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導演鄭瓊，做了一部紀錄片，叫《出·路》，她跟蹤拍攝了農村孩子人生十年，今天的主人公叫馬百娟，看完她的故事，淚水已經浸溼了我的枕頭。
2009年/農村女孩馬百娟
甘肅白銀市會寧縣，野鵲溝小學。馬百娟沿著土路步行來到學校。老師是個農民，識一些字便抽空來教書。這間學校只有一年級和二年級，教起來不是太費力。學生雖然少，但老師同樣很認真。
"上學要打工，不上學也要打工，為什麼要上學？"那是馬百娟父親的看法。結果馬百娟在家呆到10歲，直到校長出面遊說，她才背上了書包。
一口井，一條路，一間商店，一所學校，組成了野鵲溝，這個地方僅僅以一個地名存在著，就像活在這裡的人們，根本無人在意。
小如棋盤的課堂裡，一塊黑板，四面白牆，牆上掛著視力表、校訓。
老師用摻雜著西北黃沙味道的方言："馬百娟你來讀一下。"馬百娟讀著課本，眼睛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像在教堂唱詩。遊戲時間，兩排瓦房圍成的水泥地上，孩子們圍著一個籃球，像四五個麵糰和氣地撞來撞去。
不用去學校的日子，馬百娟已經是家庭勞力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雖然她沒有足夠的力氣，只能以自己的足底為圓心，將身體前傾時的全部重量壓在麻繩上，才拉動了這頭驢。
馬百娟像是驢子，驢子也像是馬百娟，他們彼此較勁。
拉扯麻繩，解釦，拎起桶，身體搖晃了一下又穩住，馬百娟打上來一桶的水。野鵲溝的人一生只洗兩次澡，水很珍貴。
馬百娟的爸爸60歲，臉像是野鵲溝溝壑縱橫的一張地圖，媽媽有智礙。哥哥14歲便出去打工。幾個人人圍著一張矮小方桌，就著一碟鹹菜，默默咀嚼。
雞蛋、文具、牙膏，野鵲溝的雜貨鋪什麼都賣。馬百娟拿著一疊皺巴巴的紙鈔，向老闆一樣樣講清自己要的——自動筆鉛筆芯，一個五毛，兩個大數學本，一共三塊二毛錢。回去的路上，她像吃糖果的孩子一樣滿足。
裝上新買到的自動筆芯，馬百娟和同學們，蹲在山頭畫畫，畫出他們夢想中的一切一切。
老師用含著黃沙的方言說，"我們今天來學習《我的家鄉真好》。"白紙黑字印著的課本，馬百娟不會去質疑，雖說這裡描繪的家鄉，和野鵲溝並不一樣。
還是在土坡上，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她說，"長大後去北京上大學，然後去打工，每個月掙1000塊，給家裡買面，因為面不夠吃，還要挖水窖，因為沒水吃。"
2012年/輟學的馬百娟
這個背對著鏡頭羞怯地笑的女孩子，第一眼簡直認不出，是當初那個眼睛總是亮亮的馬百娟。
轉學的水車小學裡，學生嬉戲打鬧，馬百娟在門口，眼巴巴看著裡面感覺自己格格不入。面對鏡頭，也總是迴避。
靠著存下來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攢的錢，一家人在寧夏中衛買下了一處房子，有電，有水，能吃飽飯。提起老家，父親說，"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
雖然過上了"好日子"，馬百娟卻不能上學了。
水車小學的老師在做最後的努力，說馬百娟按時交作業，學習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純粹不想念了"輕輕擋回去。
結束了小學生活，馬百娟嘗試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在中衛的街頭遊走，尋找務工信息。一間酒店幾乎讓她燃起希望，"工資1000多塊"，正是她當時在作文裡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你這麼小，為什麼不讀書？"
"你能做什麼？""我能掃地。"
"這裡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掃，前臺需要會使用電腦。"
幾番對話，讓她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車來車往，馬百娟沒有停留太久，把視線投向一家德克士。
求職結果，我們已經猜到了答案。
2014年/已婚少女馬百娟
馬百娟的父親對鏡頭說，"女娃娃是別人家的人了"。馬百娟在一邊沉默。
對她的命運，父親蓋章定論了。"除了嫁人，再沒有別的出路。"
一個少女，像大嬸一樣，挺著肚子談論孩子、尿布和丈夫，討論誰的肚子大。16歲的馬百娟，嫁給的，是表哥。
現在，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廠勞作，日復一日吸著粉塵，陶瓷廠就在她當年退學的水車小學隔壁。
馬百娟的人生似乎註定不會有別的出路，她甚至沒有選擇的權利。曾經對於大學的嚮往，如今更像是兒時不諳世事的囈語，從來不曾真實過。
郭德綱講過他小時候的故事："我小時候家裡窮，那時候在學校一下雨別的孩子就站在教室裡等傘，可我知道我家裡沒傘啊，所以我就頂著雨往家跑，沒傘的孩子你就得拼命奔跑！"
馬百娟都是"沒傘的孩子"，不過與馬百娟相比，徐佳是幸運的，因為他還可以奔跑，而馬百娟，連跑的權利都沒有。
也許在唏噓農村孩子出身的悲苦同時，我們也應該反思，真正造成馬百娟的困境的，是農村還是她的父母？她父母明明已經最後，生活條件改善了，卻依舊剝奪了馬百娟改變命運的權利。
今天的中國，雖然階層跳躍沒有以前容易，但是教育分層還遠著呢，這依然可以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
家裡有傘的孩子，固然是幸運的，沒傘的孩子，也不用悲傷，畢竟我們農村大部分家庭，能給娃的大傘雖然沒有，小傘還是有的，努力一下，還能給娃多撐一把傘；娃呢，他只要不瘋不傻，只要願意努力奔跑，就算起點再低，總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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