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经》是陆羽的一部重要著述，其最早见于《陆文学自传》，后为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脱脱等《宋史·艺文志》，以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尧臣等《崇文总目》、费衮《梁溪碧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公私著述相继著录。然其成书年代，因上述诸书均无明确记载，故使得研究者众说纷纭，殆若聚讼。综其主要者，计有下列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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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认为：“陆羽……至七七五年成为隐士，五年后即出《茶经》一书，八○四年逝世。”
（二）日本布目潮渢在《中国的茶经》中认为，其成书的上限是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下限是上元元年（公元七六○年）。
（三）万国鼎在《茶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其成书于公元七五八年左右。
（四）庄晚芳《陆羽〈茶经〉浅介》及《〈茶经〉成书年月及地点》二文认为，当在公元七六五年至七八○年之间，理由是怀疑《陆文学自传》中的“上元辛丑岁子阳秋二十有九”，为“唐德宗建中二年辛酉（公元七八一年）之误。”
（五）傅树勤在《〈茶经〉的成书年代》一文中认为：“初稿成于七五○年底或七六一年初，其后有两次大的修改，一次在七六四年，一次在七七四年。现在见到的《茶经》是七七四年修改过的本子。”
（六）李树庭《〈陆子茶经〉成书简述》一文认为：“成书于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修订于大历十年（七七五年），付梓于建中元年（七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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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说，除美、日两说乃述说之辞外，国内四说均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考证和推论。其中，傅、李二说所用材料完全相同，只是在时间的推论上略有所别（相差仅为一年时间）；而万说则是以《陆文学自传》作于上元二年为根据，往前略推数年而得出，其与布目潮渢《中国的茶经》的陈述基本一致。至于庄说，则完全是在威廉·鸟克斯述说之辞上进行的一种推论，实则二说并无多大区别。因此，这六说实际上又可归合为三说：（一）成书于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年）前；（二）经修改后成书于广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三）成书于建中元年（公元七八○年）。
那么，上述三类说法究竟哪一种可靠呢？
我们先看第（一）说。此说所用的材料，如前所述，主要是《陆文学自传》。据是《传》末所署日期，知《茶经》应完稿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前，这是因为，此《传》首次著录了《茶经》三卷，并述及与其它著述一同“贮于褐布囊”之简况。但据《茶经·四之器》中有“圣唐灭胡明年铸”七字可知，《茶经》在内容上既然记述了安禄山被平定的历史事实，而这一事实的最后结束又为广德元年，因此，是说不能成立也就甚为明白。而此，则正是第（二）说所持有的一种所谓“权威性”证据。第（二）说者为了解决作于上元二年的《陆文学自传》中如何有《茶经》三卷记载之矛盾，便推定出前者为初稿，是次为修定稿的折衷性看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并不符合事实的说法（说详下）
持第（二）说者为了证这此说之能够成立，还分别举出了封演《封氏闻见记》及赵明诚《金石录》中之《唐义兴县修茶舍记》为佐证。前者记述李季卿在永泰初年宣尉江南时，曾先召常伯熊为之煮茶，继又召陆羽为之煮茶，但陆羽“教摊如伯熊故事”，其方法与常伯熊完全一样，李季卿因此而不以礼待陆羽。后者记述大历三年二月前后，李栖筠刺常州时，陆羽曾向其建议常州义兴茶“以茶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这两则材料，虽然皆记录了陆羽与茶之关系，但细加考释，便知其“始进万两”的故实，与《茶经》之作年毫无关联。固然，《封氏闻见记》在开篇中曾有“楚人陆鸿渐为茶论”云云，但这只是作者采用的一种倒叙手法，并非能证实《茶经》撰著在前，李季卿召陆羽于后。因此，持此说者所藉之证据，唯“圣唐灭胡明年铸”七字而已。其实，这七个字也是不能证实《茶经》的成书年代的。这是因为：一则此七个字所记述的是陆羽铸造茶炉乃在广德二年之时间，而茶炉之铸成与《茶经》之作年完全是两码事。二则《茶经》中包括这七个字在内的全段文字，是陆羽对往事的回忆，而回忆只能表明其文字撰写于其后，而不能在回忆事实之前或之中。既如是，则第（二）说也是无法成立的。
第（三）说如前所述，所持全部理由乃为述说之辞及推论，如怀疑“上元辛丑岁”为“建中二年辛酉”之误等。但考察现所录载《陆文学自传》一文之载体，如《文苑英华》、《全唐文》、《湖州府志》及清光绪年间之《天门县志》等，其中均无作“建中二年辛酉”者，则其怀疑乃为毫无根据可知。此外，持此说者还认为大历十年前后颜真卿在刺湖州期间，给予了陆羽大量的文献参考，“《茶经》才能写成……而且《茶经》能够问世，得到颜真卿和皎然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否则虽有书稿也无法刻印出”云云，实则不的。其原因在于，颜真卿成书于大历九年的《韵海镜源》一书，在当时也没有刻印，而是将抄写本交由秘府收藏的。此书以后是否刻印，无可知晓，但从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九引此书作“二十馀卷”推敲，知赞氏未见其刻本而为传说所误。既然颜真卿《韵海镜源》是如此，则陆羽《茶经》也就可想而知。但值得注意的是，持第（三）说者认为陆羽上元二年乃为一青年，要“写出这样渊博的《茶经》，殊令人难以相信”的见解，还是很合乎情理的。
总括以上之简要述评，可以得知，二十世纪以来所出现的关于陆羽《茶经》作年的种种说法，均因存在着很大的疑窦而无法成立。因此，要较为准确地探求出《茶经》一书的成书年代，还得从其它文献中另行考索，或者对《茶经》本身进行再考察。
按据《茶经·七之事》的记载，知陆羽在此章中列举了古代中国有关茶事之记载文献凡四十七种，但细加校勘，便知这四十七种文献中的《神异记》、《异苑》、《宋录》三种，已为陆羽的另一著作《顾渚山记》所收（详见《太平广记》卷四一二、《唐文拾遗》卷二十三、《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另《神异记》还在《茶经·四之器》中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存在，似乎可以表明，陆羽是先撰《顾渚山记》而后完成《茶经》的，即《茶经》成书于《顾渚山记》之后。
《顾渚山记》撰著于何时，已难稽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作一卷，可见其在宋尚有刻本流传。在唐人的著作中，皮日休《茶中杂咏并序》曾对是书有所涉及：“季疵始为《茶经》三卷……余得季疵此书，以为备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锡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4]但《顾渚山记》中“多茶事”之记载，为皮日休或者温从云、段锡之补进《茶经》，则与其仅录《顾渚山记》四则茶事又不符。若从陈振孙对《顾渚山记》所笺之“乡邦不贡茶久矣，遗迹未必存也”十三字进行推敲，知是书所载大都与顾渚山茶事相关，如果在皮日休、温从云、段锡三人中，有任何一人将其补进《茶经》，是断然不得只择其四则的（一则重出，其实只有三则）。藉此，知《茶经》中所收《顾渚山记》诸文字，当为陆羽先撰《顾渚山记》而后著《茶经》所致。又据《茶经·八之出》记载，陆羽在这一章中列举了当时全国茶叶产地计四十三州，其地域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十一省（区）。而综陆羽一生之行踪，他既不曾到过当时山南道的金州、梁州，剑南道的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等地，也不曾涉足于岭南道路的福州、建州、恩州以及江南道的播州、贵州、夷州诸郡。对此， 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九曾有专文论及。这就是说，《茶经》中所用资料，乃为陆羽从各种文献中辑录而非他实地考察所得。考陆羽生平，其能有机会和时间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只有在他大历九年前后于湖州参预颜真卿编撰《韵海镜源》的那段时间。颜真卿编撰《韵海镜源》，其《湖州鸟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对此有专门记载：“大历壬子岁，真卿叨刺于湖州，公务之隙，与……李萼、陆羽……以季夏于州学及放生池日相讨论，至冬，徒于兹山东偏，来年春，遂终其事。”[5]按文中“大历壬子”，即大历七年，乃指颜真卿诏授刺湖州之时，其到任湖州则为翌年春正月，《全唐文》卷三三八著录颜真卿《乞御书题额恩敕批答碑阴记》一文对此有专门记述，兹不具引。
以上考述表明，《茶经》的成书年代，乃在陆羽晚年而非早年。因此，本文前引第（三）说者推论陆羽在青年时要“写出这样渊博的《茶经》，殊令人难以相信”云云，则是颇有见地的。但其晚年具体又为哪一时期？窃意以为当在大历十年至十四年之间，理由如次：
首先，我们从陆羽的行踪进行考察，其大历九年春协同颜真卿等共同完成《韵海镜源》一书以后，直到大历十四年止，中国五年时间全在湖州度过。此段时间，陆羽为了建立一个较为安定的居住环境，他除了在鸟程县杼山妙喜寺创置“三癸亭”外，还于湖州迎禧门外筑构了一座“青塘别业”，皎然《喜义兴权明府自居山至集陆处士羽青塘别业》、《同李侍御萼李判官集陆羽新宅》二诗，即可为证。李萼其人，《新唐书》卷一九四有传，颜真卿《湖州鸟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文涉其事，合勘可知，其既与颜真卿交往甚密，又曾参加过《韵海镜源》一书的编撰工作。其以殿中待御为湖州团练使，据李堂重辑本《湖州府志》所载，乃在大历八年至十一年间。皎然诗载二人曾集陆羽“新宅”，表明是时陆羽已居处于青塘别业。从时间上考察，这正是撰《茶经》的有利条件，而此后，陆羽即混迹官场前后近十年之久，这一实况对于陆羽从事《茶经》的撰著者，显然是有所不利的，如辑录资料和阅读资料，即为其中之一。
其次，据徐松《登科记考》记载，大历十四年六月，德宗曾下诏举行殿试，具体内容为：“天下有才艺万著，高蹈丘园及直言极谏之士，所在具以名闻。……限今年十二月内到，朕当亲试。”[6]而从陆羽与时人酬唱的一系列诗作中可知，陆羽是确曾破诏拜为太子文学的，其时间则即为是年。此前，陆羽虽于煮茶及制茶等工艺已颇具研究，并产生了较为广泛之影响，诸如李季卿、李栖筠、颜真卿、皎然等人，即无不闻其名，但是时陆羽终未能将其整理为册，只有待《茶经》三卷成书之后，他才可谓之“才艺万著，高蹈丘园”。一言以蔽之，陆羽只有在完成《茶经》三卷后，才有资格参加德宗的殿试。而据《唐国史补》的记载，唐人“风俗贵茶”，京城士宦，无不以善饮为誉，就是连外交使臣，也莫不如此：“常鲁公使西藩，烹茶船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黎疗渴，所谓茶也。’”[7]另《元和郡县图志》云：“岁贡顾诸山紫笋茶，役工二三万人，累月方毕。”而长安宫殿，每闻紫笋茶至者，上至皇后，下至宫女，无不欢喜之甚。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诗述其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开金钿动，传奏义兴紫笋来。”[8]这几则材料，从侧面告知了我们陆羽被诏拜太子文学的原因，而以此推之，陆羽由布衣而为太子文学，实是有赖于《茶经》三卷之撰著的。
既然《茶经》成书于大历十年至十四年之间，陆羽自撰于上元二年的《陆文学自传》又怎么会将其著录其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从《陆文学自传》的真伪说起。
《陆文学自传》是否为陆羽所撰，唐宋间曾进行过一番讨论，最后由欧阳修在《集古录·跋》中做了总结，认为此文实乃出自陆羽手笔。从现有材料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得知，陆羽在当时不仅写过一篇自传，而且此自传还为其友人周愿所亲睹。《全唐文》卷六二○载周愿《牧守竟陵因游西寺塔著三感说》有云：“愿频岁与太子文学陆羽同佐公之，兄呼之。羽《自传》云竟陵人。当时陆羽说竟陵‘风土之美，无出吾国’，予今牧羽国，忆羽之言不诬矣。”[8]周愿与陆羽过从甚密，其于文中所载“羽《自传》云竟陵人”者，当为可信。此则表明，陆羽是曾为自己撰写了一篇传记的。虽然，周愿文中之“风土之美”云云，今本《陆文学自传》虽无，然清嘉庆版《沔阳县志·提封下·风俗》中却载之：“陆羽《自传》，风土之美，无出吾国。”而唐末齐已在《过鸿渐旧居》诗题下之自注“陆生自有传于井石”云云，所指亦为这篇自传。由此可知，现所流传之《陆文学自传》，在文字上当为后人所修改。此修改为谁？周愿在文中亦有所透露：“扶风公又悉于羽者也。代谓羽之出处，无宗枋之籍，始自赤之，泊乎冠岁，为竟陵……之所生活，老奉其教，如声闻辟支，以尊乎竺乾圣人也。”原来陆羽在《自传》中并不曾将其幼年之事写入，而是由这位熟悉陆羽的“扶风公”代“谓”之。“扶风公”即马总，两《唐书》有传，《全唐文》卷四八一著录其文四篇。据周愿《牧守竟陵因游西寺塔著三感说》一文可知，李齐物之子李复刺岭南时，马总、陆羽俱在其幕府供职，而后马总与周愿又再度供职岭南，未久，周愿牧守竟陵，因思念李复、陆羽及马总而撰《三感说》一文，并寄呈当时尚在岭南的马总。此则表明，马总与陆羽之过从是颇为殷密的，其所云陆羽幼年事，当为陆羽所告知。另据《三感说》还可知，马总曾“著词”一“致於”竟陵西塔之下，并刻在周愿“鄙章之首”。这篇所谓“著词”，勘之马总与陆羽之交游，以及其“代谓之”陆羽幼年事，或为修改后的《陆文学自传》否。若然，则此《自传》自然要较陆羽所撰之《自传》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和完整，而其平生之重要述著如《茶经》等，也就自当被著录共内。明乎此，则为何陆羽在上元二年所撰之《自传》中，既于题目中冠以大历四年后诏拜“太子文学”之“文学”官衔，又于文内著录成书于其后的《茶经》诸问题，即皆可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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