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价值是什么？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要想真正对科学的进展做出贡献，就必须变得专业，其程度超出了以往任何时代。这意味着尽可能地学习某一狭窄领域中一切已知的东西，然后尝试通过自己的工作——研究、实验、思考——来增加这方面的知识。在致力于这种专业活动时，我们有时自然会停下来思考它究竟有什么用。增进某一狭窄领域的知识，这本身是否有价值？一门学科——如物理学、化学、植物学或动物学——的各个分支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本身是否有价值？甚至所有学科所取得所有成就本身是否有价值？其价值是什么？
薛定谔 (1887—1961)
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对科学并不十分感兴趣的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往往会指出科学成就使技术、工业、工程等方面发生的实际转变。事实上，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科学已经把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变得面目全非，而且可以预料，它在未来还会带来更快的变化。
很少有科学家会赞同这种对其事业的功利主义评价。当然，价值问题是最微妙的，要给出无可争议的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我想给出三个主要观点来反对这种看法。
首先，我认为自然科学与大学或其他知识促进中心所培养的其他类型的学问——或德文所说的Wissenschaft——大体相同。想一想历史学、语言学、哲学、地理学、音乐史、绘画史、雕塑史、建筑史甚至是考古学和史前史等方面的研究，没有人愿意把这些活动与人类社会状况的实际进步联系起来，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尽管这些活动的确会经常促进社会状况的进步。在这方面，我看不出科学的地位有何不同。
其次(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某些自然科学学科对人类社会的生活显然没有任何实际影响，比如天体物理学、宇宙学以及地球物理学的某些分支。以地震学为例，众所周知，我们对地震几乎不可能作出预测，即事先警告人们离开住所，就像风暴来临之前通知拖网渔船归岸一样。地震学所能做的仅仅是对未来可能在危险地带定居的人发出警告。然而，即使没有科学的帮助，这些地带恐怕也已经因为惨痛的经历而为人所知了。但这些地方往往还是人口密集，因为人类对肥沃土地的需求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第三，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进步，我极为怀疑技术和工业的发展是否增加了人的幸福。这里我无法深入细节，也不会谈及未来的发展——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最近发表的极为有趣的小说《猿和本质》(Ape and Essence)中所描述的，地球表面遭到人工放射性的污染，给人类带来了恐怖后果。这里，我们只考虑非凡的现代交通工具所导致的世界“尺寸的急剧减小”。如果用最快的交通工具的小时数而不是用英里来衡量，那么一切距离几乎都缩小为零。但如果是用哪怕最便宜的交通工具的花费来衡量，那么即使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其费用也已经增加了一两倍。结果，许多亲朋好友被前所未有地分散在地球各地。他们往往并不富有，因此无缘再见。即使能够见面，短暂相聚之后，他们也不得不承受伤心的离别。这难道促进了人的幸福吗？这些只是极少数突出的例子，关于这一话题，我们还可以谈几个小时。
《猿画家》(夏尔丹，1740)
让我们转向人类活动中那些不太阴暗的方面。你可能会问——现在你一定会问我：那么，你认为自然科学的价值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它的范围、目标和价值与人类任何其他知识分支都一样。而且，只有它们结合成的整体，而非单独某一分支，才谈得上范围或价值。这描述起来很简单：遵守德尔菲神的诫命，认识你自己。或者用普罗提诺简短而令人难忘的话来说(《九章集》VI,4, 14)：“那么我们，我们到底是谁？”他继续说：“也许在这个宇宙产生之前，我们已经在那里，是与现在不同的人，甚至是某种神、纯净的灵魂和心灵，与整个宇宙合而为一，是理智世界的一部分，没有被分离或隔断，而是与整体合一。”
我生在这样一种境遇中——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何处去，不知道我是谁。这是我的处境，也是你们每一位的处境。每个人永远都会处在这一境遇，这一事实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最急迫的问题是从哪里来和往何处去，但我们所能考察的只有当下的境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急于弄清楚这一切的原因。这就是科学、学问、知识，这是人类所有精神追求的真正源泉。对我们所置身的时空环境，我们试图尽可能地弄清楚。在此过程中，我们感到愉悦，觉得极有意思。(也许这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
这似乎是简单而自明的，但需要指出：一群专家在某个狭窄领域所获得的孤立知识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当它与其余所有知识综合起来，并且在这种综合中真正有助于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它才具有价值。
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大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 Gasset)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经过多年流放，他现在回到了马德里，尽管我认为他既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仅仅是一个深明事理的普通人)，后来这些文章收在了《大众的反叛》(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一书中。顺便说一句，该书与社会革命或其他革命毫无关系，这里的“反叛”纯粹是隐喻性的。机器时代导致人口数量激增，人类的需求空前高涨，且变得无法预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需要与他人打交道。无论我们需要或渴求什么，一条面包或一磅黄油，一次搭车或一张戏票，一次安静的度假或一次出国旅游的机会，一间住房或一份营生……总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有同样的需要或渴求。这种需求的空前高涨所导致的新的形势和发展正是加塞特著作的主题。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 (1883—1955)
书中讲了一些极为有趣的观察。兹举一例(尽管它不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书中有一章的标题是“最大的危险：国家”(El major peligro, el estado)。他在那里宣称，国家以保护我们为借口(实无必要)，正在越来越强势地剥夺个人的自由，这是对未来文化发展的最大威胁。但我这里想谈的是前一章，题为“专业化的野蛮”(La barbarie del ‘especialismo’)。初看起来，它似乎显得悖谬，可能会吓你一跳。作者大胆地把专业化的科学家刻画成冷酷无情的无知暴民——大众人(hombre masa)——的典型代表，他们危及着真正文明的存活。这里我只能挑选几段，看看他是怎样对“这种史无前例的科学家”做出精彩描述的。
在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当中，他只熟悉某一门特殊的学科，甚至就是对这门学科，他也只是了解他所研究的那一小部分。他宣称根本不要过问自己所专注的狭窄领域之外的任何东西，并认为这是一个优点，还把旨在综合所有知识的好奇心斥之为不务正业。
不过，这样的人虽然受制于自己狭窄的视野，但的确成功地发现了新的事实，不知不觉中推动了其学科的发展，并随之促进了整个人类思想的前进(他对此是完全忽视的)。这种事情是如何可能的，又何以继续可能呢？我们必须强调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的不正常性：实验科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些非常平庸、甚至连平庸也算不上的人的工作。
我的引文就到这里，但我强烈建议你们继续阅读这本书。距离该书首版，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在此期间，我注意到，与加塞特所谴责的可悲事态相反的希望迹象已经出现。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避免专业化，即使我们希望这样也不可能做到。但人们正逐渐意识到，专业化并非优点，而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灾难，所有专业研究只有在知识整体的语境中才有实际价值。这些都是正在取得的进展。一个人如果胆敢就其专业训练之外的主题进行思考、言说和著述，他以前会被指责为不务正业，而现在这种声音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弱了。对这些尝试进行猛烈抨击的不外乎两种人：要么是很科学的，要么是很不科学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抨击的理由都是很显然的。
在一篇论“德国大学”的文章中(发表于1949年12月11日的《观察者》上)，伊顿中学校长罗伯特·伯利(Robert Berley)引用了德国大学改革委员会报告中的几段话。引用这些话是为了引人重视，我完全赞同。报告中说：
每一位工科大学的讲师都应具备以下能力：
(1) 能够看到本专业的限度。在教学中应使学生认识到这些限度，并向他们表明，超出这些限度，起作用的力量就不再是完全理性的了，而是源于生活和人类社会本身。
(2) 对每一个专业都要向学生表明，如何突破其狭窄的界限，拓展到更宽广的视野，等等。
我不能说这些表述特别有原创性，但谁能指望一个委员会或调查团之类的组织有原创性呢？——集体的人总是很普通的。但我们欣喜甚至是心怀感激地看到，这种态度正在盛行。唯一的批评（如果算是批评的话）是，我们看不出这些要求为什么应当只针对德国工科大学的老师。我认为它们适合于任何大学乃至任何学校的任何一位教师。我会这样来表述这些要求：
务必看到你的特殊专业在人类生活悲喜剧的演出中所扮演的角色；要与生活保持联系——需要联系的与其说是实际生活，不如说是生活的理想背景，后者总是更为重要；而且，要让生活与你保持联系。如果你最终无法告诉别人你一直在做什么，你所做的事情就毫无价值。
【本文选自《自然与希腊人：科学与人文主义》，张卜天译】
《自然与希腊人：科学与人文主义》
[奥] 埃尔温·薛定谔 著
张卜天 译
商务印书馆201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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