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別人發財的底兒給刨了，他當然得找你出這口惡氣，但是你要相信你做的事是正義的，就會有法律這種更強大的力量來保護你，所以沒什麼好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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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
“X你大爺，你個沒良心的怎麼還沒死。”
“……”
“啪”我迷糊著掛掉電話。打開燈，牆上的時鐘已經凌晨兩點多了，當然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深夜接到恐嚇電話了，明天還有安排好的採訪任務，我努力讓自己進入睡眠頻道，但是越強迫自己入睡，卻越發清醒，剛剛聽到的那些惡毒的話語也開始一字不差的在耳邊縈繞，冷汗也開始冒出來。
我瞪著天花板，從去年春節開始，到現在已經五六個月了吧，手機號碼也已經換了兩個了，他們總有辦法用各種陌生的號碼找到我。想想當初，他們像自己的親人一樣相處了三個月，如今卻只能惡語相向。
我苦笑一聲，把頭埋進了被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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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天津師範大學研究生新聞系畢業之後，沒有回家鄉，也沒有呆在大學所在的城市，隻身一人去了北京。之所以來北京也比較偶然，這邊的媒體環境要相對好一點，對於剛工作的新聞人來說，會覺得誘惑比較大，氛圍好，機會多。
哪怕有學歷傍身，想要進入北京主流媒體行業還是要下一番苦功夫，更何況我只是一個職場新人。我的目標是進入在全國知名度都比較高的一家報社，門檻也是格外高。就算是實習記者這樣一個初級職位，還需要我們這些職場的“新鮮血液”花費3個月的時間做暗訪，然後做出一篇深度報道後，才能正式加入實習記者的行列。數百名高校畢業生都加入這段新鮮的探險，我就是其中之一。
一番挑選下，我選擇了去一家生鮮市場的小店當售貨員，這家生鮮市場被人在網上匿名舉報過，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大波瀾，我準備進去一探究竟。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他們不合規的證據，能不能採出內容，自己萬一中途被識破怎麼辦。雖然前途未卜，但是總歸要試一試。
很快，我就順利入職了。
上班的工作活動，包括吃飯都在一個不到20平方米的房間裡，工作內容大多也是涉及體力，一站就是一天。我平時缺乏鍛鍊，工作到第三天就已經渾身痠痛，半夜翻身都能因為動作幅度大，一下痛醒。
好在我這份工作的老闆特別照顧我。我的老闆差不多四十出頭，中年婦女，我叫她劉姐。後來大家都熟識了我才知道，劉姐是位單親媽媽，丈夫因為意外事故身亡，家裡還有一對雙胞胎女兒，上初中。丈夫出事之後，劉姐沒有再嫁，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
以前的時候，丈夫的收入是家裡的主要來源，劉姐在家一直是家庭主婦，現在為了挑起撫養兩個孩子和奉養公婆的重擔，劉姐賭上一切，拿丈夫的賠償金在這家市場開了個小店。劉姐的孃家也替她週轉了不少錢，劉姐的弟弟也從老家趕過來替姐姐進貨打下手，好在生意紅火，這兩年小店經營的有模有樣，經營的範圍也越來越廣，為此劉姐還招來了新的店員，但是從那段時光走過來的劉姐習慣了萬事親力親為，所以還是經常來店裡幫忙。因為臨近春節，店裡人手不夠，所以才招來了我。
劉姐看我是外地來的小姑娘，一個人不容易，經常給我帶點家裡做的、能放得住的食物，讓我帶回家吃，像是臘腸、皮凍這些從來都會給我準備一份。我租的房子在北京的郊區，離上班地點比較遠，坐地鐵還要一個多小時，劉姐也幫我四處打聽附近有沒有租金合適的房子，讓我不用每日奔波這麼辛苦。劉姐的孩子去參加冬令營的那幾天，把屋子空出來了，劉姐還想讓我去自己家住一個月。這些對於身在異地的我來說，更是有種親人在身邊的溫暖。
我由於平時飲食不規律，犯了一次急性腸胃炎，進了醫院。那兩天還是劉姐在醫院照顧的，直到我母親從老家趕過來。母親剛過來的時候，也是劉姐開車去車站接到醫院的。母親不知道我工作的原委，一心以為劉姐就是我的老闆，常常在我耳邊唸叨：你老闆是個好人啊，你得好好工作報答人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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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可能要讓母親失望了。
劉姐在生意上並不像她為人那麼實在，很快我就發現了很多“秘密”。
我剛去上班的那幾天，主要是在櫃檯上與客戶打交道，劉姐偶然安排我做些別的工作也都是比較表層的，擦擦貨架、歸歸貨類這種。所以在剛開始，我並沒有發現有什麼異常現象，自己既擔心白搭上功夫找不到證據，又安慰自己這得慢慢來。就這樣過了半個月，我的耐心徹底被耗沒了，本來以為自己的任務可能要無疾而終了，堅持完這一個月就當找了個兼職算了，再另謀別的去處，沒想到機會來了。
之前店裡有個打工的小姑娘不知什麼原因突然跳槽了，店裡一下少了個人手，又恰逢春節檔口，買生鮮的人比較多，所以我偶爾也要深入倉庫“內部”忙會兒，果然裡面別有一番洞天。
雖然我原來也做過補貨這類工作，但是接觸到的貨物都是同事直接用推車推來的，並沒有直接接觸到倉庫的原始貨物，去到倉庫才知道，原來這些生鮮肉品在上推車之前，還有一道“神秘”的工序。
倉庫旁邊是一間隱蔽的工作間，裡面堆滿了雜物，因為整日封閉，一進去就會聞到一股刺鼻的異味，而很多不能擺上檯面的處理工作就是在這裡完成的。
後來，我幾乎每天都發現更換標籤的現象。頭天的生肉撕掉標籤後再賣，保鮮膜包好的雞心、豬肝等肉品都會被換上新的包裝盒和保鮮膜，稱重後再貼上新的標籤，把生產時間換成當天，然後再碼放到售貨臺上出賣。當然這些過程都是在那個小屋偷偷完成的。
起初的時候，我問劉姐：“這不是昨天的嗎？”
劉姐嫻熟地換著包裝，頭也不抬地說：“對啊，把昨天的重新包進去。”
看到我遲疑地停下了手上的動作，劉姐才笑嘻嘻地解釋：“你剛來不懂，咱這市場都這麼幹，看不出來的。”
就是那天，我拍到了第一條證據。
除了換標籤，我還發現，店裡其他違法的經營活動。
有天下午，我拉來推車在倉庫門口等店裡的同事，同事抱來半箱之前沒賣出去的琵琶雞腿，我還沒打開箱子就聞到了一股異味。
我問同事：“這麼大的臭味，這雞腿壞了吧？”
同事顯然已經習慣了，一邊抱著箱子一邊往那間小屋走：“壞了都正常，不壞才不正常。”進屋之後，我打開箱子，琵琶腿顏色發白，表皮有點破損。我問道：“顧客聞不出來麼？”同事一邊往外擺，一邊說：“沒事，咱先拿出來晾晾，我看有的都粘了，等會咱再用水管洗洗，再把顏色不好的地兒用刀一切，照常賣。”我聽了有點反胃，趁同事去了倉庫趕緊拍照取證。
店裡的加工肉餡，豬肉事先根本沒有清洗過。每次我想要清洗，劉姐就會攔住我：“費這功夫幹嘛，不乾不淨，吃了沒病。”同事也在一邊幫腔：“劉姐都搞兩年了，誰吃都沒問題，放心吧。”
我零星瞭解到，這些行為不僅是劉姐的小店，整個市場同類型的店鋪都存在這些問題，逢年過節生鮮銷量也比以往多，店裡原來的存貨竟然都被不知情的消費者搶購一空。我知道這次的稿子有著落了，市場這種違法的做派也必須要整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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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下班回家卸下一身疲憊之後，就會整理當天拍攝的證據，整理手機上錄的零星錄音，然後上網對照違反的條例進行記錄，為自己的報道做著準備。
每當想到自己快要結束這三個月的臥底工作，有機會做新聞了，我就有點小激動。但是另一方面，雖然劉姐做了很多違悖良心，違反道德的事情，對待自己卻是誠心誠意的，讓自己體會到了來到北京的第一份溫暖。
慢慢的，憂慮的心情代替了激動。越是到臨近的日期，我越是憂慮。最後，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思考，是否真的要報道，應該怎麼報。以劉姐這些生意上的做派，恐怕不是罰款就能解決問題的。萬一這個小店被責令停產停業、被責令退出市場，劉姐的一家老小怎麼辦，會不會對她個人的信譽也產生影響以後無法再從事此類行業。再想到平時劉姐對待自己的真誠實在，我第一次感覺到當一個新聞人的糾結與無奈。
我想到自己選擇這個行業的初衷，是源自大學一次偶然的實習經歷。大一的一次暑假實習，我去了當地的一家報社，每天跟著自己的實習老師跑跑採訪，或者做一些類似整理錄音稿這樣簡單的工作。有天我跟著老師採訪了一個比較貧困的家庭。這戶人家是由父親、兒子、女兒組成的三口之家，兄妹兩個都是四十多歲，並且癱瘓在床。七十多歲的父親在照顧他們，家裡破敗不堪。
回來之後，老師的稿子為這家人招來各方愛心，使得這家人有了志願者、還有其他專業機構的幫助。就是這次採訪在我心中種下了新聞夢的種子，這段經歷也為我打開一座嶄新的大門。我認為做這樣的行業可以幫助到許多人，也會帶給自己一種使命感。
“沒錯，使命感，這樣是為了保障更多人的權益。”我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踏實地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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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出了那篇報道，對於修改日期、以次充好等不法行為都擺出了詳實的證據。報道出來後，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反響，工商部門迅速做出了反映，對整個市場做了集中的大整頓，我暗訪的那個小店也被清除出了市場。
我也正式成為了那家報社的實習記者，一切都按部就班的進行著，直到一天中午，我接到一通電話。
我接通之後，就聽到充斥汙言穢語的叫罵聲，還夾雜著旁邊孩子的哭聲，破音的怒罵甚至讓人聽不出具體在說什麼。是劉姐打來的。
從那之後，我經常接到劉姐，還有她一些老家親戚的電話，開始就只是罵我，用盡一切汙穢的語言，在言語上對我進行人身攻擊。我把這些號碼通通拉黑，但是還會隔三差五接到這些辱罵電話，都是陌生的號碼。我認為等這段風波過去就會沒事了，但是沒想到這種辱罵隨著時間推移變成了威脅，甚至恐嚇。
什麼在我下班路上廢掉我，把我工作前途毀掉這種話是被恐嚇的日常，我甚至在單位的快遞儲物櫃，拿到他們寄給我的老鼠屍體，我以為這是他們最後的手段了，事實證明，我低估了他們的報復心理。
那天下班之後，我加了會班整理好當天的稿件之後，渾渾噩噩地擠上地鐵回家。走到家門口發現圍了幾個鄰居，我當即就意識到不妙，撥開人一看馬上怔住了，出租房門口被人用噴漆寫滿了咒罵的字眼，門口還有一攤骯髒的汙穢。鄰居們都安慰我，讓我報警，我一直緊繃的神經一下子斷了，放聲痛哭。
我一直記得那個疲憊、脆弱的夜晚。鄰居們安慰著哭到發抖的我，紛紛出來幫我一起打掃走那些骯髒的東西。忙完這些，樓下的老奶奶還端來一碗熱面，告訴我如果今晚我害怕就去她家和她擠一晚，這些善良的人給我的溫暖讓我再一次不爭氣的落下淚來。門上的漆擦不掉了，我只能再裝一個新的門賠償給房東，把這些事都處理完之後，我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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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這些事兒對我沒有影響是假的。我的膽子突然小了起來，雖然租了新的地方住，但是每次上下班還是會警惕著周圍的陌生人，下班之前都會在門口觀察好久，沒有發現形跡可疑的人才會火速衝出報社門，每次在路上走著也會不時回頭看，假想著會不會有人跟蹤我，或者在路上設埋伏攔堵我。好在有經驗的同事安慰我，說做過暗訪的人都會有這樣的階段，很正常。
我還是過不了心裡那扇恐懼的坎兒，還越來越嚴重，平時白天出門都要心理建設很久，晚上睡覺也要蒙著頭，好像被子是我唯一的鎧甲。更無奈的是，記者要時刻保持聯絡通暢，所以手機必須24小時開機，保證第一時間能被聯繫到，但是長期的恐嚇電話已經讓我有了來電恐懼症，手機就像一個不定時炸彈，不管在何時何地，只要鈴聲響起，我就會不自覺打個冷戰。
單位有位五十多歲的老師，一直堅持做暗訪，我特地去請教了他，老師聽完我的遭遇，雲淡風輕地表示，別說恐嚇了，自己還被打過呢，但是做暗訪就是要習慣，你把別人發財的底兒給刨了，他當然得找你出這口惡氣，但是你要相信你做的事是正義的，就會有法律這種更強大的力量來保護你，所以沒什麼好怕的。把電話卡扔掉好了。
這次談話確實讓我心寬不少，我換了新的電話卡，把鈴聲也改成輕鬆暢快的。為了徹底治好自己的疑心病，我還搬了住處，另租了其他地方。
我還向領導申請了調往法制版塊，一切都好像要對這段暗訪經歷說拜拜了，結果我再次在凌晨接到了恐嚇電話，電話裡是個男聲，“你以為換個號碼我就找不到你了？我還沒開始呢，老子有的是時間陪你這個小妹妹玩。”我掛掉電話，這一次我沒有再扔掉電話卡，而是撥打了報警電話，那一刻我的內心沒有感覺到一絲虧欠，這段過往也該了結了。
我在老家的男朋友放心不下我，勸我回老家工作，但是我不想，好不容易才剛有起色，我想再試試。男朋友也搬到了北京，在北京找了份工作，平時可以照顧到我，上班送我到地鐵口，下班會準時在那兒接我，讓我重新找到安全感，陪著我把新聞夢做下去。
現在我的工作仍然會涉及一些少量的暗訪任務，見報之後被人破口大罵我也已經習慣，但是想到自己像個勇士一樣，用手裡的筆讓更多人知道真相，保護了更多無辜的人，我不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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