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也在針對生育基金的文章裡寫道，在目前國際、國內大形勢下，經濟學者們想解決經濟壓力問題的出發點固然不無不可，但作為專家就應當從更專業、更精深的角度來考慮創造經濟增長極和核心競爭力，而不是毫無建樹地在人口紅利優勢下，繼續針對如何維持人口紅利而“貢獻”點子。

這種不考慮如何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生活滿足感和精神追求，而只知道一味曲意逢迎的做法，實在襯不上“經濟學家”這個名頭。

剛剛我在朋友圈寫了三句話：

• （1）別幻想著又想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同時還幻想著馬兒們都感恩戴德；
  

• （2）割韭菜也要講究韭菜的生理週期和自然規律，只想著割又不給韭菜上點肥，還指望著韭菜能長得好？

  
  

• （3）作為經濟學者，不考慮如何解決經濟壓力和發現新的經濟增長極，只知道宰牲祭天，這種“經濟學者”要麼是懶，要麼是蠢，要麼就是單純的壞。
  

在婚姻家庭關係中，民間對於同性關係都持有寬容和理解的態度，那麼男女（甚至同性）之間是否願意結合、以何種方式結合、結合後是否願意進行性行為、是否願意生育子女、在政策條件下生育幾個子女，這些問題都是民眾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而某些經濟學家們卻只將眼界侷限在了生育這一件事情上，並且為婚姻這種社會關係強行施加了某些義務，令本應該是精神寄託、溫暖舒適的家庭，摻雜進了冷冰冰的強制條件。

這樣的家庭，就失去了家庭本應有的作用和意義，轉而變成了用以生育的工具和機器。

而且，這些“經濟學家”不食人間煙火的另一個體現，在於他們幻想著每一個男人和每一個女人，都能夠結合成為健康的家庭關係，以及每一個人都天生能夠健康的進行生育。

然而，這可能嗎？

我們姑且假設每一個人都有想要組建家庭的意願，且每一個男女的性取向都是異性，如果要求每一個40歲以下的公民必須繳納生育基金，那麼：

• （1）剩男剩女們怎麼辦？如果一輩子都找不到配偶，是不是生育基金就只能等著40歲以後才能取出來？
  

• （2）男女結合之後，男方或女方因為身體原因無法生育，是否也只能等著40歲以後才能提取出來？（你們又不給利息，憑什麼要我們無息存款？）
  

• （3）家庭經濟條件差，對於生育、生養缺少條件支持，本就捉襟見肘，卻偏要強令生二胎，同時還扣工資，這是不是更令這樣的家庭雪上加霜？
  

現代家庭，生養子女本就是一項“資金浩大的工程”，在生育子女之前，都會進行更為長遠的規劃，而現在卻蠻橫地要求必須生兩個，不然就扣錢，是不是有點太強人所難了？

如果這樣的提議通過的話，那麼對於每個人而言，似乎天生就欠了國家兩個孩子。

就像今天流行朋友圈的一個新名詞——雲綠帽：

本來強制對二胎提議設立生育基金，就已經很過分了，今天中國政法大學的胡繼曄教授又進一步提出針對“丁克家庭”徵稅——這還真打算在割韭菜的時候，連韭菜根都割掉了？

如果胡繼曄教授的提議成立，那麼猜測，會有大量有丁克意願的男女，拒絕結婚而以男女朋友的形式進行結合以避免“丁克稅”。這樣想來，“丁克稅”變相地剝奪了公民締結婚姻的權利。

至於胡繼曄教授在文章裡大書特書傳統儒家觀念中的“不孝有三，無後乃大”，姑且不論這個觀點是否是傳統、腐朽的觀念，這個觀點所透露出的最大觀點依然在於：

組建家庭的唯一目的和意義，只在於為父母繁育後代。

這樣理解的話，是不是可以推定，胡繼曄教授的觀念裡，韭菜存在的唯一用途，就是在於繁衍更多的韭菜。

當某個提議，令國家的民眾存在的意義只剩下生育而剝奪了其他意義的話，這樣的提議者就是典型的賣國賊。

高萌Goal

比提出設立生育基金的“專家”更嚇人的“專家”來了，再次挑戰大家的情緒——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認為，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為逐步形成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文化，“生育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一個載體，首先從文化上，我們要進行鼓勵”。他舉例稱，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如果一個家族中的男性沒有孩子，是進不了祠堂的。

一個政法大學教授的嘴裡，居然冒出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樣的沉渣話語，違和感絕對爆棚。在這個時代，在當下中國，有這種思維的人依然存在，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如果一個知識分子，一個來自政法大學的教授都持此觀點，那就太可怕了。換言之，我們都知道中國人的意識距離現代文明還頗有距離，但差距大成這樣，我們還是會擔心的對不對？

首先，對丁克徵“社會撫養稅”，是嚴重踐踏個人權利的行為，於法不合。正如我在上一條問答所說，有人還是喜歡以一刀切方式解決問題，卻忽視了人的基本權利和人性。

其次，“專家”的看法實在太陳腐。中國人吃“孝文化”的虧，其實起碼吃了兩千年。不是說孝順老人不對，而是中國的孝文化早已專制化，它忽略是非，只認權威。為什麼中國家庭直至今天仍然缺少平等溝通的空間？原因很簡單，個體從未平等，只要道理談不攏，立刻就擺身份，“我是你長輩，你憑什麼不聽我的？”或者“我是你長輩，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我說錯了又怎麼了”，一句話就讓溝通變成了單方面鎮壓。

也正因此，中國人的哲學往往是講人情，不談對錯，更不講邏輯。反正再沒有道理，再不講邏輯都好，把長輩的身份拿出來，讓你“孝”，你就得乖乖聽話。

以“孝”字為旗號，逼婚逼生孩子，更是中國家庭常見的悲劇。它與現代文明一毛錢關係都沒有，反倒是困擾中國融入現代文明的高牆。

葉克飛

劉志彪的生育基金本來就夠荒唐，沒想到一早又來個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胡繼曄，不僅提倡設立生育基金，還要對丁克徵稅，荒唐至極。

胡叫授給出了三個理由，一是中華民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愚孝思想（胡自己真信這個麼？），二是生育關係當政者，還關係到祖孫萬代。生育權是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我有生育的權利，我也有不生育的權利，連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胡叫怎麼成了教授？三，從戰爭的角度也要鼓勵生育。一個教授安的什麼心，竟然鼓吹戰爭？現代戰爭是靠人數獲勝的？水平如此之差的胡，怎麼評上的教授？

還是一個基本常識，生育是個人的基本權利，任何人和機構都沒有權利以任何一種手段進行干涉。對於肆意鼓吹這種陳腐思想的所謂教授，應該予以引導，我們應該尊重人，對於人的不尊重，最後也會受到相應的處罰。

你如何看待胡叫授的對丁克徵稅的說法？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老李有刀

昨天經新老媒體接力傳播，南京大學商學院劉志彪教授、張曄副教授聯袂發表的文章成了爆款，轟動國內外，輿論場上幾乎是一片嘲諷和詈言，以致於有人幾乎下跪：《咱不欠國家孩子，求求專家別提收費建議了》。

對此劉教授憤怒了：我的拳拳報國之心怎麼成了驢肝肺？於是他怒發朋友圈：“無良媒體截取了要讓人交生育基金這一段，引起一些不讀原文的人的憤怒。……我們提了讓計生委把以前收的超生罰款交出來作為養老金缺口的補充。”

對此長期的人口研究者、《大國空巢》一書作者易富賢評論說：人口政策到了關鍵時刻，各路人員紛紛蹭熱點，胡說八道，擾亂視聽，誤導民眾和決策……南京大學那兩位教授不知是真傻還是裝傻，還以為能用社會撫養費存量來鼓勵生育。每年徵收到的社會撫養費一共才200多億元（而每年對計劃生育的財政投入上千億元），並且……並沒有進入國庫。社會撫養費有多少存量？靠那點存量打發叫花子都不夠，還能鼓勵生育？

不知道南京大學兩位看了作何感想、如何反駁。有論者說，商學院的人也談大國生育問題，可見人口研究門檻有多低。無論如何，在常識和學理層面，幾乎無人為上述二位說話。那就不是一個所謂無良媒體“掐頭去尾”的問題了吧。反正二位是陷入了無盡的責難之中。

本土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輿情危機的化解不靠自身，而是靠外地發生一個更大的輿情危機，國人的視線瞬間可以轉移過去，以致於二位教授的英名很快被人忘卻。你耗盡資財去搞所謂“危機公關”，也不如外地更大的一聲響動。

這不，救兵到了：以法律研究聞名的中國政法大學（簡稱“法大”，而不是“中政法”）胡繼曄教授挺身而出，他聲言不僅要設生育基金，還要對丁克徵稅，也就是說，不生孩子的家庭是對社會有罪錯的！

在我接觸的過程中，我發現法大的法律學者總是談人權保護，無論是作為一般公民還是犯罪嫌疑人。可是同為法大教授的胡繼曄先生何出此言呢？一查背景才知道，胡教授也是商學院的。因此不難理解，在他們心目中，無所謂生育是人權的概念，人口數和GDP以及稅收一樣，都是冷冰的數字。

其實在國內高校和國人中，是有比較專業的人口研究的。人民大學早就設有人口研究所，現年96歲的鄔滄萍（男）就是一位先驅和國內外知名教授。機構外的個人而言，易富賢先生是早已很高的學者。

誠如易富賢所言：解決人口問題，需要尊重生命，尊重人權，將人當人看，大刀闊斧對經濟、政治、社會、衛生、文化、教育、倫理、城市規劃等進行綜合改革，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

展江

這還真是個磚家，沒找到事情的根本原因就亂建言。

這磚家連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多生孩子都搞不清還敢大放厥詞。讓作為父親的我，一個80後年輕爸爸告訴你為什麼年輕人不願多生孩子。重要的事情我給你講三遍:“1·養孩子的成本太高了。2.養孩子的成本太高了。3.養孩子的成本實在太高了。”

中國人估計是世界上最愛生孩子的民族。只要有良好的條件，誰不願意多生，我們一度都生的不得不不計劃生育來控制人口。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不生？說白了，就是養不起。

孩子生育要花錢。這只是毛毛雨而已，大部分人都沒問題。問題是生完怎麼辦。孩子上幼兒園之前必須有人專門照顧。家有老人還好，可以幫襯下，家沒老人或老人帶不了的請保姆就要花好多錢，保姆工資比一般年輕人工資還高。揹負房貸車貸的年輕人哪裡請得起保姆？

孩子從開始讀幼兒園到大學，這又是一筆，這筆教育經費又是個無底洞。孩子生病感冒住院醫療，一場大病都能把一個一般的家庭經濟掏空。再加上吃喝拉撒，在物價飛漲的今天，哪個年輕人養個孩子不是壓力山大。有幾個敢輕言二胎的。如果只管生不管養和養豬什麼區別。和我國優生優育的政策是相違背的。

如果孩子一出生就有合理的補貼讓父母不必揹負這麼大的經濟壓力，有完善的醫療不必讓讓父母為孩子健康成長擔心，有良好的教育環境讓孩子可以有個美好未來，那願意多生的家長多的是。所以敢多生的都是不缺錢的，比如張藝謀。

所以想讓年輕人多生孩子，就要建立有效的獎勵制度和完善的保障機制去鼓勵和引導年輕人多生優生。這磚家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本末倒竟然要窮的孩子都不敢生的底層年輕人再拿出自己少的可憐錢去給有人養二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是在不知道他是怎麼當上教授的。

朱鐵平

是不是有些人就打心眼裡覺得扣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專注於金融知識普及，讓知識深入人心，如果覺得回答的不錯，歡迎點贊，評論，關注，回覆

確實，現在的社會充斥著金錢至上的理念

，一切向錢看，拜金主義等不良風氣。

但是他還是政法大學教授，不明白稅這種東西的目的是什麼？稅是財政收入，換句話說就是用百姓掙的錢中的一部分養活公務機關等人。那麼試問所謂的丁克稅的財政收入科目需要用到哪裡去呢？如果專項用於補貼已生育人群，那麼，這個叫做稅不合理，如果用於全國財政或者地方財政統一核算，那麼這個稅憑什麼交？就因為沒生育？增值稅是我們經營創造了價值增值，印花稅是交易了股票無論漲跌都用了股票，哪怕是房產稅也是房子持有了徵收，都是發生了才徵稅。但生育權是人基本權利，我不做就徵稅這個事講起來是不是法制的倒退？

再說生育基金，所有基金是有共同目的的人，共同募集的資金用於一個共同的目標，基金本身不應該具有強制性質，另外也是需要實現這個目的的人願意出資，來保證基金的規模。包括社保基金，旅遊城市建設基金等雖然帶走強制要求，但是針對的目標也是需要養老和需要旅遊的人群，總不能向一個路過的要求出資吧？

公民生育期望下降不僅僅是因為現在收入不足，更多的是子女面臨的社會競爭成本和將來創造價值的比例回報不足。也就是說如果希望改善生育觀需要從生育後的社會保障，子女成長保障和家庭成員價值觀等方面考慮，而不是用錢，錢不是萬能的，雖然很多時候錢可以代表利益，但錢在觸及心理底線時，亂用錢當武器，真是萬萬不能的。

張小帥說理財

首先，不論是所謂生育基金，抑或是丁克徵稅，都是“個人建議”。

理論上，這屬於言論自由範疇，也是公民參政議政的一種形式。

其正面價值或效應還是應該肯定。

其次，既然是個人建議，就只代表個人觀點或看法，未必正確、合理，甚至客觀。

在這個前提下，先要保證大家對此類話題可以“暢所欲言”，廣泛討論或爭論，最終才可能形成廣泛共識。

最後，回到問題焦點來看，從多生是福到少生為好，再到現在鼓勵生育，每個階段的不同主張或去向，都反應了特定發展階段面臨的問題。

比如，多生是福是基於家庭養老的考慮，少生為好也是基於特定發展階段，物質供給能力與需求不足矛盾而選擇的，而現在轉向鼓勵生育，也是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的提前應對建議。

從個體感受來看，似乎是政策多變，但從宏觀趨勢來看其實是與時俱進。每個階段或每代人都肩負了不同的使命。

當然，未來政策的合理性更多在於不是如何如何面向民眾增加成本，而是如何通過財政給予補貼等，在尊重個人意願前提下，綜合施策予以引導，通過立法或修法明確補貼合法性及程序正當性等。

李俊慧

我覺得他腦子進水了，或者秀逗了。生不生孩子，是夫妻自己的事兒，別人管不著。不要拿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話來唬人，都什麼年代了，還提倡封建道德，不懂得尊重人麼？

誰不願意多養幾個孩子啊，等我們老了，這個孩子有事還有那個孩子，總會有孩子來看你，你就不會寂寞的。所以，要是有條件又有能力，多養個孩子是絕大多數人意願的。

但是，現在的小夫妻，養一個孩子就特別不容易。現在養孩子，跟四五十前養孩子不一樣了。我聽老人們說，那個時候養個孩子，孩子帶孩子，自己到村子裡或大馬路上去玩，玩到吃飯的時候再回來。孩子到了10來歲，就可以幫家裡做事了，做家務是沒問題的，帶孩子也可以的，甚至還能幫著幹農活，相當於半個勞動力。但現在不同了，養個孩子特別用心，夫妻倆都上班的話，家裡必須得有個老人帶。老人帶孩子還特別累，因為怕丟了啊。我媽媽幫我帶孩子，一個月至少要做一次丟孩子的夢，精神壓力特別大。等到孩子上學了，各種事就都來了，家長要幫孩子做作業，要費盡心思進個好學校，週末要帶去各種輔導班，假期要帶出去旅遊。我很多朋友一下班就圍著孩子轉，忙得聚會的時間都沒有了。真的，我們必須要體恤現在帶孩子的小夫妻，他們太累了。

除了付出勞動之外，現在養孩子成本特別高。據統計，在北京養個孩子，平均得276萬。多養一個，都想啊，養得起麼？

胡教授說以前那個時代，講什麼必須要個男孩，講什麼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是養孩子。他可能真是古人。古代的孩子可以當半個勞動力，現在的孩子佔用一個多勞動力。這樣養孩子，誰養得起啊。胡教授是在說夢話啊。

現在很多專家講話，根本就不動腦子，根本就不照顧現實，這樣的專家，說句不客氣的話，不如回家賣紅薯啊。

王可期

昨天南京大學長江研究院的劉志彪、張 曄剛剛提出要設生育基金，今天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就提出要對丁克徵稅，不知道明天還會出現什麼教授，什麼觀點。

幾位文化人之所以如此急吼吼的表態與最近人口統計部門公佈的數字有一定關係，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大陸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比上一年減少了63萬，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兒人數同比下降了約15%-20%。這意味著,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還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數據,未來十年內我國的生育旺盛期婦女將減少約40%。長此以往我們中國人口將面臨大幅下降的危險。在這一前提下，全面放開計劃生育的口號再次響起，有消息認為，明年國家就有可能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不再限制生育，徹底放棄已經執行幾十年的計劃生育國策。

就計劃生育本身來說是否合理就有一定的爭議性，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經逐漸成為一個歷史問題，而在新政策尚未明朗的情況下，所謂的專家跳出來大放厥詞，實在讓人看不懂。

首先是劉志彪、張 曄兩位提出的生育基金方案，具體如下：

可規定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並進入個人賬戶。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時,可申請取出生育基金並領取生育補貼,用於補償婦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斷勞動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損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賬戶資金則待退休時再行取出。生育基金採用現收現付制,即個人累計繳納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於政府對其他家庭的生育補貼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國家財政補貼。

從基金設計來看，有些類似住房公積金，估計這兩位的創意也是源於此處，除此以外他們還提出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觀點，在這就不一一羅列，單就生育基金這一建議來談談不足之處。

第一點：收錢不具備任何合理性。從法理上來說我們國內沒有對應法律支撐，所以在相關法律通過審議之前不具備開徵的條件

第二點：從實用性來看，近年來廢除公積金的聲音越來越大，政策本身就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在缺乏相應論證以前不應該再上馬類似項目

第三點：生育人群差異很大，例如個人健康狀況，家庭生活安排工作安排等等，都存在巨大的差異，無法做到一刀切。

第四點：一個孩子的撫養成本遠遠大於所謂的生育基金，雖然生育基金數額上位公佈，但參照住房公積金，遠遠不足以衝抵撫養成本。

第五點：生育基金如何管理，如何保值沒有對應措施，我們收取幾十年的計劃生育社會撫養費就是一筆爛賬，到現在也算不清楚。

劉志彪、張 曄兩位只是把這個作為一個提高生育率的方向，可以探討，但從具體措施來看，明顯欠缺常識。如果是個普通老百姓說說倒是可以原諒，但從專業人士嘴裡說出來實在讓人無法接受，難道每天拿工資吃福利就研究出這麼個東西？

而胡繼曄就更加離譜了，這個人的言論應該當場****。

胡繼曄是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資本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本科畢業後轉學馬克思專業研究生，後又獲得**政策與公共管理博士學位，現在是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可謂博採眾家之長。

胡教授的觀點分為三部分：

（1）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沒兒子死後進不了祠堂。

（2）打仗是需要人的，所以的生。

（3）丁克要收稅。

如果胡教授能看到這兒，我很想問個問題：您有兒子嗎？你們家有祠堂嗎？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沒有兒子死了不能進祠堂等等說法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糟粕之一，早就被主流文化拋棄，即便是計劃生育時期也主打生男生女都一樣，全國人民已經日益接受了這一觀點，而現在計劃生育還沒有完全放開，這一言論卻再次沉渣泛起，而且還是從中國最高學府的教授嘴裡說出來，簡直就是給全國人民潑大糞。

其心可誅！

而用戰爭需要人這種觀點來鼓勵生育更加荒謬，戰爭是一個嚴肅的話題，把人口論和戰爭論放在一起，以前只有希特勒這麼講過，而胡教授時隔七十多年大放厥詞，是要給納粹招魂嗎？

至於丁克收稅，生多了要收稅，不生也要收稅，我想問問胡教授，你要不要在全國女性的**上裝個開關，生就打開，不生就關上，這樣多好又簡單又好用，還便捷。建議最好從你們家先試點，給你媳婦，女兒，兒媳等等都裝上，你要是不會裝我去幫你。

清華大學最近奇葩輩出，遠有***，今有胡繼曄，所謂前赴後繼，赴湯蹈火，看來也不過如此了，***事件爆發後我曾經寫道：***的言論給了我們一扇觀察上流社會的窗口。胡繼曄老師再次證明了我的觀點，並且深刻證明了現階段中國，哪有什麼上流，都特麼的下流。

劉志彪也好，胡教授也好，言論都有一個共同點，為了達成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其人其品，可見一斑。

關鍵字: 丁克 只生 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