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2月12日，李秉喆出生在朝鮮慶尚南道一戶農民家裡，由於家裡條件尚且寬裕，他從小就對新鮮事物有著強烈的興趣，不論是從私塾翹課去逛集市、還是不顧父母反對毅然離開家鄉到晉州讀書，李秉喆從小就極為有主見，甚至有些偏執。
1963年2月，施正榮出生在江蘇省揚中市，由於剛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他被送到施家撫養成人。自5、6歲起就知曉自己身世的他，從沒埋怨過親生父母，時代的無奈被寫進了一代人的命運中，也讓施正榮變得更加感恩。
1963年是癸卯兔年，黃曆上講，這一年出生的人個性柔順溫和，但頗具韌性，這也些許代表著施博士的性格。
同樣屬兔的還有12年後出生的彭小峰，這位曾經的中國首富，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縣的一個小山村，小學5年紀他便隨父母來到洲湖鎮，為了上鎮上更好的中學，而他也不負眾望，取得了全縣中考第一名。
1930年春天，20歲的李秉喆坐上了從釜山開往日本下關的船，本以為踏上了美好求學之路的他，在船艙中就受到了日本警衛的羞辱，深刻感受到身為亡國奴的悲哀。自此，李秉喆發誓，無論如何也要讓祖國變得強大。
無獨有偶，像李秉喆一樣想走出去的人，還有施正榮，1979年，當中國恢復高考兩年後，年僅16歲的他就順利考上長春理工大學。1988年，施正榮赴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物理系進修，師從現代光伏之父馬丁·格林教授。
繼兒子中考之後，彭小峰的父親就替他規劃好了未來的專業—學城建，好就業。而他則選擇了江西外貿讀中專，理由也很簡單—外貿能有機會練英語，將來好出國學物理。而畢業時由於攢不夠留學的費用，彭小峰揣著2萬元到蘇州創業，創立了勞保製造企業柳新集團。
實際上，逃離現實的烏托邦文化並非90年代青年的潮流，早在魏晉朝時，陶淵明就寫下了《桃花源記》，描述武陵一個打漁人誤入桃花源的美好生活，直到今天還一直有細思極恐者將桃花源記解讀為鬼故事。
三個年輕人的不約而同之處，就是希望通過留學經歷來實現自己曾經的理想與“小目標”，畢竟在那些信息不完全扁平化的社會，見識與眼界對於年輕人的影響要遠大於父母所言傳身教。
1937年，早年留學日本歸來的李秉喆創辦了自己的小商社，幹起了碾米生意，積累了原始資本後他又開始倒賣土地，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政府凍結了所有日資銀行的資金，李秉喆為償還貸款拋售了所有土地。第二年，他又創辦了“三星商社”，經營起了果品和魚乾生意，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將三星商社逐漸壯大。多年以後，中國著名草原搖滾歌手騰格爾在《桃花源》中唱到：一個打漁的，這麼有福氣。
1995年，施正榮與馬丁·格林教授的實驗室獲得了5000萬美元的投資，成立了太平洋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1999年，施博士憑藉40萬美元、一臺筆記本和幾頁紙的商業計劃書，得到了無錫政府的800萬美元與當地企業的600萬美元，成立了無錫尚德。
2003年，有感勞保用品市場有限的彭小峰遠赴歐美日考察新能源企業，而後又因一次偶然機會與江西新餘幾位政府官員敲定了江西賽維LDK落戶。彭小峰當時對新餘市委的兩個要求是：24小時的電力保障；政府支持兩個小目標。
直到今天，你都能在《創業邦》的網站上搜到2008年10月的一篇文章，其中將彭總描述為一位勇敢、果斷、對太陽能事業發展抱有無限遐想、注重細節的成功人士，在採訪中他時而靦腆，時而自豪，一心想把賽維打造成IBM或者GOOGLE這樣的企業，沒曾想10年後LDK只能活在光伏浪潮的BGM當中。
“沒人能在我的BGM裡戰勝我”，這是李秉喆在接連收購、創立了朝鮮釀造、三星物產、第一糖業、第一毛織後的感覺。戰後恢復中的朝鮮，不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亟待一位民族企業家，將生活資料由外國進口轉化為國內生產。而三星集團產業資本的成功，也極大的激發了李秉喆的社會責任感，1959年，他在仔細地梳理了關於建設化肥廠的想法之後，有機會見到了南朝鮮總統李承晚，向他提出了自己想投入4000萬-5000萬美元建設化肥廠，而當時的南朝鮮政府外匯儲備總額也不過30萬美元。
2002年，尚德電力第一條年產10MW太陽能電池產線開始正式投產，第二年，便實現了90萬美金盈利，到了2004年，尚德已經獲得近2000萬美元利潤，產能也超過了100MW，到了2005年，尚德獲得了5000萬美元利潤併成功上市，創下了當時大陸民營企業在美融資最高記錄。直到2006年，施博士憑藉公司創立之初的現金與技術入股、後期的股權激勵，持有公司股份達到46.8%，身價超過186億，成為當時的中國大陸首富。
那一年對於中國光伏，賽道已經逐漸健全，兩個不同時代的創業者，開始匯聚在同一起跑線上。2006年4月投產後，賽維的全年銷售收入就達到了9.5億元，2007年6月1日，賽維在紐交所上市，刷新了尚德在前年創下的融資記錄，達4.69億美元，2008年8月，賽維成功完成多晶硅片產能1000MW，率先進入光伏的“吉瓦（GW）俱樂部”。
那個年代的企業家都還太懵懂，喜歡用產能的大小來衡量一個企業的實力，是啊，當一片硅片100塊錢，造硅片比印鈔來錢還快，誰還會在乎硅價與銀價倒掛，而忽略了硅是地殼中第二大元素呢？
那個雄心勃勃的李秉喆不曾想到，自己頂著巨大壓力建設的化肥廠，卻在朝鮮政局的變換中成為了祭品，李承晚與朴正熙的換屆、第一糖業的糖精事件、化肥廠被指控走私，讓李秉喆不得不忍痛割愛，把這座化肥廠捐給了國家，而他也總結出企業在經營中一定要確立“政商分離”的道路。
“政商分離”聽起來簡單，但對於每個中國的初創企業家，政府所帶來的資源優勢，是種天然的誘惑：數目不凡的啟動資金、信貸的背書、各類政治資源。對於企業，政府就像是給短跑選手配上了一輛跑車，瞬間就把田徑運動變成了F1大獎賽。官員們的訴求也很簡單：固定資產投資儘快落地、銷售收入帶來GDP增長、促進當地人口就業，彷彿每一項指標都直指讓企業做到“更大、更強、更快”。
於是，一旦生意走向了“程序正義”，那麼一切的擴張與投資都變得理所應當。
2007年，尚德電力產能擴大到540MW，2009年更是突破1GW；2010年，尚德投資美國建立生產基地，2011年尚德產能超過2GW，全球市佔率超過10%。然而，2010年爆發的歐債危機，致使歐美市場告急，這其中就包括全球前兩大光伏產品消費國德國與西班牙。
2008年底，金融危機引發電池價格組價的下滑，但是也觸發了市場規模升級，賽維不僅沒損失，反而大賺了一筆，彭小峰克服了此次“危機”，自信心也達到了頂點，誓要把賽維打造成一家垂直一體化的全產業鏈光伏製造公司，激進的他彷彿2015年衝進股市的配資，加滿了槓桿就為了避免一場牛市的踏空。
2012年5月，美國商務部對我國光伏產品發起價格調查，並初裁我國晶體硅光伏電池及組件具有傾銷行為，以此為據，向我國光伏出口產品施加反傾銷稅；同年9月，歐盟正式決定立案調查，對我國光伏產品施加反傾銷反補貼稅。
跑上同一賽道的尚德與賽維，終於在急速奔跑時，一同看見了終點。
金融危機、歐債危機首先影響了硅料價格，供應端的擴產以及需求端的萎縮突然讓硅料從500美元跌到20美元以內，跌幅超過96%，這又極大的影響了尚德與賽維這些巨頭，尚德為了毀掉與MEMC簽署的10年供貨長單，不惜賠償2.12億美元，而賽維以高價採購的硅料庫存，則在短短几個月之間使得銷項難抵進項，現金流開始劇烈萎縮。而那些在行業火爆時不計成本招聘的員工，又像是水面上的浮萍一樣飄搖不定，2010年為了解決離職潮，尚德不得不全員漲薪20%-30%，而CFO張怡、高級副總裁蔡世俊、副總裁邵華千的相繼離去，也讓施博士憂心忡忡。
如果說毀約長單、銷量下滑、人員離職對於企業都不算致命，那麼現金流吃緊絕對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到了2012年上半年，尚德電力總資產44億美元，而負債率卻高達80%，賬面現金及等價物僅剩4.7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下，尚德仍進行大量投資，使得投資現金流為-5.78億美元。而更加激進的賽維，則以200億高企的銀行貸款，在2011年末就使負債率達到78%，到了2012年初，負債率更是攀升至87%，並以1.85億美元的單季虧損成為了光伏企業的虧損之王。
後面的結果想必大家已經可想而知。
老股民應該都知道，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即對市場需抱有敬畏之心，不論投資哪個行業，都需要將市場、週期的基本面分析的面面俱到，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黑天鵝與回撤的風險。但是在那個政府瘋狂追求GDP、企業瘋狂追求利潤與市值、企業家瘋狂追求身家的年代，很少會有人坐下來冷靜的思考，以審視的目光看待自身所賴以生存的市場，並由企業的未來與願景去倒推當下應該採取怎樣的措施，從而立於不敗之地。
資源的過剩有時並不是好事，那些太容易得來的東西，就像是賭場故意輸給新人的籌碼一樣，看起來像是甜蜜的果實，實際上是對人性貪婪本質的考驗。當企業家們已經進入一種“非常成功”的錯覺，就會忘記“登高必跌重”的歷史因果。
非常有趣的是，上海交大EMBA有一篇畢業論文，專門針對尚德的發展戰略進行了研究，作者利用PEST、SWOT分析就尚德的各個戰略性問題展開拆解，歸納總結出了尚德失敗的原因。然而就是這些看似馬後炮的結論中，仍然有光伏企業在前赴後繼式的重蹈覆轍，彷彿為了印證：在這樣一個大時代中，總是需要一些帝國的隕落，從而讓產業看起來不那麼風平浪靜，也讓我們把故事裝進了各自的命運當中。
在2018年1月，周鴻禕被問及“對於樂視的看法”時，他說道，不論一個創業者有多麼偉大的夢想，有多麼高遠的志向，他都不能夠把自己頭髮拽一地球，也就是說有一些商業的規律不可違背。無論你做的是再新的技術，無論冠上什麼名詞，叫生態還是什麼，但是基本商業要有一個邏輯，所以絕大多數企業不是死於飢餓，而是死於慾望。
黃曆上解釋屬兔的人優點是性格溫和、能夠適應不同環境，但是缺點也非常明顯：原則性不強，更容易受人影響。也許一個企業最終的命運，早已被埋在一代領導者的性格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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