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郑琼，做了一部纪录片，叫《出·路》，她跟踪拍摄了农村孩子人生十年，今天的主人公叫马百娟，看完她的故事，泪水已经浸湿了我的枕头。
2009年/农村女孩马百娟
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来到学校。老师是个农民，识一些字便抽空来教书。这间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教起来不是太费力。学生虽然少，但老师同样很认真。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那是马百娟父亲的看法。结果马百娟在家呆到10岁，直到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
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组成了野鹊沟，这个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根本无人在意。
小如棋盘的课堂里，一块黑板，四面白墙，墙上挂着视力表、校训。
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马百娟你来读一下。"马百娟读着课本，眼睛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像在教堂唱诗。游戏时间，两排瓦房围成的水泥地上，孩子们围着一个篮球，像四五个面团和气地撞来撞去。
不用去学校的日子，马百娟已经是家庭劳力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虽然她没有足够的力气，只能以自己的足底为圆心，将身体前倾时的全部重量压在麻绳上，才拉动了这头驴。
马百娟像是驴子，驴子也像是马百娟，他们彼此较劲。
拉扯麻绳，解扣，拎起桶，身体摇晃了一下又稳住，马百娟打上来一桶的水。野鹊沟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水很珍贵。
马百娟的爸爸60岁，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一张地图，妈妈有智碍。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几个人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
鸡蛋、文具、牙膏，野鹊沟的杂货铺什么都卖。马百娟拿着一叠皱巴巴的纸钞，向老板一样样讲清自己要的——自动笔铅笔芯，一个五毛，两个大数学本，一共三块二毛钱。回去的路上，她像吃糖果的孩子一样满足。
装上新买到的自动笔芯，马百娟和同学们，蹲在山头画画，画出他们梦想中的一切一切。
老师用含着黄沙的方言说，"我们今天来学习《我的家乡真好》。"白纸黑字印着的课本，马百娟不会去质疑，虽说这里描绘的家乡，和野鹊沟并不一样。
还是在土坡上，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她说，"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2012年/辍学的马百娟
这个背对着镜头羞怯地笑的女孩子，第一眼简直认不出，是当初那个眼睛总是亮亮的马百娟。
转学的水车小学里，学生嬉戏打闹，马百娟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里面感觉自己格格不入。面对镜头，也总是回避。
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提起老家，父亲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
虽然过上了"好日子"，马百娟却不能上学了。
水车小学的老师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轻轻挡回去。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尝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在中卫的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酒店几乎让她燃起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你这么小，为什么不读书？"
"你能做什么？""我能扫地。"
"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
几番对话，让她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车来车往，马百娟没有停留太久，把视线投向一家德克士。
求职结果，我们已经猜到了答案。
2014年/已婚少女马百娟
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了"。马百娟在一边沉默。
对她的命运，父亲盖章定论了。"除了嫁人，再没有别的出路。"
一个少女，像大婶一样，挺着肚子谈论孩子、尿布和丈夫，讨论谁的肚子大。16岁的马百娟，嫁给的，是表哥。
现在，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日复一日吸着粉尘，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水车小学隔壁。
马百娟的人生似乎注定不会有别的出路，她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利。曾经对于大学的向往，如今更像是儿时不谙世事的呓语，从来不曾真实过。
郭德纲讲过他小时候的故事："我小时候家里穷，那时候在学校一下雨别的孩子就站在教室里等伞，可我知道我家里没伞啊，所以我就顶着雨往家跑，没伞的孩子你就得拼命奔跑！"
马百娟都是"没伞的孩子"，不过与马百娟相比，徐佳是幸运的，因为他还可以奔跑，而马百娟，连跑的权利都没有。
也许在唏嘘农村孩子出身的悲苦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真正造成马百娟的困境的，是农村还是她的父母？她父母明明已经最后，生活条件改善了，却依旧剥夺了马百娟改变命运的权利。
今天的中国，虽然阶层跳跃没有以前容易，但是教育分层还远着呢，这依然可以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家里有伞的孩子，固然是幸运的，没伞的孩子，也不用悲伤，毕竟我们农村大部分家庭，能给娃的大伞虽然没有，小伞还是有的，努力一下，还能给娃多撑一把伞；娃呢，他只要不疯不傻，只要愿意努力奔跑，就算起点再低，总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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