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 高璇／文
70歲的比利時人範克高夫（Gilbert Van Kerckhove）住在北京朝陽門附近。他在家裡專門騰出一間屋子，放置在中國獲得的各種榮譽，三十多張獎狀、證書、和中外領導人的合影掛滿了他辦公室的一面牆，桌子上擺著一排獎盃、水晶紀念碑、中國航天和奧運等主題的紀念禮物。
有一天，範克高夫把牆上的榮譽證明、桌子上的獎盃全部拿下來，裝進一個一米多長的箱子裡。他心裡想著，要把這些榮譽帶給那些人看。
那些人是出入境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2008年，範克高夫打算申請一張中國綠卡。此時距他首次來華已經三十多年了。這期間，他為北京市投資局做過顧問，在北京市奧運會團隊裡承擔過多項工作，長期擔任比利時王國外貿部部長中國高級顧問。因為他在中西交往中的貢獻，獲得了包括外國人在華最高榮譽中國政府“友誼獎”在內的各種獎項。
即便如此，他申請綠卡時，仍然遇到不小的困難。“過程讓人沮喪。”範克高夫向本刊回憶道，辦理綠卡的工作人員，不斷要求他提供各種證明，“沒完沒了”。
不得已，他把所有的榮譽、資料都裝進那個大箱子裡，帶到出入境管理部門，“我想告訴他們，如果我拿不到綠卡，在中國就沒外國人能拿到！”範克高夫說，最後那個工作人員對他說了實話，“我們不想發‘綠卡’給外國人”。
在過去14年裡，這是外國人在華生活一個很有代表性的片段。“從狹義上講，綠卡是目前移民中國的主要方式。”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國福說，獲得中國國籍的方式，目前還不繫統，可能性很小。
一張“綠卡”成了觀察中國對外國人態度的一個角度。與之相對，在外國人眼裡，“綠卡”也成了中國開放程度的一根標尺。從2018年3月份開始，這根標尺發生了巨大變化。
“魚缸裡的生活”
“我一開始可沒想久留，”範克高夫端著清朝宮廷花樣的馬克杯喝了口咖啡。“1980年我來中國前，身邊的朋友都說我瘋了，他們覺得中國太危險，又是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網絡不發達，西方對中國有很多誤解，我在比利時根本不知道中國什麼樣。”
範克高夫用於辦公的那間屋子裡，櫃子頂上擺著一幅雷鋒的大畫像，寫字檯旁的牆上貼著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的名單和頭像，北京奧運的吉祥物福娃被擺在櫃子顯眼的位置。這是一間充滿了中國元素的屋子。
據人民網資料，範克高夫算是最早來華的外籍商務人士之一，為中國引進了第一筆國外政府軟貸款（條件優惠貸款或可用本國貨幣償還的外幣貸款）。90年代，他作為法國阿爾斯通駐中國華東地區總經理來到上海，參與了上海地鐵3號線及浦東金茂大廈等重大項目的建設。1999年底，他受北京投資促進局邀請，成為北京市政府的高級顧問，向來華外商介紹北京情況，起到中外交流的作用，也與北京市政府建立了緊密聯繫，被人民網評為“新中國60年最具影響的海外專家”。
像很多外國人一樣，範克高夫起初只想在華體驗一兩年就走。1990年，他一度試圖“逃離中國”。從泰國、越南、老撾、印尼到巴西，他離中國越來越遠，但不管他走到哪裡，與中國的關係就沒斷過。即使在巴西，他都經常參加華人聚會，或者時不時和中國客戶開會。
“我試著換工作，換環境，離開中國，但總有來自中國的聲音，他們說我是‘中國的人’，必須留下來，也老有人問：‘老範，你什麼時候回來？’”範克高夫說，這些聲音大部分來自熟悉他的中國商人和官員，也有小部分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
雖然私下裡，“老範”有很多中國朋友，也成為中國和西方交流的中間人，但他仍能感受到政策上對外國人的提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國人的態度還是比較防範的，更多的是從安全管理角度想怎麼防，怎麼安全，還沒有引進國際人才這個意識。”
80年代初期，範克高夫一天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北京飯店，過著一種“魚缸裡的生活”。週末，他會和在京的外國朋友聚在飯店大廳一角聊天，這是他最期待的娛樂活動。他們戲稱那裡是“北京動物園”——大廳內外往來的中國人總會向這群“老外”投來好奇的目光。
直到1995年，北京遠郊100多塊限制外國人進入的標誌牌才被拆除。到2003年，北京才取消了賓館“涉內”和“涉外”的區別。此前，外國人必須住在專家樓、使館區或涉外賓館。這些規定的改變雖與人才引進制度並不直接相關，但都透著中國對外國人態度的緩慢解凍。
2008年，拿到中國綠卡後的範克高夫（@ 視覺中國圖）
初級階段
1995年，範克高夫乖乖回到中國，再沒長期離開。當時在華外國人本來就少，獲得政府信任的人就更少，但中國對外合作日益增多又急需外國專家，特別是申奧成功後。範克高夫迎來了機會。
2001年，他成為北京市計委奧運項目的投資促進專員，協助確定大型奧運場館的建設項目。在“鳥巢”和“水立方”的國際化招標中，他周旋於各國使館、代表團和商會間，成為北京的“說客”，為奧運場館的建設爭取到大量外資。
“我現在回比利時老家都不知道每天干什麼，好無聊，那裡就像一個村子。在北京，我每天都有很多新的事做，我喜歡挑戰。”範克高夫說。按年齡算，範克高夫已是北京老大爺，但他每天去健身房，天氣好時就騎自行車，跑了五次北京馬拉松，身材精瘦，說話時語速飛快，手舞足蹈，眼睛發亮。他在北京組建了一個叫“老中國通”的俱樂部，只有在中國待了十年以上的外國人才有資格參加。
最近，他在俱樂部裡，認識了一個“新人”，美國人鮑爾（William Douglas Ball）。
鮑爾是1992來中國的，當時他剛拿到工程師博士學位，先到廣州工作，和中國朋友合開了家旅遊公司，2008年，鮑爾來到了北京。當時，範克高夫正在為綠卡的事情焦頭爛額，而鮑爾，早已經知道這個事情有多艱難了。
與簡歷耀眼的範克高夫比，鮑爾更接地氣。62歲的鮑爾面色紅潤，心寬體胖，說話慢條斯理。他享受北京的“APEC藍”，和常去的必勝客店裡的服務員關係鐵得很，常互開玩笑。首次來華前，他甚至不知道中國在哪兒。鮑爾留在中國的一大原因是愛情。大學期間，他遇到了一位廣州女孩，二人便在廣東安家。他覺得中國人普遍友好，社會安全，不會擔心槍支犯罪等問題。
按照此前的規定，外國人來華居住要辦居留證，只是辦理起來更為不易。據《廉政瞭望》刊登的一組數據，新政權成立後到1990年代，中國只給不到100位外籍人士辦理過永久居留資格。其他人要麼是臨時居留，要麼是非法居留。
2004年，鮑爾在中國居住了12年了。這一年的8月，公安部、外交部頒佈實施了《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即中國的“綠卡”制度。原則上，持卡人可享受國民待遇（除政治權利和法律法規規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權利和義務外）。也就是說，有了這張“綠卡”，在華外國人在出入境、就業、購房、子女教育、社保等領域將獲很大便利。
當年底，鮑爾在政府公告上看到這則新聞，馬上上網查了英文細則，心卻涼了一半。
“綠卡”申請分為投資、任職、特殊人才、親屬投靠四大類。其中，投資類要求申請人在中國投資合計200萬美元以上，連續三年投資穩定，納稅記錄良好。任職類則要求申請人擔任副總經理、副廠長或副教授以上高職稱，且連續任職要滿四年。
在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國福看來，這個版本的“綠卡”制度，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官本位。“人才在單位裡面必須當官，不當經理、廠長就不是人才了？申請人一定要在重點企業、大學就職，普通單位就沒有人才？這還是中國傳統思路。”
鮑爾覺得自己開的旅遊公司很難符合標準。2005年初，他特地去廣州公安局櫃檯諮詢，但工作人員說，政策剛出，怎麼辦理他們也不清楚，還要等通知，讓他過幾個月再來。當時鮑爾周圍的外國朋友也不瞭解“綠卡”規則，但所有人都跟他說這卡不可能拿到。
“咱們04年才有‘綠卡’制度可說是非常晚了，”劉國福對本刊說，中國的“綠卡”制度不僅與美、加、澳等傳統移民大國比年輕很多，就跟日、韓、臺灣地區比，也慢了很多年。“客觀說，中國的移民政策還處在比較初級的階段。”
看到這些嚴苛的條件，鮑爾打算放棄了。但一位在廣州政府部門工作的中國朋友多次鼓勵他申請，還硬塞給他一份申請表。既然如此，抱著碰運氣的心態，鮑爾遞交了申請。一嘲綠卡闖關”之旅也隨之開啟。
闖關
第一關：蓋章
眾多需要提交的材料中，包含一份無犯罪記錄證明。要回美國開無犯罪證明並不難，難的是證明這張證明是真的。
鮑爾向本刊介紹，當時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只給開證明。申請人要蓋章需親自去，鮑爾當時國內工作忙，讓一位律師朋友以公證人身份代自己去申請蓋章，而且這個律師還要再去華盛頓的政府部門證明自己公證人的身份。最後，這份無罪證明要發給中國駐美大使館蓋章，證明這個文件確實來自美國。原本一頁的無罪證明，算上所有附加手續，共包含了30張文件。
“這真的太瘋狂了。”鮑爾說。光是拿到這份證明，他就用了6個星期。
一位二線城市出入境管理局人員向本刊介紹，申請“綠卡”所需的材料對各國申請人來說都有難度，像無犯罪記錄證明有效期只有半年，超過半年就白開了，很多人要找機會回本國後才去準備，這樣常有材料過期的風險。
2016年，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原人社部副部長王曉初也坦陳，自己在人社部期間主抓“綠卡”審批工作，要協調25個部門，最後25個章就佔了3頁紙。
第二關：政治背景審核。
好不容易交齊了材料，鮑爾開始靜候結果。一天回家，他發現街坊四鄰都用異樣的眼神打量他，讓他渾身發毛。當時，鮑爾住在華南師範大學附近的一座居民樓，大樓共25層，每層6戶人家，鮑爾是樓裡唯一的外國人。
2017年8月23日，戴著紅袖箍的高天瑞已經在北京生活了22年，他經常像“西城大媽”們一樣，做維持秩序的事兒（@ 視覺中國圖）
“我也沒做什麼壞事，他們為什麼都看著我？”鮑爾覺得莫名其妙，直到他和一位鄰居詳聊，才知道原來當地公安部門曾兩次來此調查，每層挨家挨戶地詢問他的情況。
鮑爾一聽，緊張了起來。他當時有個“小秘密”：申請“綠卡”的前一天，他和一位中國出租車司機吵架，雙方都動手了。
“我想到這事，覺得他們肯定不會給我通過‘綠卡’了。”不過鮑爾多慮了。警方從來沒過問這起衝突，他們只關注鮑爾如何談論中國的政府官員，以及對中國政治話題的看法等等。
遞交申請七個月後，鮑爾覺得希望渺茫。“中國有時不直接說不，但他們也一直不給肯定的說法，這就意味著拒絕了。”為徹底放下這件事，鮑爾索性給在北京的公安部門打電話詢問自己“綠卡”的情況。
聽了一串“抱歉，我們不能提供任何信息”後，鮑爾已經心灰意冷。不過，電話最後轉接到一位女士，她突然說，“等等，我知道你。你的申請我們三個月前就批准了。”
三個月前的一個外國人名都還記得，可見當時申請綠卡的外國人數量之少。這位女士說，鮑爾的藍色底照片掃描效果不清楚，總部便轉給廣州分部，告知他要再交一張紅底（或藍色，鮑爾記不清了）的照片。
鮑爾欣喜若狂。雖然廣州分局並沒通知他，但此時，他和中國“綠卡”僅差一張照片的距離了。他馬上照了紅、黃、綠、藍底的照片，帶著五顏六色的照片來到廣州公安局。原來，廣州公安局也“忘了”通知他。交了照片兩週後，鮑爾終於有了自己的“綠卡”。
鮑爾領卡簽名時發現自己在第六位，前面有五個中文名字，都是外籍華人。工作人員告訴他，“你不是廣州第一個拿到‘綠卡’的人，但你是第一個拿卡的‘真正的外國人’。”
“危險的臨界點”
這個“闖關”過程，範克高夫也經歷過。他申請“綠卡”時，有項證明要求必須是部委級批准的，低一點都不行。雖然他最終拿到了合格的證明，但整個過程費時費力。
2008年，範克高夫終於也拿到了綠卡。到現在他都還記得，那位聲稱不願意給他發綠卡的工作人員說，“我們大體上就不太想發綠卡，給外國人，因為你太特殊了（特殊人才類），我們才給你的。”
“以國際眼光來看，這種模式是非常落後的。”劉國福說，這類證明和國際上對人才的評價機制不太一致，外國人看到這些制度，很可能就知難而退了。“申請‘綠卡’為什麼要找單位領導簽字？領導不批怎麼辦？又搞人際關係了。國際化不能弄這一套，不跟國際接軌，只搞自己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最近，範克高夫的一位71歲的外國廚師朋友來華出差。入境時，中方工作人員問他年齡這麼大了，怎麼可能還有工作簽證，還問他有沒有研究生學位（master degree）。這位廚師覺得可笑又無奈：“我們這行有廚藝大師（master chef）但沒有研究生廚師。”
2012年5月5日，英國姑娘Amelia操著生硬的普通話和英語，在黃浦江邊的南外灘賣英式烤腸捲餅（@ 視覺中國圖）
中國以嚴苛標準打量來華外國人時，外國人也同樣以嚴苛的標準來注視著中國，範克高夫和“老中國通”俱樂部的一些朋友也覺得，此前，中國的工作籤和“綠卡”對年齡大的外國人不是很開放。但其實這些“老朋友”的智慧和技能還可發揮餘熱。範克高夫說，當一些在中國工作幾十年的外國人被簽證和“綠卡”拒之門外時，會感到心寒，因為他們都非常愛中國。
持卡13年，鮑爾只在網上結識了兩位持有中國“綠卡”的外國朋友，他身邊的大部分外國朋友都沒申請，他們覺得就算自己符合標準，不認識政府的人，沒“關係”也過不了。
這種畏難情緒也有事實基礎，媒體統計，自“綠卡”誕生後的10年裡，只有7356名外國人獲得了中國永久居留權。按聯合國2015年《國家移民存量傾向》報告，居住在中國的外籍人口為97.8萬（其中大部分是華人），佔總人口的比例為0.07%，在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六，遠低於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平均水平10.8%，低於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於最不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1.2%。
這種低比例帶來一個後果是，中國人才不斷移民國外，外國人才卻很少能移民中國，中國人才長期以來都處於淨流出局面。
而且，此時中國面對的國際人才競爭的經濟局勢也並不樂觀。2017年，中國的人均GDP超過8800美元，美國是6萬美元。日本與德國這種中國常年引進大量高端人才的國家人均GDP也在4萬美元左右。劉國福介紹，當外國的人均GDP是國內的五到六倍時，恰恰是中國的高端人才向國外流動的階段。
“這種背景下，想吸引人才迴流極其困難。”劉國福說。“中國經濟屬於低位，而政策環境、社會福利等都以經濟為基礎，咱們現在處於一個危險的臨界點，不要說吸引人才，我們目前還面臨巨大的危險，就是人才流失。”
早在2013年，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就稱，中國流失的頂尖人才數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學和工程領域海外滯留率高達87％。有媒體統計，從2005年至2015年，國內數十家科研單位、高校、醫院、機關以發公告的形式，對出國逾期不歸人員進行辭退或按自動離職處理。現實情況是，多數人已定居海外，為他人所用，並沒有打算回國。
複雜的系統
鮑爾有一張信用卡，用他的護照辦的。拿到綠卡後，他覺得應該把綠卡與銀行卡綁定，於是到銀行去辦理業務。
“這位小姐非常沒有禮貌，她拿起我的綠卡，看了看，說這個是什麼？”鮑爾邊回憶，邊做了一個扔東西的動作。他嘗試向對方解釋，這是一張由公安部發的合法身份證明，但那位工作人員拒絕接受，“你要用你的護照”。
鮑爾覺得，這反映出很多地方的人可能並不知道“綠卡”。有一次，他用“綠卡”買票坐飛機，機場工作人員也不清楚這張卡片，只好打電話到某個部門去諮詢。
對外國人的管理，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情，需要涉及到不同部門、不同機構。單純以外國人出入境必須的邊檢為例，到現在為止，都存在兩種情況。根據1998年《國務院關於北京等九城市邊防檢查職業化改革試點方案的批覆》，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的邊檢部門屬於公安部直屬管理，但另外一些地方，邊檢仍屬於武警系統。
珠海邊檢工作人員毛豫揚接受本刊採訪時說，經常有外國人對此很不理解：為何同一個國家的邊檢，服裝都不一樣？“這直接影響了中國的形象問題”。
不止服裝問題，這還造成了發證機關和檢查機關分屬不同部門的情況。據毛豫揚介紹，有時候，邊檢部門查到一些人的護照、證件有問題，向簽發地機構詢問，對方常常不願配合。
雖然自1956年起，對外國人的管理主要由公安部出入境部門承擔，但實際上，多個部門都有參與。正如人社部原副部長王曉初的前述言論提到的，之前一張綠卡，涉及到25個部門要協調。
“這種混亂的體制直接導致國家形象的混亂，各個部門信息也常不對稱、不同系統工作對接不順暢，不利於我國對外開放的整體佈局。”2008年，毛豫揚和時任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統計局副局長葉青開始討論這個問題。葉青決定在第二年兩會上提出議案，建議中國成立國家移民局，“在全國範圍內統一我國的移民事務”。
據葉青回憶，當時全國人大回復他，這個事情很重要，在考慮。他清楚，這個問題所涉部門眾多，“還有點難度”，但他還是接連提了兩年。
“全國人大對提案議案是非常重視的，代表是怎麼提的，各個部門怎麼答覆，都會列入一個建議庫。”葉青說，“他已經跟我說目前條件還不成熟，我就提過兩年，然後等他們到了條件成熟時再做這件事。”
2014年11月14日，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北校區校外的一間桌球室，來自蘇丹的Zahir（左一）和其他同學在打桌球（@ 視覺中國圖）
葉青並非唯一提出這個建議的人。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也是從2009年就開始提出這個建議，但一直到2016年，他們寫的報告，才“得到中央的批示”。
“這個涉及到各個部門，有一個統一認識的過程”，王輝耀說，此外，還要等改革的時機。
門開了
2012年5月，範克高夫接到一個邀請，和另外兩位外國人一起參加一個“綠卡”換髮儀式。在眾多記者的圍觀下，範克高夫從北京市公安局領導手裡接過第二代“綠卡”，這版綠卡上首次出現他的中文名字。這三位外國人都在幾年前就持有綠卡，範克高夫覺得，這場活動說明政府希望向外界展示，“我們很喜歡外國人，很歡迎外國人。”
中國政府對外國人才的態度，確實在發生變化。2014年5月22日，50多名在上海的外國專家趕到上海西郊賓館會議中心，參加了一場外國專家座談會。在這場座談會上，習近平強調了人才對中國發展的重要作用。
“不拒眾流，方為江海”，習近平說，一個國家對外開放，必須首先推進人的對外開放，特別是人才的對外開放。如果人思想禁錮、心胸封閉，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對外開放。
據王輝耀介紹，2016年，全球化智庫（CCG）做的《關於設立國家移民局的建議》，得到了中央領導批示。近兩年，北上廣也推出地方性引進海外人才的優惠政策。2017年，北京啟動實施外籍人才申請永久居留積分評估制度。在京創新創業的外籍高層次人才、外籍華人、創業團隊外籍成員和外籍青年學生四類群體，可享永久居留“直通車”等便利服務。
2018年3月，全國兩會上，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通過，其中包括成立國家移民管理局的方案。事實上，“兩會”前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外國人永久居留服務管理的意見》，特別提到“進一步完善國家移民管理機構設置和職責配置，統一承擔制定永久居留政策、實施受理審批和開展日常服務管理等職能”。
半個多月後，國家移民管理局正式掛牌成立，各項移民政策進入快車道：5月1日起，在全國實行辦理護照等出入境證件“只跑一次”制度，確保申請人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即可完成申辦護照等出入境證件的全部手續；5月1日起，在海南省實施59國人員入境旅遊免籤政策。
更引人關注的是，中國“綠卡”的發放速度變得更快了。據官方數據，國家移民管理局掛牌兩個月後，就審批了1881名符合條件的外籍人士在華永久居留，超過了去年全年的數量。
原來對移民管理，“總是想著怎麼防範，怎麼安全”，王輝耀說，現在有了移民局，“這個機構的思考問題角度現在不一樣了，他們也是在考慮政策怎樣更好地吸引人才。”
“‘綠卡’審批的邏輯從側重於特別高端的外國人才。慢慢向外籍華人打開，向那些不是特別高端的，但也是技能型的外國人才在放開。”劉國福說，出入境管理改革措施實施後，中國“綠卡”管理變得更務實了，像北京中關村科技園的一系列優惠政策給了不少年輕人、創業者機會，“綠卡”早期的官本位等教條思路也有明顯改善。
不過，在他看來，現在的程度，還遠遠不夠。此前，中國在國際人才競爭中走得太慢了。很多制度“和國際上比起來要落後個五十年”，劉國福說，這個時候，評價中國移民政策、綠卡制度，不能只看它跟以前比，前進了多少，一定要橫向與其他國家比較，“跟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傳統移民國家比較，還是落後太多了”。
去年4月，公安部印發《外國人永久居留證件便利化改革方案》。“外國人永久居留證”更名為“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新“綠卡”跟中國居民二代身份證一樣，有嵌入芯片，實現機器可識別。中國也在改造鐵路、民航、銀行、賓館等信息系統，為“綠卡”做好配套服務。
在辦信用卡、賓館入住和購買火車票時，範克高夫和鮑爾還是會時不時遇到對方不認“綠卡”的情況，即使是最新版本。鮑爾曾給銀行監督會、中國銀行的CEO，和國家領導人寫信，反映銀行不認可“綠卡”能開戶的做法，一家銀行領導還曾登門道歉，解決了鮑爾辦信用卡難的問題。
最近，鮑爾琢磨著再給政府寫信，諮詢“綠卡”持卡者子女教育落實問題。這個常住中國的外國人，也有了跟中國家長一樣的煩惱。
他兒子沒有北京學籍，雖然現在在北京讀書，但不能在此參加高考。鮑爾說，他對此專門做過研究，如果孩子的父母都是外國國籍，是可以在北京參加高考的，但當家長一方是中國人時，這個政策落實起來就變得困難了。他在猶豫，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自己是讓孩子回廣州參加高考，還是乾脆回到美國去。
今年3月，因為上海一家大型酒店現在都不接受“綠卡”入住，範克高夫和對方大吵了一架。他覺得，中國是他的家，他不能接受自己拿了十年“綠卡”，在國內還要隨身帶護照證明身份的荒謬。
不過，今年的平遙古城之旅又抹去了這些不快。
“買門票時，我看了說明，我想我已經退休了，也該享受免費待遇了。”範克高夫把“綠卡”交給售票員。那位女士拿走卡，消失了五分鐘，回來時，卡上貼了個標籤，他看不懂中文，也不知道上面寫的什麼內容。
檢票口有兩個通道，一個刷門票，一個刷身份證。範克高夫沒有拿到票，他只好大著膽子把自己的“綠卡”放在身份證掃描機前。
“嗶嗶。”門開了。
（本刊記者萬鳴宇、張恆對本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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