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超載，本質上是對“如何約束失控的權力”的回應，並努力做到“把權力關進籠子”，讓其變得規矩起來。
前段時間，哈爾濱貨車司機劉松在“大貨司機”微信群裡常聽到同行傳來消息：“某某路段嚴查，保不了車了。”“保不了車”的原因，就是哈爾濱市針對“瘋狂大貨車保護傘”展開了查處行動。在哈爾濱嚴查事件之後，記者跟隨拉煤的貨車司機李國一路暗訪發現，一輛超載50餘噸的煤車，從鶴崗出發，跨越四省多地後，順利到達河北。深諳各地路況的司機要麼刻意躲著交警，要麼靠當地“保車人”過卡，一路暢行。
所謂的“保車人”，是在監管與被監管人之間，充當利益掮客的角色，一邊替大貨車司機“拿錢消災”，一邊替有關部門“謀求生意”，自己從中獲取一本萬利的佣金。但問題在於，公共安全、道路壽命、法律權威和社會秩序，又靠什麼來保障和維護？
貨車超載是一種十分危險的行為，公安部公佈的數據顯示，我國貨車雖然只佔機動車保有量的8%，但導致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卻佔28%。也正是如此，在歷年兩會上，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議“將貨運車輛超載、超速的問題納入危險駕駛罪的範疇”。
貨車超載行為的泛濫固有客觀因素，比如物流成本過高收益過低，微利甚至虧本的風險太大，讓貨車行業有強烈的違法衝動。原本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降低過路費、提高單價、對生產廠家樣車設計、測試、定型的嚴格把關，將汽車改裝行為納入法律軌道來綜合解決，讓營運獲利有一個合理的空間。不過，由於有違法行為的背書，“暗道”替代則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繼而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超載才能獲利，越超載得多獲利的空間越大。由此看來，為超載行為充當保護傘的危害性，不僅在於超載本身帶來的公共安全和公共設施的損毀，而在於踐踏了社會底線，破壞了公共秩序。
治理超載，本質上是對“如何約束失控的權力”的回應，並努力做到“把權力關進籠子”，讓其變得規矩起來。針對個案開展調查並追究責任，可以達到警示和教育作用，但更應據此舉一反三，進行系統性的整治與預防，做好事前、事中、事後各個環節的管控。一方面，要注重收集公眾意見，並把社會滿意度作為檢驗工作成效的標準，如此才能防微杜漸，避免超載大貨車早已“橫行街頭”，但監管依然渾然不覺；另一方面，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立足於個案而做到有報必查，對涉案的人員進行嚴管嚴罰和追責問效，才不會助漲違法行為的泛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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