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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8日，聯合國第七任秘書長、加納人科菲.安南（Kofi Atta Annan）因病在瑞士日內瓦與世長辭，終年80歲。
自二戰後成立至今，聯合國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坎坷歷程和前後九任秘書長，安南是唯一跨越兩個“千年”的聯合國秘書長：他於1997年1月履新，2006年最後一天離任，而這位“千年秘書長”的許多功業也恰與“千年”息息相關。
在舊的“千年”行將結束之際，他倡導召開“千年首腦會議”，推動訂立了“聯合國全球契約”（“千年契約”），倡導扶助第三世界國家進步的“千年發展目標” （MDGs）；在新的“千年”到來之際，他發起成立了安南全球基金會，致力於為創造一個更有組織、更和平的世界而努力。
在新千年的第一個年份，他榮獲了諾貝爾和平獎，令人矚目的是，這一屆和平獎共有兩個得主：作為聯合國秘書長的科菲.安南，和以科菲.安南為秘書長的聯合國，這充分表明他並非因為僅僅任職於一個偉大、重要的國際組織而獲此殊榮，而是一個既讓所效力組織、也讓自己銘刻史冊的人物。
他是第一位在冷戰後當選的聯合國秘書長，也是第一位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黑人秘書長，他當選之際，聯合國的聲望、功能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質疑：基於二戰成果和雅爾塔模式建立的力量平衡驟然崩潰，各大國甚至一些地區強國罔顧聯合國精神我行我素、恣意妄為，而聯合國對之束手無策；全球熱點地區動盪不已，不少貧困國家屢屢發生人道危機，聯合國維和及人道救助機制卻顢頇遲鈍，令人失望；聯合國安理會陳陳相因，無法反映變化了的世界格局，令許多新興國家感到不滿；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臃腫低效、人浮於事，加上許多重要國家繳納會費或不積極、或奢望“加權條件”，令經費拮据的問題積重難返……安南正是在這樣一個叵測形勢下匆匆接任——他的前任、來自埃及的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因美國不喜而痛失連任機會，他本人則因法國意見相左、在首輪投票中僅贏了後者屬意的候選人、科特迪瓦人艾西（Amara Essy）1票，此後又連續四輪被法國杯葛，成為當選過程最坎坷的一任聯合國秘書長。
上任後他大力推動聯合國暨安理會改革進程，精簡機構、壓縮開支，提高經費和人員使用效率，加強維和與人道援助機制，並推動“卜拉西米報告”出臺，讓聯合國在干預、調解國際事務中擁有更多資源和權利，在某種程度上扭轉了以往大國左右一切的局面。儘管“安南改革”最核心、最艱難的環節——安理會改革因幾個“集團”相互不協調和各大國心思不一，至今沒有實質性進展，但毋庸諱言，新“千年”裡的聯合國，無論國際聲望、公信力或行動力，都較舊“千年”的最後十年有了實質性提高。
儘管在他之前已有3位來自第三世界的聯合國秘書長（緬甸人吳丹、秘魯人德奎利亞爾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以及埃及人加利），但聯合國和安理會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聽到大國的聲音，體現大國的意志，安南是聯合國第一位不僅來自第三世界國家，也敢毫不猶豫為第三世界代言的秘書長。他曾為推動工業化國家更多承擔幫助落後國家發展義務不遺餘力，他也曾呼籲世人更多關注那些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和內部、被“文明世界”所漠視的戰禍和人道主義災難。他在新“千年”之初正告美國和英國“不要在聯合國未授權情況下發動證據不足的伊拉克戰爭”，也曾打破外交慣例、直言不諱地對美國政要指出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John R. Bolton,）“不勝任這一角色”（富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年稍早博爾頓被美國政府任命為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正是他的所作所為，讓聯合國在新“千年”裡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印象。在他去世後，現任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稱讚他“在很多方面體現了聯合國的價值，並且以尊嚴和無與倫比的決心帶領這個組織進入新的千年”，評價他是“和平的支持者，善念的指導力量”，這是令人信服的評價。
安南是全球化的倡導者，不論推動安理會改革或倡導“千年發展目標”，都基於全球化的基本理念。2006年12月11日，行將卸任的他在密蘇里州杜魯門圖書館以聯合國秘書長身份最後一次作主題講演時，呼籲美國迴歸杜魯門多邊主義外交政策，遵循杜魯門“大國的責任是服務、而非支配世界各國人民”的格言。此時此刻，全球化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中，人們驚聞安南的噩耗，追念他12年前這番鏗鏘有力、高瞻遠矚的“臨別贈言”，不知作何感想？
安南“退而不休”，在過去11年半的退休生涯中不僅參與多個國際組織發揮餘熱，且先後在肯尼亞選舉危機調停、敘利亞內戰調節和緬甸-孟加拉國難民危機斡旋中扮演關鍵角色。一年多前，當他因為身體小恙暫停工作時，人們還期待著他不久後即能迴歸，不料等來的卻是永訣。
他的生涯功業並非全無爭議：兒子科約（Kojo Annan）在伊拉克“石油換食品”項目中的“以權謀私”迄無定論，藍盔兵在非洲各地的一些負面新聞雖多發生在他卸任後，但也有不少人認為他難辭其咎。他畢生為之奮鬥的幾大目標——安理會改革、聯合國機構精簡，至今也均未突破最艱難的關口。卸任後他挾“安南六點”調停敘利亞內戰，卻因方方面面的掣肘無功而返。正所謂“不做不錯”，一個孜孜不倦的人，在兩個“千年”之交致力於最複雜、最艱難的工作，無論成敗利鈍，都不應影響我們對安南的評價。
安南逝去了，留給我們豐富的政治遺產，也留給我們他在新“千年”裡尚未完成的奮鬥目標：一個更和平、更公平、更多元化的地球，一個通過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穩步踏上發展快車道，擺脫困擾幾個世紀災難的第三世界。逝者已矣，留給我們去做的事依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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