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意剋扣扶貧款、偷挪村集體資金、辦事群眾要蓋章討要“好處費”、徵遷款被幹部截留……群眾對基層幹部尤其是村幹部的“微腐敗”反映強烈，深惡痛絕。
日前，據媒體報道，今年安康將嚴懲這些身邊的“微腐敗”。安康市市長趙俊民表示，要不斷完善監管體系，堅決遏止和懲治基層貪腐問題，實現正風肅紀無法外之地。
一方面是村幹部“微腐敗”不斷，群眾深惡痛絕，一方面是各地創新基層治理方法，一些村幹部知民生疾苦，被群眾擁戴，如何杜絕“微腐敗”，多一些好乾部？
“牛氣”來自哪裡？
曾經流行的“別拿村長不當幹部”，是一句戲虐村幹部的話，意思是說再小的幹部都有約束他人的能力,不要不把身邊的村幹部放在眼裡,以免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說到村幹部，坊叔先給坊友們“科普”一下：村幹部所在的村委會是農村基層自治性組織，不是一級政權，也不屬於國家機關。因此，村委會成員有別於政府公務員以及其他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不能從國家領取工資。
但是村委會成員從事村委會的工作，要佔用大量時間和精力，應當給予適當的補貼。而補貼，可以從村民上交的提留中解決，也可以從集體經濟上交村委會的收益中解決。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梳理秦風網曝光的案例可知，村委會腐敗行為就多半來自這些“提留”和“收益”，比如村民集體財產、補貼發放、低保辦理、土地徵收等。聊舉兩例：
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間，寶雞市陳倉區東關街道大王村原黨支部書記李寬讓利用職務之便虛報親屬為公益性崗位人員，並領取公益性崗位補貼共計12000元，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在運煤公路修建項目徵地補償中，榆林市神木縣永興街道圪針崖村村委會主任賈明清夥同圪針崖村村民小組組長賈雲等人虛報佔地面積，套取資金15.87萬元予以私分，在2016年3月被開除黨籍，收繳違紀資金，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為什麼頻頻出現“微腐敗”？
表面上看，村幹部“微腐敗”頻發是因為監管缺位，如陝西省紀委的一位官員所說，近年扶貧領域暴露出的問題，在基層由來已久，原因在於有些地區村民自治組織建設薄弱，基層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職責不明確，村務公開、村監會監督等事務公開和監督機制形同虛設。
深層次原因在於，基層村委會盛行的能人治理“凌駕”於村民自治之上。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P·亨廷頓認為: “政治參與和收入密切相關，與教育的關係則更為密切。”從一定意義上說，農村那些先富起來的經濟能人比如致富帶頭人、小企業家等比普通村民更趨向於追逐村支書、村長、組長等幹部崗位，一方面在於，在農村沒有一定的威望和人脈，工作不太好開展；另一方面在於，對能人而言，村幹部能和政府產生更多互動，有利於他們在經濟上“更上層樓”。
所以要解決這些“微腐敗”，一方面要解決“人”的問題，擔當村幹部的經濟能人要提高規則意識，行有所止，作為村民自治重要組成部分的村民要積極爭取自身權益，不能盲目依附於能人；另一方面要解決“制度”的問題，村民自治制度要跟上時代，不斷創新。這方面陝西乃至全國近年來均在不斷探索，也因此誕生了不少好方法和好村幹部。
在一些農村村幹部是個“苦差”
也許我們經常在紀委網站的曝光臺上看到一些村幹部腐敗的案例，但那只是部分現實，而且是在少數富裕村或者城郊村，一些有“油水”的地方。
在其他一些農村，村幹部卻是個“苦差”——活多錢少，操心不討好，幹好幹差一個樣。一些村幹部甚至想“撂挑子”，曾經給鄉村振興和基層治理帶來困擾。
“因為村集體賬上沒有一分錢積累，自身都是‘貧困戶’，有道是‘手裡沒把米，雞都不圍你轉’，我們說話辦事自然沒底氣。”留壩縣的一位村幹部曾如此調侃。
為什麼村幹部這麼不好當？一位村支書曾經“整理”了他要乾的活兒：
負責協調村民關係，維護基層社會穩定，比如有人的地被別家佔了，有人打農藥打到鄰居地裡了……都是東家長西家短的小事兒，如果調解不好就會激化矛盾。
為村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如民生方面的政策宣傳和解釋，給村民蓋章、開證明等，現在村幹部實行坐班制度，工作日每天必須有一名村幹部值班，讓村民有事找得著。
負責一些政府項目的代收費工作，如新農合、農業保險等，以及自上而下普惠性項目的資源分配，如低保、危房改造補助、社會救助等。很多村民不理解為啥讓自己交錢，為啥不給自家辦低保，要解釋給他們聽。
還有完善村莊基礎設施、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宣傳黨的政策方針等。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村幹部既要做知民情察民意的“調查員”，帶團隊謀發展、組織幹部群眾的“管理員”，還要做拓市場找路子的“引導員”以及解憂濟困的“服務員”。沒有一定的綜合素質和相當的耐心，這差事一般人幹不了，幹得了的也不一定願意幹。
正因為不好乾，所以陝西基層湧現出的那些優秀村幹部顯得尤其難能可貴。
坊叔梳理了陝西部分優秀村幹部的事蹟，發現他們身上有兩個共同的特質：能力和擔當。
比如2017年陝西省勞模、寧強縣石牆院村村支書趙永躍，自己通過建養豬場養豬富起來後，面對渴望增收的農戶，將自己的養豬技術和管理經驗傾囊相授，他帶頭成立的生豬產業合作社帶領百戶村民養生豬、種果蔬藥材，合作社成員人均年收入8000元以上。
比如被評為“2016中國十大傑出村官”的陝西省優秀黨支部書記、西安市碑林區西何社區（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趙建平，35年來，帶領西何家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實現了由鄉村向社區的轉變，股份制改造讓村民變成股民，人均擁有一套100平方米住房和60平方米商業用房。
這些幹部不僅自己有增收致富的能力，還將自身發展和全村的發展捆綁到一起，帶動全村人走向小康。這是難能可貴的。
還基層社會“風清氣正”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中央1號文件也以鄉村振興為主題，進一步明確了“產業振興、生態宜居、鄉村善治、鄉風文明、生活富裕”五大目標。鄉村治理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
無論是中央、省市，還是基層，近年來在重視基層“懲惡揚善”的同時，在探索鄉村治理方面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形成了一些好的經驗和制度。坊叔經過梳理和總結，將其分為三個方面：
鄉村管理。近年來，陝西基層單位在探索鄉村管理方面做了許多探索，例如漢陰推行“321”基層治理模式（黨員聯繫群眾、人大代表聯繫選民、中心戶長聯繫村民的“三線”式聯繫，實施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加上村民自治平臺），旬陽縣推進“三治融合”（自治固本、法治兜底、德治為基），西安市高陵區將黨務、政務、警務三務合一，推出以“一村一警一站一隊”為核心內容的“高陵模式”。
這些管理模式除了有自身特色，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將基層管理任務分解，比如漢陰分解給黨員、人大代表和中心戶長，旬陽分解給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等法律工作者，和德高望重的老黨員、老幹部、道德模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新鄉賢”，西安市高陵區用機關民警下沉包村解決基層警力不足問題，實現了“警務、政務、黨務”三務前移。
管理任務分解的成功，源於兩方面：一是基層鄉村（社區）幹部自己積極探索、主動爭取，上級單位理解並支持；二是鄉村精英素質不斷提高，願意為鄉村發展出謀劃策。
經濟發展。村級組織經濟實力不強、管理手段單一、服務平臺缺失等問題，消解了村兩委的權威性，導致“空殼村”頻現，同時，在城鄉轉型發展過程中，由於農村人口非農業化而出現“人走屋空”，鄉村“空心化”。要引進人、留住人，就要讓大家增收致富。
這既要村幹部自己帶頭，村民們也要積極參與。例如先富起來的村民帶頭成立合作社、出外務工掙了錢的村民返鄉創業、組建村支部領導下的集“經濟、管理、生產、服務、公益”等功能於一體的扶貧社等，人人都要有“村幹部意識”。
村幹部激勵。“收入不如外出務工的村民，加上村裡紅白喜事開支多，經濟負擔很重，對家庭都不知如何交代。”這是一位村支書的煩惱，也是其他很多村支書的憂愁。村幹部們還有其他更多的憂愁，如一些村幹部沒有養老保險，村幹部沒有上升渠道，幹好幹壞一個樣，等等。
好在有些地方已經開始探索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如遼寧省開始逐步落實“工作有待遇、幹好有發展”的激勵機制，明確鄉鎮換屆時每個縣區至少要有1名符合條件的優秀村黨支部書記進入鄉鎮領導班子，為村幹部提供一條上升通道。錦州市準備由市級財政出錢，增加村轉移支付資金，實行“基本報酬+績效考核獎勵報酬”的工作報酬制度。
陝西各地也在探索村幹部考核管理辦法，如城固縣探索推行“三考兩評”管理辦法，差異化發放績效補貼，激發村幹部工作活力；陝西省委相關部門組織實施2017年從優秀村（社區）幹部中為貧困縣（區）考試錄用鄉鎮公務員工作，等等。
村幹部怎麼樣，農村就怎麼樣。在基層治理和發展的過程中，全面從嚴治黨要進一步向農村延伸，抓住“村幹部”這一“關鍵的少數”，避免出現“好人當不了，惡人爭著當”的局面，選出好村長、留住好村長，把基層社會打造成風清氣正，群眾安居樂業的家園。（來源：人民日報社陝西分社208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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