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2月12日，李秉喆出生在朝鲜庆尚南道一户农民家里，由于家里条件尚且宽裕，他从小就对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兴趣，不论是从私塾翘课去逛集市、还是不顾父母反对毅然离开家乡到晋州读书，李秉喆从小就极为有主见，甚至有些偏执。
1963年2月，施正荣出生在江苏省扬中市，由于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他被送到施家抚养成人。自5、6岁起就知晓自己身世的他，从没埋怨过亲生父母，时代的无奈被写进了一代人的命运中，也让施正荣变得更加感恩。
1963年是癸卯兔年，黄历上讲，这一年出生的人个性柔顺温和，但颇具韧性，这也些许代表着施博士的性格。
同样属兔的还有12年后出生的彭小峰，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的一个小山村，小学5年纪他便随父母来到洲湖镇，为了上镇上更好的中学，而他也不负众望，取得了全县中考第一名。
1930年春天，20岁的李秉喆坐上了从釜山开往日本下关的船，本以为踏上了美好求学之路的他，在船舱中就受到了日本警卫的羞辱，深刻感受到身为亡国奴的悲哀。自此，李秉喆发誓，无论如何也要让祖国变得强大。
无独有偶，像李秉喆一样想走出去的人，还有施正荣，1979年，当中国恢复高考两年后，年仅16岁的他就顺利考上长春理工大学。1988年，施正荣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物理系进修，师从现代光伏之父马丁·格林教授。
继儿子中考之后，彭小峰的父亲就替他规划好了未来的专业—学城建，好就业。而他则选择了江西外贸读中专，理由也很简单—外贸能有机会练英语，将来好出国学物理。而毕业时由于攒不够留学的费用，彭小峰揣着2万元到苏州创业，创立了劳保制造企业柳新集团。
实际上，逃离现实的乌托邦文化并非90年代青年的潮流，早在魏晋朝时，陶渊明就写下了《桃花源记》，描述武陵一个打渔人误入桃花源的美好生活，直到今天还一直有细思极恐者将桃花源记解读为鬼故事。
三个年轻人的不约而同之处，就是希望通过留学经历来实现自己曾经的理想与“小目标”，毕竟在那些信息不完全扁平化的社会，见识与眼界对于年轻人的影响要远大于父母所言传身教。
1937年，早年留学日本归来的李秉喆创办了自己的小商社，干起了碾米生意，积累了原始资本后他又开始倒卖土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冻结了所有日资银行的资金，李秉喆为偿还贷款抛售了所有土地。第二年，他又创办了“三星商社”，经营起了果品和鱼干生意，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将三星商社逐渐壮大。多年以后，中国著名草原摇滚歌手腾格尔在《桃花源》中唱到：一个打渔的，这么有福气。
1995年，施正荣与马丁·格林教授的实验室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投资，成立了太平洋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1999年，施博士凭借40万美元、一台笔记本和几页纸的商业计划书，得到了无锡政府的800万美元与当地企业的600万美元，成立了无锡尚德。
2003年，有感劳保用品市场有限的彭小峰远赴欧美日考察新能源企业，而后又因一次偶然机会与江西新余几位政府官员敲定了江西赛维LDK落户。彭小峰当时对新余市委的两个要求是：24小时的电力保障；政府支持两个小目标。
直到今天，你都能在《创业邦》的网站上搜到2008年10月的一篇文章，其中将彭总描述为一位勇敢、果断、对太阳能事业发展抱有无限遐想、注重细节的成功人士，在采访中他时而腼腆，时而自豪，一心想把赛维打造成IBM或者GOOGLE这样的企业，没曾想10年后LDK只能活在光伏浪潮的BGM当中。
“没人能在我的BGM里战胜我”，这是李秉喆在接连收购、创立了朝鲜酿造、三星物产、第一糖业、第一毛织后的感觉。战后恢复中的朝鲜，不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亟待一位民族企业家，将生活资料由外国进口转化为国内生产。而三星集团产业资本的成功，也极大的激发了李秉喆的社会责任感，1959年，他在仔细地梳理了关于建设化肥厂的想法之后，有机会见到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向他提出了自己想投入4000万-5000万美元建设化肥厂，而当时的南朝鲜政府外汇储备总额也不过30万美元。
2002年，尚德电力第一条年产10MW太阳能电池产线开始正式投产，第二年，便实现了90万美金盈利，到了2004年，尚德已经获得近2000万美元利润，产能也超过了100MW，到了2005年，尚德获得了5000万美元利润并成功上市，创下了当时大陆民营企业在美融资最高记录。直到2006年，施博士凭借公司创立之初的现金与技术入股、后期的股权激励，持有公司股份达到46.8%，身价超过186亿，成为当时的中国大陆首富。
那一年对于中国光伏，赛道已经逐渐健全，两个不同时代的创业者，开始汇聚在同一起跑线上。2006年4月投产后，赛维的全年销售收入就达到了9.5亿元，2007年6月1日，赛维在纽交所上市，刷新了尚德在前年创下的融资记录，达4.69亿美元，2008年8月，赛维成功完成多晶硅片产能1000MW，率先进入光伏的“吉瓦（GW）俱乐部”。
那个年代的企业家都还太懵懂，喜欢用产能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企业的实力，是啊，当一片硅片100块钱，造硅片比印钞来钱还快，谁还会在乎硅价与银价倒挂，而忽略了硅是地壳中第二大元素呢？
那个雄心勃勃的李秉喆不曾想到，自己顶着巨大压力建设的化肥厂，却在朝鲜政局的变换中成为了祭品，李承晚与朴正熙的换届、第一糖业的糖精事件、化肥厂被指控走私，让李秉喆不得不忍痛割爱，把这座化肥厂捐给了国家，而他也总结出企业在经营中一定要确立“政商分离”的道路。
“政商分离”听起来简单，但对于每个中国的初创企业家，政府所带来的资源优势，是种天然的诱惑：数目不凡的启动资金、信贷的背书、各类政治资源。对于企业，政府就像是给短跑选手配上了一辆跑车，瞬间就把田径运动变成了F1大奖赛。官员们的诉求也很简单：固定资产投资尽快落地、销售收入带来GDP增长、促进当地人口就业，仿佛每一项指标都直指让企业做到“更大、更强、更快”。
于是，一旦生意走向了“程序正义”，那么一切的扩张与投资都变得理所应当。
2007年，尚德电力产能扩大到540MW，2009年更是突破1GW；2010年，尚德投资美国建立生产基地，2011年尚德产能超过2GW，全球市占率超过10%。然而，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致使欧美市场告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前两大光伏产品消费国德国与西班牙。
2008年底，金融危机引发电池价格组价的下滑，但是也触发了市场规模升级，赛维不仅没损失，反而大赚了一笔，彭小峰克服了此次“危机”，自信心也达到了顶点，誓要把赛维打造成一家垂直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光伏制造公司，激进的他仿佛2015年冲进股市的配资，加满了杠杆就为了避免一场牛市的踏空。
2012年5月，美国商务部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价格调查，并初裁我国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具有倾销行为，以此为据，向我国光伏出口产品施加反倾销税；同年9月，欧盟正式决定立案调查，对我国光伏产品施加反倾销反补贴税。
跑上同一赛道的尚德与赛维，终于在急速奔跑时，一同看见了终点。
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首先影响了硅料价格，供应端的扩产以及需求端的萎缩突然让硅料从500美元跌到20美元以内，跌幅超过96%，这又极大的影响了尚德与赛维这些巨头，尚德为了毁掉与MEMC签署的10年供货长单，不惜赔偿2.12亿美元，而赛维以高价采购的硅料库存，则在短短几个月之间使得销项难抵进项，现金流开始剧烈萎缩。而那些在行业火爆时不计成本招聘的员工，又像是水面上的浮萍一样飘摇不定，2010年为了解决离职潮，尚德不得不全员涨薪20%-30%，而CFO张怡、高级副总裁蔡世俊、副总裁邵华千的相继离去，也让施博士忧心忡忡。
如果说毁约长单、销量下滑、人员离职对于企业都不算致命，那么现金流吃紧绝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了2012年上半年，尚德电力总资产44亿美元，而负债率却高达80%，账面现金及等价物仅剩4.7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尚德仍进行大量投资，使得投资现金流为-5.78亿美元。而更加激进的赛维，则以200亿高企的银行贷款，在2011年末就使负债率达到78%，到了2012年初，负债率更是攀升至87%，并以1.85亿美元的单季亏损成为了光伏企业的亏损之王。
后面的结果想必大家已经可想而知。
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即对市场需抱有敬畏之心，不论投资哪个行业，都需要将市场、周期的基本面分析的面面俱到，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黑天鹅与回撤的风险。但是在那个政府疯狂追求GDP、企业疯狂追求利润与市值、企业家疯狂追求身家的年代，很少会有人坐下来冷静的思考，以审视的目光看待自身所赖以生存的市场，并由企业的未来与愿景去倒推当下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资源的过剩有时并不是好事，那些太容易得来的东西，就像是赌场故意输给新人的筹码一样，看起来像是甜蜜的果实，实际上是对人性贪婪本质的考验。当企业家们已经进入一种“非常成功”的错觉，就会忘记“登高必跌重”的历史因果。
非常有趣的是，上海交大EMBA有一篇毕业论文，专门针对尚德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作者利用PEST、SWOT分析就尚德的各个战略性问题展开拆解，归纳总结出了尚德失败的原因。然而就是这些看似马后炮的结论中，仍然有光伏企业在前赴后继式的重蹈覆辙，仿佛为了印证：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总是需要一些帝国的陨落，从而让产业看起来不那么风平浪静，也让我们把故事装进了各自的命运当中。
在2018年1月，周鸿祎被问及“对于乐视的看法”时，他说道，不论一个创业者有多么伟大的梦想，有多么高远的志向，他都不能够把自己头发拽一地球，也就是说有一些商业的规律不可违背。无论你做的是再新的技术，无论冠上什么名词，叫生态还是什么，但是基本商业要有一个逻辑，所以绝大多数企业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欲望。
黄历上解释属兔的人优点是性格温和、能够适应不同环境，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原则性不强，更容易受人影响。也许一个企业最终的命运，早已被埋在一代领导者的性格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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