。
2017《好萊塢工匠》中美影視分享會中，甯浩就“叫好又叫座的電影是如何煉成的”談個人體會
無論生活還是工作，“高度理性”是甯浩對自己的評價之一。他有一個習慣，看到一件事，總會研究為什麼，“我喜歡更宏觀地看待一些問題，找到這些問題發生的理論基礎，背後是什麼”。當然，“如果理性思考發生矛盾，怎麼論證都有矛盾點的時候，這時候就靠直覺。所有的事情都一樣，法官也一樣，法理解決不了的，問心，問良心”。
早在十幾年前，甯浩提出，“影像的出現，就是取代文字的”。“因為文字是一個落後的工具。文字的本質是一種工具，人類在工具的歷史上沒有鍾情於任何一種工具。而人類的發展永遠在拋棄不好用的工具。文字是語言的符號學，它必定會從主要陣地上退下來。我一直認為電影是第四代信息工具。第一代是語言、聲音；第二代是結繩記事；第三代是文字和印刷術；第四代是影像和網絡。影像的本質是一種語言，可以最大限度地消滅巴別塔。外國的書，我是看不懂的，但外國的電影，沒有字幕我也看得懂。我認為影像是目前最先進的工具，未來也必然會被信息量更大、更直接的方式所取代。”
對於荒誕主義、現實主義，甯浩有一種本能的熱情，“我也一直根植在現實、荒誕裡去創作。如果將時間的維度拉得極長，我們的意義是什麼呢？當然，荒誕主義也有它積極的一面，會讓你知敬畏，你會知道有一些東西比你大，比你的努力、比你的奮鬥要大……你不要驕傲。人類只有驕傲是最卑劣的一個品性。劉慈欣說過一句話，‘貪婪不會讓你滅亡，愚蠢也不會讓你滅亡，驕傲會。’當你明白這些之後，其實是荒誕。所以，自以為是、不知敬畏是可怕的。”
甯浩執導《瘋狂的外星人》拍攝現場
現階段，甯浩一邊投注大量精力到青年導演計劃之中，一邊進行創作。甯浩執導的新作《瘋狂的外星人》計劃在2019年初上映，這也是“瘋狂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專注、時間的分配對於現在創作來說是一個難點，我要更科學地分配時間。”甯浩透露，之後可能會轉型拍一些“更積極的”作品，“比如，研究我們自己的文化。這些文化基因，每個人性格、骨血裡都有，只需要用顯微鏡把它放大。”
原載於《中華兒女（海外版）》2018年7月號（下），總第644期。本刊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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