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境/華西壩往事28
譚楷
華西壩的中國人若問起：“哪個是戴謙和？”答曰：“就是冬天喜歡穿‘抱雞婆棉鞋’那個洋人。”
戴謙和（戚亞男提供）
戴謙和於1908年踏上中國的土地，是華西協合大學開辦時的第一批教師，直到1948年退休回國，在成都生活了40年。
名如其人，真是“謙和”，中國人叫他“戴洋人”。據他的學生回憶：“先生非常簡樸，衣著很不講究。老穿一件過時的舊西裝，襪子破了，皮鞋壞了，衣服爛了，修理補綴了再穿。他是西洋人中最不講究的一位先生。冬天喜歡穿中式棉鞋，夏天愛穿黃色短褲，進城總是跑路。他說：‘跑路又經濟，又可以運動一下身體’”。
戴謙和五次任理學院院長、數次兼任數理繫系主任，曾培養了中國最優秀的天文學家李珩（曉舫）等一大批人才。最值得稱道的是，他創建了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並擔任了18年的館長。博物館集收藏、陳列、展覽、研究、教育於一體，戴謙和承擔了館內全部事務。他支持了葛維漢發掘三星堆，真是奇功蓋世。
落成於1926年的懋德堂，一樓為華西協合大學圖書館，二樓為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現為四川大學華西醫學展覽館。（戚亞男攝於2011年）
謙謙君子
一生都在研讀百科全書
熟知他的朋友說：“戴謙和不是考古學家，卻是最熱心的‘票友’。他的興趣愛好實在太廣泛了，一生都在研讀百科全書。”
他喜歡仰望天空，關注風吹雨晴，每天詳細記錄成都天氣，堅持了40年。他還請華西協合大學數理系畢業的張靜如作助手，幫他作記錄，以此研究太陽輻射和氣溫，瞭解哪些作物適合成都地區生長。華西壩的人士說：“要知道成都的天氣如何，去問戴謙和吧。”
他還注目大地，從地理、地質到地下埋藏的文物，都懷有極大的興趣。在廣漢三星堆文物初露端倪之時，他就預言：“這個地區，將可能發現早期人類化石。”說這話25年後，在廣漢以南，果然發現了“資陽人”頭骨化石。
最早來華的傳教士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化不太重視，更談不上了解與尊重。莫爾思、戴謙和改變了方針，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將華西這塊土地上的人文活動作為研究重點時，博物館的獨特與個性，就變得更加鮮明。
走在老街古巷，戴謙和的眼睛老盯著窗戶？對，他就是在鑽研中國的窗戶。經30年努力，他竟收集了6000多種從秦漢到明清的窗格式樣。他喜歡中國的窗戶，在華西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凌空吊下的雕花窗戶，成了獨特而典雅的裝飾，真令人叫絕。1937年牛津大學出版其所著《中國窗格圖案》，1943年哈佛燕京學社再版。該書運用西方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傳統建築藝術，融科學與藝術為一體，是國際漢學界研究中國窗格圖案的權威之作。
他曾邀請博物館的同事到他家作客，同事們發現了幾隻毛色鮮亮的小鳥在小院裡盤桓。再細看，在一片草坪的角落，有一隻石頭打製的圓盤，盤內有淺淺的清水，還有一碟鳥食。小鳥們飛來飲水，啄食，歡快地啼鳴著。戴謙和壓低了嗓門，向同事介紹：“這是我家的常客，老朋友。”原來，戴夫人喜歡觀察、拍攝鳥類，有了這鳥兒們戲水，飲水，啄食的好地方，給夫人創造了極佳的研究與拍攝機會。當時，戴謙和那一副得意，快樂勁兒，簡直像個老頑童。
“野心勃勃”
華大博物館要成當世一流
但是，在博物館的建設方面，戴謙和不但不“謙和”，反而顯得“野心勃勃”。
首先，他一提及大學辦的博物館，言必稱“哈佛”：“現代大學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博物館，是不完善的。一些一流大學不僅擁有博物館，而且還創辦有幾個博物館，如哈佛大學擁有福格藝術博物館、皮博迪博物館、日耳曼博物館、生物博物館、植物博物館。”
黃思禮說：“華西被公認是一個人種學家、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天堂。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應積極參與葛維漢博士的博物館活動，我們可以在物質方面協助他，建成一座名聲在外的博物館，是世界其它地方所不能超越的。”
戴謙和的好友、當時還在為美國國家博物館收集標本的葛維漢，看到了博物館的緊迫性與重要性：“這些文化遺產是非常豐富的，現在正瀕臨消亡過程中”。他呼籲傳教士們“為博物館作出貢獻，在它們消亡之前收藏於博物館”。他堅信“（華西協合大學的）博物館有朝一日將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博物館”。
四川大學博物館館藏的陶然士相片。 四川大學博物館供圖
1914年，華西協合大學僅有一個博物部，輔助戴謙和的是陶然士和葉長青。這兩位傳教士熟悉“藏彝走廊”，見多識廣，眼光銳利，戴謙和如獲天祐神助，不斷施展吸入文物寶藏的“法力”。
在川大博物館走廊牆上，有一張華西邊疆研究學會1934－1935年度學術執行委員會的合影，居中一位大腹便便的學者，就是葉長青。他是長者、先行者，像一尊神，兀自站立在第一排正中，兩邊的學者都坐著。或許，從這張照片，讓我們知道他的地位，他是邊疆研究會唯一的一位榮譽會長。
慷慨解囊
葉長青捐出數百件史前石器
作為學者，葉長青精通漢語和藏語，甚至藏區內不同地方語。對於發韌於20世紀20年代的藏學研究，葉長青發表了大量有價值的藏學論著，無疑是民國時期藏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以堅毅的腳步行進在青藏高原東部橫斷山脈的“藏彝走廊”——有極高山峰、低海拔冰川、湍急河流、高寒草原和深切峽谷的金沙江、大渡河、雅礱江流域；以近於瘋狂的熱情研究貢嘎山，他努力繪製並用文字描述“藏東最高峰”。他除了研究佛教傳入之前西藏流行的苯教和傳入後藏傳佛教的各個派別，還討論藏區宗教的多樣性。最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以基督教神學作為價值判斷的基點，將非基督教的宗教視為偶像崇拜或迷信、異端，而是將各個不同宗教視為不同的文化圈，相互之間存在交流與融合。”
葉長青有一種不達目的誓不休的深鑽精神。他通過上層人士疏通關係並獲得了尼庵主持允許，走進尼庵，作了實地考察。在《西藏的尼庵和覺姆》一文中，他描述了自己深深彎腰，鑽進低矮狹窄“永遠不可能讓居住者感到舒適”的起居室，覺姆“睡覺時必須蜷縮著身體，或如佛像一樣盤腿打坐，在任何情況下她們都不可能伸直身體”。葉長青第一次讓世人知曉，覺姆就在這樣的尼庵過著聖潔的修行生活。
從1907年開始，葉長青就在注意收集史前人類使用過的石器。戴謙和、葛維漢認為，葉長青是四川乃至華西史前石器的發現者。他將自己收藏的數百件史前石器悉數捐贈給博物館，加上他幫助博物館收購的石器。葛維漢評價說：“它們在任何博物館，都會成為最好的中國石器時代的藏品。”
玻璃櫃中的石錛、石斧，比廣漢三星堆的文物早一千年至幾千年。當年，古蜀先民憑著這些原始工具開天闢地，頑強生活。這些石器，又如同地標一樣，將古蜀人的分佈，遷徙路線指示得一清二楚。
卓越建樹
陶然士致力研究四川古代史
徜徉在博物館，從石器時代幾步就跨越萬年，走到漢代。漢磚、漢闕拓片、陪葬的陶製人物，讓我們聽到了兩千年前的笑聲。說書人在笑，雜耍人在笑，農婦在笑，家禽在笑。一座農家院內，有家禽，有豬和牛，與至今猶存的川西農家大院沒有太大的差別。
走近了漢代的“農家樂”，陶俑都帶著笑，有抿嘴微笑，有捧腹大笑，真是笑得豐富多彩。那時人們過著簡樸、單純的農耕生活，容易滿足。再看現代人，整天忙忙碌碌，不時皺緊眉頭，哪有這種天真的笑。可見，百倍的物質財富，並不能給人們帶來百倍的歡樂。
陶然士和他的中國朋友。(陶然士家族收藏，吳達民 攝)
陶然士夫婦和第一個孩子瑪麗，1912年。(陶然士家族提供，吳達民 攝)
除了葉長青，另一位幫助戴謙和的人就是內地會傳教士陶然士，擅長用中文寫作的考古學家。他為博物館收購了5000件藏品，主要是漢代和羌族文物。1908年，他就在樂山發掘了一座崖墓，就像打通了一條時間隧洞——他到了東漢。陪葬的，幾乎沒有一樣物品是當地老百姓認為是值錢的東西，全是大大小小的陶俑，人人，狗狗，馬馬。而從考古學家眼中，卻看到了近兩千年前東漢人鮮活的生活場景。
陶然士還是發現和考證稱為四川“蠻子”遺址的第一個西方人，也是最早發現華西石棺葬陶器遺物的學者。他致力於四川古代歷史研究，1916年成都華英書局出版了他的學術著作《成都早期歷史：從周朝到蜀漢王朝的滅亡》。1922年翻譯了《華陽國志》中有關蜀國的章節，並發表在《華西教會新聞》上，將古蜀文化介紹給西方讀者。陶然士亦是羌族研究的先行者，其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對羌族的宗教信仰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闡述，專著有《青衣羌——羌族的歷史、習俗和宗教》、《羌族宗教的基本精神理念》等。因其在華西考古學和文化人類學方面的卓越建樹，被當代民族學和人類學家李紹明視為中國人類學華西學派的主要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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