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經》是陸羽的一部重要著述，其最早見於《陸文學自傳》，後為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脫脫等《宋史·藝文志》，以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王堯臣等《崇文總目》、費袞《梁溪碧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等公私著述相繼著錄。然其成書年代，因上述諸書均無明確記載，故使得研究者眾說紛紜，殆若聚訟。綜其主要者，計有下列幾種：
《茶經》宣紙線裝書，北京同雅文化印製
（一）美國威廉·烏克斯在《茶葉全書》中認為：“陸羽……至七七五年成為隱士，五年後即出《茶經》一書，八○四年逝世。”
（二）日本布目潮渢在《中國的茶經》中認為，其成書的上限是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下限是上元元年（公元七六○年）。
（三）萬國鼎在《茶書總目提要》中指出，其成書於公元七五八年左右。
（四）莊晚芳《陸羽〈茶經〉淺介》及《〈茶經〉成書年月及地點》二文認為，當在公元七六五年至七八○年之間，理由是懷疑《陸文學自傳》中的“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為“唐德宗建中二年辛酉（公元七八一年）之誤。”
（五）傅樹勤在《〈茶經〉的成書年代》一文中認為：“初稿成於七五○年底或七六一年初，其後有兩次大的修改，一次在七六四年，一次在七七四年。現在見到的《茶經》是七七四年修改過的本子。”
（六）李樹庭《〈陸子茶經〉成書簡述》一文認為：“成書於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修訂於大曆十年（七七五年），付梓於建中元年（七八○年）。”
《茶經》宣紙線裝書內頁
想要的宣紙線裝《茶經》朋友，可上微店搜索“同雅文化”或者登陸北京同雅文化官網聯繫客服。247元是零售價，定製價更優惠，可以植入LOGO、簽名等，尺寸也可隨心選擇。
以上六說，除美、日兩說乃述說之辭外，國內四說均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考證和推論。其中，傅、李二說所用材料完全相同，只是在時間的推論上略有所別（相差僅為一年時間）；而萬說則是以《陸文學自傳》作於上元二年為根據，往前略推數年而得出，其與布目潮渢《中國的茶經》的陳述基本一致。至於莊說，則完全是在威廉·鳥克斯述說之辭上進行的一種推論，實則二說並無多大區別。因此，這六說實際上又可歸合為三說：（一）成書於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年）前；（二）經修改後成書於廣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三）成書於建中元年（公元七八○年）。
那麼，上述三類說法究竟哪一種可靠呢？
我們先看第（一）說。此說所用的材料，如前所述，主要是《陸文學自傳》。據是《傳》末所署日期，知《茶經》應完稿於唐肅宗上元二年前，這是因為，此《傳》首次著錄了《茶經》三卷，並述及與其它著述一同“貯於褐布囊”之簡況。但據《茶經·四之器》中有“聖唐滅胡明年鑄”七字可知，《茶經》在內容上既然記述了安祿山被平定的歷史事實，而這一事實的最後結束又為廣德元年，因此，是說不能成立也就甚為明白。而此，則正是第（二）說所持有的一種所謂“權威性”證據。第（二）說者為了解決作於上元二年的《陸文學自傳》中如何有《茶經》三卷記載之矛盾，便推定出前者為初稿，是次為修定稿的折衷性看法，這實際上是一種並不符合事實的說法（說詳下）
持第（二）說者為了證這此說之能夠成立，還分別舉出了封演《封氏聞見記》及趙明誠《金石錄》中之《唐義興縣修茶舍記》為佐證。前者記述李季卿在永泰初年宣尉江南時，曾先召常伯熊為之煮茶，繼又召陸羽為之煮茶，但陸羽“教攤如伯熊故事”，其方法與常伯熊完全一樣，李季卿因此而不以禮待陸羽。後者記述大曆三年二月前後，李棲筠刺常州時，陸羽曾向其建議常州義興茶“以茶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棲筠從之”。這兩則材料，雖然皆記錄了陸羽與茶之關係，但細加考釋，便知其“始進萬兩”的故實，與《茶經》之作年毫無關聯。固然，《封氏聞見記》在開篇中曾有“楚人陸鴻漸為茶論”云云，但這只是作者採用的一種倒敘手法，並非能證實《茶經》撰著在前，李季卿召陸羽於後。因此，持此說者所藉之證據，唯“聖唐滅胡明年鑄”七字而已。其實，這七個字也是不能證實《茶經》的成書年代的。這是因為：一則此七個字所記述的是陸羽鑄造茶爐乃在廣德二年之時間，而茶爐之鑄成與《茶經》之作年完全是兩碼事。二則《茶經》中包括這七個字在內的全段文字，是陸羽對往事的回憶，而回憶只能表明其文字撰寫於其後，而不能在回憶事實之前或之中。既如是，則第（二）說也是無法成立的。
第（三）說如前所述，所持全部理由乃為述說之辭及推論，如懷疑“上元辛丑歲”為“建中二年辛酉”之誤等。但考察現所錄載《陸文學自傳》一文之載體，如《文苑英華》、《全唐文》、《湖州府志》及清光緒年間之《天門縣誌》等，其中均無作“建中二年辛酉”者，則其懷疑乃為毫無根據可知。此外，持此說者還認為大曆十年前後顏真卿在刺湖州期間，給予了陸羽大量的文獻參考，“《茶經》才能寫成……而且《茶經》能夠問世，得到顏真卿和皎然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否則雖有書稿也無法刻印出”云云，實則不的。其原因在於，顏真卿成書於大曆九年的《韻海鏡源》一書，在當時也沒有刻印，而是將抄寫本交由秘府收藏的。此書以後是否刻印，無可知曉，但從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十九引此書作“二十餘卷”推敲，知贊氏未見其刻本而為傳說所誤。既然顏真卿《韻海鏡源》是如此，則陸羽《茶經》也就可想而知。但值得注意的是，持第（三）說者認為陸羽上元二年乃為一青年，要“寫出這樣淵博的《茶經》，殊令人難以相信”的見解，還是很合乎情理的。
總括以上之簡要述評，可以得知，二十世紀以來所出現的關於陸羽《茶經》作年的種種說法，均因存在著很大的疑竇而無法成立。因此，要較為準確地探求出《茶經》一書的成書年代，還得從其它文獻中另行考索，或者對《茶經》本身進行再考察。
按據《茶經·七之事》的記載，知陸羽在此章中列舉了古代中國有關茶事之記載文獻凡四十七種，但細加校勘，便知這四十七種文獻中的《神異記》、《異苑》、《宋錄》三種，已為陸羽的另一著作《顧渚山記》所收（詳見《太平廣記》卷四一二、《唐文拾遺》卷二十三、《太平御覽》卷八六七），另《神異記》還在《茶經·四之器》中重複出現。這種情況的存在，似乎可以表明，陸羽是先撰《顧渚山記》而後完成《茶經》的，即《茶經》成書於《顧渚山記》之後。
《顧渚山記》撰著於何時，已難稽考，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錄作一卷，可見其在宋尚有刻本流傳。在唐人的著作中，皮日休《茶中雜詠並序》曾對是書有所涉及：“季疵始為《茶經》三卷……餘得季疵此書，以為備矣。後又獲其《顧渚山記》二篇，其中多茶事，後又太原溫從雲、武威段錫之各補茶事十數節，並存於方冊。”[4]但《顧渚山記》中“多茶事”之記載，為皮日休或者溫從雲、段錫之補進《茶經》，則與其僅錄《顧渚山記》四則茶事又不符。若從陳振孫對《顧渚山記》所箋之“鄉邦不貢茶久矣，遺蹟未必存也”十三字進行推敲，知是書所載大都與顧渚山茶事相關，如果在皮日休、溫從雲、段錫三人中，有任何一人將其補進《茶經》，是斷然不得只擇其四則的（一則重出，其實只有三則）。藉此，知《茶經》中所收《顧渚山記》諸文字，當為陸羽先撰《顧渚山記》而後著《茶經》所致。又據《茶經·八之出》記載，陸羽在這一章中列舉了當時全國茶葉產地計四十三州，其地域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四川、貴州、廣東、廣西十一省（區）。而綜陸羽一生之行蹤，他既不曾到過當時山南道的金州、梁州，劍南道的彭州、綿州、蜀州、邛州、雅州、瀘州、眉州、漢州等地，也不曾涉足於嶺南道路的福州、建州、恩州以及江南道的播州、貴州、夷州諸郡。對此， 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十九曾有專文論及。這就是說，《茶經》中所用資料，乃為陸羽從各種文獻中輯錄而非他實地考察所得。考陸羽生平，其能有機會和時間閱讀大量的文獻資料，只有在他大曆九年前後於湖州參預顏真卿編撰《韻海鏡源》的那段時間。顏真卿編撰《韻海鏡源》，其《湖州鳥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對此有專門記載：“大曆壬子歲，真卿叨刺於湖州，公務之隙，與……李萼、陸羽……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徒於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5]按文中“大曆壬子”，即大曆七年，乃指顏真卿詔授刺湖州之時，其到任湖州則為翌年春正月，《全唐文》卷三三八著錄顏真卿《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一文對此有專門記述，茲不具引。
以上考述表明，《茶經》的成書年代，乃在陸羽晚年而非早年。因此，本文前引第（三）說者推論陸羽在青年時要“寫出這樣淵博的《茶經》，殊令人難以相信”云云，則是頗有見地的。但其晚年具體又為哪一時期？竊意以為當在大曆十年至十四年之間，理由如次：
首先，我們從陸羽的行蹤進行考察，其大曆九年春協同顏真卿等共同完成《韻海鏡源》一書以後，直到大曆十四年止，中國五年時間全在湖州度過。此段時間，陸羽為了建立一個較為安定的居住環境，他除了在鳥程縣杼山妙喜寺創置“三癸亭”外，還於湖州迎禧門外築構了一座“青塘別業”，皎然《喜義興權明府自居山至集陸處士羽青塘別業》、《同李侍御萼李判官集陸羽新宅》二詩，即可為證。李萼其人，《新唐書》卷一九四有傳，顏真卿《湖州鳥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文涉其事，合勘可知，其既與顏真卿交往甚密，又曾參加過《韻海鏡源》一書的編撰工作。其以殿中待御為湖州團練使，據李堂重輯本《湖州府志》所載，乃在大曆八年至十一年間。皎然詩載二人曾集陸羽“新宅”，表明是時陸羽已居處於青塘別業。從時間上考察，這正是撰《茶經》的有利條件，而此後，陸羽即混跡官場前後近十年之久，這一實況對於陸羽從事《茶經》的撰著者，顯然是有所不利的，如輯錄資料和閱讀資料，即為其中之一。
其次，據徐松《登科記考》記載，大曆十四年六月，德宗曾下詔舉行殿試，具體內容為：“天下有才藝萬著，高蹈丘園及直言極諫之士，所在具以名聞。……限今年十二月內到，朕當親試。”[6]而從陸羽與時人酬唱的一系列詩作中可知，陸羽是確曾破詔拜為太子文學的，其時間則即為是年。此前，陸羽雖於煮茶及製茶等工藝已頗具研究，併產生了較為廣泛之影響，諸如李季卿、李棲筠、顏真卿、皎然等人，即無不聞其名，但是時陸羽終未能將其整理為冊，只有待《茶經》三捲成書之後，他才可謂之“才藝萬著，高蹈丘園”。一言以蔽之，陸羽只有在完成《茶經》三卷後，才有資格參加德宗的殿試。而據《唐國史補》的記載，唐人“風俗貴茶”，京城士宦，無不以善飲為譽，就是連外交使臣，也莫不如此：“常魯公使西藩，烹茶船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黎療渴，所謂茶也。’”[7]另《元和郡縣圖志》雲：“歲貢顧諸山紫筍茶，役工二三萬人，累月方畢。”而長安宮殿，每聞紫筍茶至者，上至皇后，下至宮女，無不歡喜之甚。張文規《湖州貢焙新茶》詩述其雲：“鳳輦尋春半醉回，仙娥進水御簾開。牡丹花開金鈿動，傳奏義興紫筍來。”[8]這幾則材料，從側面告知了我們陸羽被詔拜太子文學的原因，而以此推之，陸羽由布衣而為太子文學，實是有賴於《茶經》三卷之撰著的。
既然《茶經》成書於大曆十年至十四年之間，陸羽自撰於上元二年的《陸文學自傳》又怎麼會將其著錄其內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得從《陸文學自傳》的真偽說起。
《陸文學自傳》是否為陸羽所撰，唐宋間曾進行過一番討論，最後由歐陽修在《集古錄·跋》中做了總結，認為此文實乃出自陸羽手筆。從現有材料進行考察，我們可以得知，陸羽在當時不僅寫過一篇自傳，而且此自傳還為其友人周願所親睹。《全唐文》卷六二○載周願《牧守竟陵因遊西寺塔著三感說》有云：“願頻歲與太子文學陸羽同佐公之，兄呼之。羽《自傳》雲竟陵人。當時陸羽說竟陵‘風土之美，無出吾國’，予今牧羽國，憶羽之言不誣矣。”[8]周願與陸羽過從甚密，其於文中所載“羽《自傳》雲竟陵人”者，當為可信。此則表明，陸羽是曾為自己撰寫了一篇傳記的。雖然，周願文中之“風土之美”云云，今本《陸文學自傳》雖無，然清嘉慶版《沔陽縣誌·提封下·風俗》中卻載之：“陸羽《自傳》，風土之美，無出吾國。”而唐末齊已在《過鴻漸舊居》詩題下之自注“陸生自有傳於井石”云云，所指亦為這篇自傳。由此可知，現所流傳之《陸文學自傳》，在文字上當為後人所修改。此修改為誰？周願在文中亦有所透露：“扶風公又悉於羽者也。代謂羽之出處，無宗枋之籍，始自赤之，泊乎冠歲，為竟陵……之所生活，老奉其教，如聲聞闢支，以尊乎竺乾聖人也。”原來陸羽在《自傳》中並不曾將其幼年之事寫入，而是由這位熟悉陸羽的“扶風公”代“謂”之。“扶風公”即馬總，兩《唐書》有傳，《全唐文》卷四八一著錄其文四篇。據周願《牧守竟陵因遊西寺塔著三感說》一文可知，李齊物之子李復刺嶺南時，馬總、陸羽俱在其幕府供職，而後馬總與周願又再度供職嶺南，未久，周願牧守竟陵，因思念李復、陸羽及馬總而撰《三感說》一文，並寄呈當時尚在嶺南的馬總。此則表明，馬總與陸羽之過從是頗為殷密的，其所云陸羽幼年事，當為陸羽所告知。另據《三感說》還可知，馬總曾“著詞”一“致於”竟陵西塔之下，並刻在周願“鄙章之首”。這篇所謂“著詞”，勘之馬總與陸羽之交遊，以及其“代謂之”陸羽幼年事，或為修改後的《陸文學自傳》否。若然，則此《自傳》自然要較陸羽所撰之《自傳》在內容上更為豐富和完整，而其平生之重要述著如《茶經》等，也就自當被著錄共內。明乎此，則為何陸羽在上元二年所撰之《自傳》中，既於題目中冠以大曆四年後詔拜“太子文學”之“文學”官銜，又於文內著錄成書於其後的《茶經》諸問題，即皆可冰釋。
閱讀更多 北京同雅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