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中，“良知”的概念來自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盡心上》)
孟子還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的“良能良知”常被理解為一種與生俱來、先天所賦的能力與知識。這可能與孟子的一個比喻有關：“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但從孟子的論證看，孟子所說的“不學而能”和“不慮而知”指一種內生的、自覺的道德意識。它不是出於交情和聲譽等名利關係考慮而產生的，而是發端於人在平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就有的惻隱之心、是非之心。
明確地把良知提高到心之體和世界本源的地位，還是後來的事情，只不過在孟子那裡已經可以看到這種傾向。
孟子把“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視為人的善端，因而主張人的本性是善的。宋明以來的中國新儒家有把人的這種善的本性本體論化的傾向。人倫被視為來自天理，良知被視為與天地之心同一。
為什麼人人都有這樣的善端呢？按照他們的解釋，這是因為人心和天地之心是相通的，天道和人道的本質都是誠。因而不需外鑠，只要反求諸己，就可以發現天地萬物和人共同的本心，把自己的善的本性發揮出來，率性盡心，人皆可為堯舜。
在宋明理學中，“良知”的觀念與“天理”和“萬物一體”的觀念相關聯。這一思想是程顥在其著名短文《識仁》篇中引入的。
他所使用的表達式是“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他在此明確聯繫到孟子的“萬物皆備於我”(《孟子·盡心上》)。他明確指出“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
由此可見，在宋明理學中，良能良知不是指人的自然本性，而是歸結為天或天理。
朱熹把孟子所說的“良心”解讀為“本然之善心，即仁義之心也”。他也贊同程顥的“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的主張，以及把良知歸結為天理的觀點。
但他強調，人心要由天理指導。他詮釋《尚書·大禹謨》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思想，認為“道心”是天理的體現，“人心”受物慾所累，主張人心要服從道心，以天理指導人心，進一步發揮程顥的“存天理去人慾”的主張。
朱熹儘管贊同“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的觀點，但他指出這一說法不能抹殺事物之間的差別。他主張“理一分殊”，認為萬物在“太極”或“一理”中既有統一性又各有分殊。如果過分強調一體性，會導致墨子“兼愛”那樣的無差別的愛，以及道家或佛教那樣的把我與萬物置於同等地位的觀念。
朱熹在其整理加註的《太極圖說》中指出：“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
在理學家那裡，良知被歸結為天理，而王陽明主張心是主宰，把天理歸結為良知：
“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傳習錄·答顧東橋書》)“天理在人心，亙古亙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知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傳習錄·答聶文蔚》)
在《大學問》中，王陽明主張：“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
王陽明認為，人面臨倫理決斷的處境總是具體和複雜的，有時沒有先前的準則可參考，有時各種各樣的理據交織在一起，似乎每條理據都能成立，但從它們引申出的結論又互相沖突，這時唯憑良知來決斷：
“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園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矩之不可勝窮也。……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傳習錄·答顧東橋書》)
王陽明的良知說強調了心的能動性，以良知本心統攝天理，以良知決斷處置權變。
中國近代大儒熊十力把“良知”視為“本心”“本體”。“良知”與“天地之心”相通，通過本體的“大用流行”，把“仁”貫穿於天地萬物和人類之中。“良知”不是“小我”之心，而是“大我”的本心。
人通過良知體悟本體，但體悟本體後不能“隳廢大用”，不能“廢絕量智，抑或看輕量智，以格物致知之學為俗學”。
良知要在道德倫理和社會實踐中把自己向外推出來並實現自己，“良知”與“善行”是分不開的。自我修養和社會實踐是良知開啟自己和推廣自己的必由之路。
中國哲學中的這一“良知”的概念，在塑造中華古代文明的特色中起關鍵作用，對於現代社會的道德意識的培育依然具有重要意義。
張慶熊，1950年12月生，上海市人。現任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基督教研究基地主任，復旦大學哲學博士後流動站站長，現代哲學研究所副主任，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理事，上海宗教學會理事。研究領域： 現代西方哲學，現象學，宗教哲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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