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如何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

提到文學藝術,人們往往將其視為作家文人的創作,而忽略了那些來自民間、少有明確署名的俗文學。事實上,除了以作家、文人為代表創作出的雅文學,民歌、民謠、地方戲、彈詞、寶卷等多種多樣的俗文學類型佔據著中國文學的半壁江山。20世紀以來,過去曾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受到魯迅、鄭振鐸等一批學者的重視,中國俗文學研究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近30年來,大量俗文學新材料的發現,進一步擴大了中國文學研究的視野,俗文學研究拓寬了中國文學史的書寫格局。

  • 中國古代文學雅俗共存

“雅”與“俗”作為文學藝術的一對審美範疇,自古有之。“一般認為,雅、俗文學之別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文本形態,雅文學精緻典雅,俗文學通俗淺近;二是思想意識,雅文學展現文人情趣,俗文學反映民間意識;三是傳播範圍,雅文學在文人階層內部傳播,俗文學在百姓之間廣為流傳。雖然以上區別並非絕對,但在不同文化語境中,兩種文學類型分別形成了不同的發展軌跡與藝術特點。”南京大學教授苗懷明介紹說,俗文學主要包括小說、戲曲、說唱三種類型,此外還包括民歌、謎語等。

曾經“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如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在中國古代文學寶庫中,雅、俗文學可謂平分秋色。“中國俗文學有其特殊性,例如通俗淺顯、注重趣味性和知識性、多種文體互相借鑑影響、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等。”在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車振華看來,與雅文學相比,俗文學的傳播方式更加多樣、傳播手段更加靈活,既有通過書本的案頭閱讀,也有酒肆瓦子、歌臺舞榭上的藝術表演,走街串巷的藝人可以將其傳播到城市、鄉間的每一個角落。

在中國古代文學的長期發展演進過程中,雅、俗文學並非截然對立、涇渭分明,反而呈現出相互補充、彼此交融、雙向互動的特點。西華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伏俊璉舉例說,《楚辭》中的《九歌》本是民間祭禮儀式的樂舞歌辭,由於屈原對其修改,並配以“九歌”樂曲,這才形成了雅樂歌辭。“在宋元時期,文人群體加入到戲曲、話本等通俗文學的創作中來,至明清時期,小說、戲曲、說唱文學、民歌大盛,俗文學逐漸成為文學主體。”車振華補充道,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說,“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文學的發展是在雅俗之間斟酌、推敲而會通適變的。

苗懷明認為,一方面,俗文學以其質樸、純真、鮮活的特點,對文人群體產生巨大吸引力,不少文人自願加入到俗文學的創作中來,他們的參與提高了俗文學品位,豐富了俗文學的創作手法,使俗文學朝著雅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雅文學在其發展演進過程中也會受到商業等因素的影響,從而向通俗化方向靠近。苗懷明進一步表示,“雅、俗文學的互動關係啟示我們,俗文學的發展演進是一個動態過程,既是一種內部演進,也是與其他文學文化因素互動變化的過程。只有秉持著這種觀點,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研究對象”。

  • 俗文學研究成為獨立學科

儘管佔據著我國古代文學的半壁江山,但因時代侷限,在古代官方意識形態下,俗文學始終難以被載入史冊。伏俊璉發現,漢成帝時期,由學者劉向主持古書整理工作時,大量俗賦被排除在外,以至後人以為漢代只有大賦蔚蔚。清代俗文學雖發展鼎盛,但官修《四庫全書》時,小說、戲劇、俗曲等宋元以來盛行的俗文學同樣沒有被收錄進去。

直至20世紀初,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中國古代俗文學研究熱潮興起。“以敦煌遺書中的俗文學資料被發現和研究為開端,胡適提出‘俗文學’之說,突出俗文學資料的重要性。北京大學的歌謠徵集活動、王國維的戲劇研究以及魯迅、胡適的小說研究,都激發了學術界對俗文學研究的熱情。”車振華告訴記者。鄭振鐸有針對性地進行成體系的俗文學研究,標誌著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的正式確立。

近30年來,得益於大量包含俗文學的新材料的發現,俗文學研究成為重要學術增長點。伏俊璉介紹說,在懸泉簡、上博簡、清華簡、北大簡等出土文獻中,均有俗賦發現,這讓我們認識到,除了大賦,漢代還有數量眾多的民間俗賦。再如,北大簡、水泉子漢簡對研究漢代歌謠的價值;敦煌簡、居延新簡、懸泉簡對研究通俗講唱文學的價值;漢代畫像磚、畫像石及相關壁畫對研究漢代社會生活、樂舞百戲、樂府詩歌的價值。

在車振華看來,21世紀以來,中國古代俗文學研究有兩點比較引人注意:一是說唱文學研究逐漸升溫,近年來陸續出版了幾部集大成式的說唱文學文獻彙編,為說唱文學研究縱深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二是對中國俗文學研究學術史的梳理和探討。近年來,俗文學研究的薄弱環節也得到了加強。苗懷明表示,在研究視野上,學術界開始關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獻資料,關注中國俗文學在海外的翻譯與研究,國內研究與海外漢學融為一體;在研究時段上,對晚清民國時期的俗文學給予了特別關注;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查閱考證書面文獻外,開始重視田野調查,關注俗文學的實際生存狀態,逐漸從平面研究向立體觀照轉變。

  • 在歷史文化情境中研究俗文學

學者們在不同研究方向、不同研究領域內,探索著中國俗文學研究的創新道路。伏俊璉在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5—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編年與綜合研究”期間,關注寫本文獻的物質形態、結構細節、集結方式、傳播類型等。在他看來,這是在新材料挖掘殆盡、傳統研究模式後勁不足的情況下,對新方法的主動探索。

系統整理總結中國俗文學研究史料已成為學界共識。苗懷明告訴記者,未來幾年,他計劃出版《中國通俗小說書坊資料彙編》《說唱文學文獻學述略》等著作。“旨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拓寬文獻蒐集範圍、渠道,拓展研究地域、時間,將工作做得更加完備到位。”

俗文學有其自身獨特性。受訪學者表示,中國俗文學研究要放在當時的歷史文化情境中進行考察。“俗文學往往在文化儀式中生成、傳播,因此俗文學研究不能只著眼於文本,不能脫離它生存的文化生態。尤其宋以前的俗文學研究,要重視其原始寫本的整體信息。”伏俊璉表示。車振華也提出,要重視俗文學故事的發生、演變和傳播歷程及背後成因,重視俗文學作為民俗學和地域文化資料的重要意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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