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乖的Jane

特恩布爾幾乎是遭到“逼宮政變”的方式，被迫辭去總理之位的，原財長莫里森就任新總理，成為澳大利亞11年來的第六位總理。而這一“政變”，又與2015年特恩布爾推翻時任總理託尼相呼應。可如今，特恩布爾又被別人趕下了臺，這算不算是天意輪迴？

對於堪培拉滑向意大利式的政治不穩定局勢，這讓澳大利亞商界和公眾感到大為光火。事實上，自2004年7月霍華德首相以來，就再沒有任何一位總理任滿三年任期。我們可以從五個方面，來一窺原因：

第一，黨派內部“方向”之爭，導致領導權更迭進入“旋轉門”模式

自由派內部存在意識形態鬥爭，保守派又不待見特恩布爾，他只得選擇作為一位中間派，批評者就此宣稱，特恩布爾或許更加適合去工黨。

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領導權之爭會如何激烈。在這場激烈鬥爭中，摻雜了特恩布爾關於恐嚇的指控，他還宣稱競爭對手彼得·達頓沒有資格坐在國會等等，整個一片亂哄哄。

格林菲斯大學政治學講師威廉姆斯表示，這場“宮鬥”有著深深的意識形態根源。這涉及到今後自由黨的發展方向，而這正是為什麼“宮鬥”會如此“殘暴”的根本原因。

第二，澳大利亞“對抗性”的政治制度，增加了政治鬥爭的風險

澳大利亞的政治關係及其英國式的對抗性政治體制，有著結構性的缺點。

而這種源自英國的“對抗性政治”，是過去數十年來導致堪培拉處於“燥動”政治氣氛之中的重要原因。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政治學教授麥卡利斯特說，近年來，威斯敏斯特模式在澳大利利亞運轉得並不好，這也使得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很難取得連任。

他指出，三年一輪的選舉，強勢的議會上院，衝動式的選舉，強大的政黨派系現職業政客的出現，這些因素讓執政變得更加困難。

第三，政府與議會的矛盾日漸加深，導致政壇持續處於高壓態勢

有學者表示，澳大利亞的參議院是世界中最有權力的四大議會上院之一。近年來，澳大利亞國會多次否決政府議案，這反過來也損害了領導人的公信力。

特恩布爾和阿伯特兩個人，都曾在試圖讓議會通過某些關鍵政策上遭遇失敗，包括公司減稅法案、削減公共開支法案等等，這都是因一群少數派政黨和獨立議員的反對而遭遇的挫折。

分析家稱，自從1980年代以來，澳大利亞政府真正主導參議院的時間只有大約三年。

實際上，昆士蘭的議員們很擔心，六個月後的選舉，將有可能失去他們的議員席位，而達頓是一個來自昆士蘭的保守派，對議員們有利，於是議員們決定拋棄特恩布爾。

第四，新聞媒體的強大影響，為政治鬥爭起到了扇風點火的作用

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澳大利亞媒體大亨默多克，對國內政壇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一些批評家指責默多克通過媒體施壓的方式，動搖了特恩布爾和前幾屆工黨政府的穩定性。

社交媒體的崛起，以及24小時不停的新聞發佈方式，讓政治領導人面對著更大的壓力和更加尖銳的批評，他被醜化形象，在選民中的信任也受到損害。

這變成了一個不斷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過程，對領導人的批評愈加尖銳，而這又進一步損害了政治信任。

第五，職業政客的崛起，形成了“為鬥爭而鬥爭”的畸形政治文化

目前，澳大利亞政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政治候選人在政黨職位中全職工作。這種“職業政客”崛起的趨勢，創造了一種“黨派亢奮”的政治文化。

批評家們說，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政客們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反對其他黨派，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為選民服務。在職業政客們看來，只有“鬥起來”，自己的位子才是安全的。

值得一提的是，達頓的結局卻充滿了“為人作嫁”的悲傷，自己提著腦袋向特恩布爾“逼宮”，結果自己沒當上總理，倒是莫里森最後成功上位了。

總之，澳大利亞公眾對堪培拉日漸加劇的混亂感到“噁心”。觀察家們幾乎都認為，無論是誰成為自由黨領袖，當總理的日子都不會很長。

貝殼傳媒

澳大利亞總理又又又一次被他的黨內同僚給“整下來了”，而不是被反對黨給弄下來的。

歷史上這種執政黨黨內政變逼宮下臺的情況上演過多次，而且不僅僅侷限在現在執政的自由國家黨，再也的工黨也一樣。所以澳大利亞也被宗主國英國的媒體稱之為民主國家的“政變之都”。
（後背的達頓準備使壞）

澳大利亞政治為什麼會這樣瘋狂，善於搞黨內政變?

澳大利亞想對比自己的宗主國，民風上少了一些謙讓和紳士風度，多了些剽悍和狠辣，可能跟這個地方本身就是罪犯流放地有直接關係。當然這並不是解釋澳大利亞政變風氣如何產生的主要原因。導致澳大利亞政變風氣的主要原因有三點：
（登錄澳洲）

第一，問題出在澳大利亞選舉制度上，一屆議會任期只有三年，大選過於頻繁。這樣一是導致總理施政根本就無法長期延續，還要提防黨內同僚背後黑槍反水;二是將大量的精力來應對選舉，承諾了一大堆卻無法全部妥善兌現，從而容易引發政治危機。還有澳大利亞是公民強制投票（嚴格執行），不投票要罰款20澳元，而且還要在法庭浪費一天時間。這使得民眾對於議會大選充滿了抱怨，廢票率居高不下的同時樂見執政黨出現什麼負面新聞。這無形中助長了澳洲媒體對於政治的影響力。
（澳大利亞議會）

第二，澳大利亞的媒體的報道，推波助瀾，形成巨大壓力。澳大利亞的媒體繼承了英國媒體的尖酸刻薄，在現行三年議會任期的條件下，專挑現任政府的小辮子和醜聞報告，而且還喜歡隔三差五就進行支持率民調。執政總理整天提心吊膽，生怕出現問題。在這種條件下，黨內政治鬥爭一旦出現，會瞬間上媒體頭條，而且順帶著扯出總理一大堆負面消息。所以在這種輿論威壓下，總理往往會被政變很快搞垮，這次僅用了十天。
（澳洲媒體本次“政變”的跟進報道）

第三，澳大利亞政治的“二流”文化，生活富足的澳大利亞人對於政治熱情度不高，參與政治的人普遍被人“看不起”。一流的人物不願意去參政，澳大利亞人往往自嘲為被“二流”人物管理的國家。“二流”人物參政就意味著不會出現一個像宗主國英國議會那種很優秀，能夠獨擋一面兼有巨大影響力的領軍人物，所以澳洲政黨內部往往誰都不服誰，相互之間看不起對方，黨內鬥爭也成為常態。推舉出來的總理往往不是妥協出來的庸人，就是能力不足的小人，而不是真正靠影響力和政績作為支撐的政治家。
（更迭頻繁的澳洲政壇，BBC）

結語

澳大利亞領土很大，人口不多，靠著優厚的自然條件而繁榮起來的國家。但是由於政治環境，無法培養出遠見卓識的政治家。澳大利亞也終究無法成為一個具有地區影響力和世界影響力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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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姿

澳大利亞是議會制國家。在議會制國家中，總理任期短是正常的。當然，十年六換總理是頻繁了一點，而且這六位總理竟然沒有一個任期超過三年。但在澳大利亞歷史上，這也並不罕見。

不過，這也說明澳大利亞目前在國家總體的發展方向上，處於認識模糊的階段，國內意見分歧較大。

雖然澳大利亞總理是沒有任期限制的，但實際上能長期擔任總理的人並不多。澳大利亞總理是由議會中的多數黨在黨內選舉出來的。這意味著要長期擔任擔任澳大利亞總理，得面臨兩大挑戰：

• 首先，得確保在本黨內贏得多數；
  
• 其次，能帶領本黨保持多數黨席位。
  

前任總理特恩布爾此次連續遭遇了本黨內部兩次挑戰。第一次是來自內政部長達頓，特恩布爾險勝。但是達頓在推出後，不甘失敗，積極鼓動其他人聯合發起對特恩布爾的挑戰。最終原財政部長莫里斯挑戰成功，特恩布爾只得辭職。

莫里斯接下來的挑戰是能夠帶領本黨繼續贏得議會多數議席，否則不出意外的話，還將會繼續是一位短命總理。

迄今為止，任期較長的總理有三位。

排名第三的是前總理鮑勃·霍克（Bob Hawke，1929年12月9日－），在1983年3月11日—1991年12月20日擔任澳大利亞總理，四度帶領澳大利亞工黨獲得聯邦大選的勝利。他的任期長度排名第三。

任期第二長的是自由黨的約翰·霍華德，在1996年3月11日—2007年12月3日任澳大利亞總理。

任期最長的是自由黨的羅伯特·戈登·孟席斯（Robert Menzies）於1949年12月19日—1966年1月26日擔任澳大利亞總理。

值得一提的是鮑勃·霍克與約翰·霍華德都是執行對華友好政策的，這兩位對澳中友誼都做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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