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門血案
這是坐落於哈爾濱市南崗區的一座俄羅斯式建築，一人高的綠色木柵欄內是一片草坪，草坪上聳立著一幢小巧精緻的兩層洋房。臨街大門側邊門框上，釘著一塊銅牌，上面用中俄兩種文字鐫刻著“私人住宅，擅入必究”，落款竟是“哈市公安局”。這塊銅牌表明，這幢住宅內的主人有著不同於常人的身份。
1949年4月23日上午，一輛馬車駛至該住宅門前，從車上下來一對中年蘇聯男女，男子摁了大門邊的電鈴開關。良久，裡面沒有反應，他又摁了兩次，還是沒有動靜。他不禁有點納悶兒，對其妻子說：“嗯，伊林娜，昨晚不是跟葉卡捷林娜通過電話，約定上午我們去拜訪她的嗎？家裡怎麼沒人呢？”
伊林娜張嘴剛要說話，被一陣自行車鈴聲所打斷，一輛綠色自行車行至面前停了下來，那是郵電局的郵差，他送來了該宅第女主人葉卡捷林娜的信件和報紙。但他摁了兩次門鈴，裡面仍是沒有反應。伊林娜用流利的漢語對郵差說了剛才他們摁鈴沒有反應一節，郵差馬上說一定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因為女主人這幾天正等著一封長春來信，已經連續兩天在他經過的時間等候在門口了，昨天沒等到後她說那封信明天一定會來的，她將繼續在門口等候。可是，她不但沒有等候，而且摁了門鈴還不見反應，所以郵差有理由斷定肯定發生了什麼不好的意外之事。
伊林娜夫婦交換了一個擔心的眼色，便說小夥子要不請你爬進去看看，女主人到底是否在屋裡。郵差於是就踩在自行車座墊上攀進了院子，趕到洋房前朝窗子裡只一張望，便大驚失色：“不好！殺人了！”
伊林娜的丈夫安德烈叫道：“你出來，留在這裡不要離開，我馬上去報案！”說著，跳上馬車，吩咐車伕去公安局。
哈爾濱市公安局南崗分局接到報案，吃驚不小，立刻由一位副局長率領三名刑警前往現場查看，同時讓值班員用電話通知管段派出所出警。兩撥人馬幾乎是同時抵達現場的，進到洋房內一看，頓時個個驚得臉色煞白：被殺害的不止女主人葉卡捷林娜，還有她的兩個兒子，9歲的葉夫根尼和7歲的米利亞！這幢洋房裡總共也就住著這一家三口，這就是說，這裡發生了一起滅門血案。
這戶被哈爾濱市政府指定警方重點保護的外國僑民，具有不尋常的經歷——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一個月後，一個三十來歲、名叫別爾夫什卡的白俄男子悄悄地來到了哈爾濱，在香坊區開了一家專賣俄式滷味菜的食鋪。沒有人說得清這個白俄青年是從何處來，以前是幹什麼的。
1932年2月5日，日本侵略軍佔領哈爾濱後，對哈爾濱地區各警察機構實行軍事管制，並向各警察機構派遣軍事顧問，非法行使哈爾濱地區警政權。被日本人易名為“哈爾濱警察廳”的原警察局，奉命對僑居哈市的外國人進行重點登記，甄別後發放新的居住證。這個被人視為“神秘的白俄”的別爾夫什卡順利地通過了日偽警方的甄別，被作為“對蘇維埃政權有嚴重敵視思想的沙皇白俄將軍的貴族公子”而首批獲得了新版僑民居住證，得以繼續做他的俄式滷味菜生意。
幾個月後，別爾夫什卡的食鋪悄然增添了一個女夥計，那是一位二十歲的中國姑娘，來自長春市，名叫張冬娜。張冬娜跟著別爾夫什卡幹活，但不是學做俄羅斯滷味，而是做了店裡的賬房。當然，當生意特別忙碌的時候，她也相幫幹些雜活。這樣大約過了一年，張冬娜忽然成了別爾夫什卡的妻子，改了個俄國名字叫葉卡捷林娜，在俄語中就是“純潔”的意思。這對異國男女結為夫婦後，多年沒有生育，直到1940年，葉卡捷林娜才生下了一個兒子，別爾夫什卡給取了個名字叫葉夫根尼。又過了兩年，另一個孩子也出世了，也是個男孩，取名米利亞。
別爾夫什卡的這家食鋪在做生意上，保持著低調，不跟同行競爭，也不多佔各方顧客的便宜。別爾夫什卡夫婦在做人上，也奉行著低調，儘管憑著別爾夫什卡“將軍公子”的聲名，他完全可以跟一些也在哈爾濱混世界的從事著各種職業的同胞朋友稱兄道弟，也可以跟慕名登門來拜訪他的日本人交朋友，但他什麼人也不結交，老老實實做生意，過日子。在外界看來，他的這家食鋪就像一個平靜的小小港灣，供他這個落難貴族公子躲避政治風浪。直到有一天——1945年3月13日，關東軍駐哈爾濱特務機關在門前的旗杆上掛出了別爾夫什卡的人頭，人們這才知道這個小食鋪老闆乃是一位了不得的錚錚鐵漢！
據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當時公佈的別爾夫什卡的“滔天罪行”，別爾夫什卡是蘇聯紅軍遠東情報局派遣到哈爾濱來潛伏的特工頭子，他偽造了“沙皇白俄將軍之子”的假身份，以開俄羅斯滷味食鋪為掩護，在哈爾濱潛伏了十四年，前期從事情報工作，主持著一個龐大的情報網，廣泛收集日本方面的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等各類情報；後期主持對哈爾濱地區的日本關東軍和“滿洲國”的情報人員的暗殺工作，指揮其領導的行動小組一共暗殺了三十四名日本和“滿洲國”方面的情報人員，給日本造成了重大損失。
別爾夫什卡是因叛徒出賣而被捕的，關東軍特務機關對於他的落網有著如獲至寶般的欣喜，想通過別爾夫什卡挖掘出蘇聯在哈爾濱乃至整個中國東北甚至關內省份的情報網，為此，對其軟硬兼施企圖誘降。但別爾夫什卡意志堅決，拒不招供，最後在越獄時被關東軍發覺開槍擊斃。別爾夫什卡死後，關東軍猶自對其恨得咬牙切齒，將其首級割下後懸於旗杆上示眾。
別爾夫什卡被捕後，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協助下，迅速將其妻葉卡捷林娜和兩個兒子轉移到安全地區，躲過了關東軍的追殺。葉卡捷林娜帶著兒子在哈爾濱附近的鄉村躲藏著過了幾個月，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1945年8月19日，蘇聯紅軍進駐哈爾濱，隨即成立衛戍司令部和軍事管制委員會。次日，軍管會就派員前往郊縣把葉卡捷林娜母子三人接到哈爾濱市區。蘇軍全權代表舍拉霍夫將軍親切接見了烈士遺屬，宣佈接納葉卡捷林娜母子三人為蘇聯公民。將軍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去莫斯科定居時，葉卡捷林娜回答說她和孩子願意留在中國，以後有機會的話希望能去蘇聯看看，並去丈夫別爾夫什卡的家鄉明斯克拜望長輩。舍拉霍夫將軍遂請蘇軍衛戍司令部副司令官、中共方面的李兆麟將軍對葉卡捷林娜和兒子妥善安置。
葉卡捷林娜原想仍回別爾夫什卡在香坊區的那家食鋪，招回原先的夥計後繼續經營滷味，但香坊區的店鋪早已被關東軍燒燬了，夥計也不知去向。於是，她就想帶著孩子去長春。但由於當時局勢混亂，蘇軍和中共方面都不同意母子三人離開哈爾濱，於是，就把他們安置在南崗區的一處日本商人逃跑後空著的日式住宅裡，由蘇聯僑民協會負責提供足夠的生活費用。
之後，哈爾濱經歷了蘇軍撤離、國民黨執政、中共武裝力量開進後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時期，由於有蘇聯僑民協會的幫助，葉卡捷林娜母子還是過著平安、富足的生活。這種平安到了1947年12月有了變化。聖誕夜，蘇聯僑民協會派人把葉卡捷林娜母子接去參加活動。不曾料想到的是，那天午夜過後，一條黑影鬼魅般地溜進了葉卡捷林娜的住宅院子，用粗鐵絲把前後門都牢牢地拴上後，在屋子周圍澆上汽油，一把火把這幢全部用木頭建造的日式住房燒了個精光。縱火者的意圖很明顯，就是為了謀害葉卡捷林娜一家三口。
三天後，這起縱火案就給公安局破獲了，出乎意料的是，案犯竟然是一個日本人。這個名叫中村大郎的日本人是在哈爾濱住了二十多年的商人，娶的還是中國妻子，所以日本投降後也沒回國，當時正積極申請要求加入中國國籍。問他燒房子幹甚，答稱果然是為了謀殺葉卡捷林娜和她的兒子。為何要謀殺婦幼呢？說是為了替他弟弟報仇。那麼，他老弟乃何許人也呢？原來是關東軍特高課的情報特工，1943年被人暗殺於哈爾濱市郊接合部的一家餐館裡。後來別爾夫什卡領導的特工組出了叛徒，別爾夫什卡被捕犧牲，中村大郎才知道原來其老弟的命是別爾夫什卡勾走的。當時他就要替老弟復仇，三天兩頭跑到關東軍那裡要求對別爾夫什卡的家屬斬草除根。關東軍被他纏得沒有辦法，說那就給你一份特權，允許你去追殺別爾夫什卡的遺屬。中村大郎是個一根筋繃到底不肯拐彎的主兒，從此就一直留意打聽葉卡捷林娜的下落。前不久終於打聽到後，就開始考慮如何下手，於是就有了聖誕夜的那場大火。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這起縱火案不但驚動了哈爾濱中共政權，也驚動了蘇聯方面，蘇聯遠東方面的領導人特地給哈爾濱當時的市委書記張平化、市長劉成棟發來電報，請求給葉卡捷林娜及孩子提供安全保障。哈爾濱市公安局為此專門責成南崗分局進行研究，落實保安措施。
南崗公安分局和蘇聯僑民協會重新給葉卡捷林娜選擇了新的住所，那是一個十月革命時逃亡哈爾濱的俄國沙皇官員修建的住宅，後來出讓給了一位國民黨官員，該官員又把房子賣給了一個蘇聯僑民。這個蘇聯僑民後來成了日本關東軍的情報人員，抗戰勝利後不知去向，蘇軍佔領哈爾濱後宣佈軍管時，就將該住宅沒收，產權歸蘇聯僑民協會。現在，蘇聯僑民協會把房子給葉卡捷林娜一家三口居住。南崗分局為保證葉卡捷林娜全家的安全，不但向管段派出所下達的安保命令，分局相關領導還隔三差五地前往關心。這樣一段時間下來，葉卡捷林娜覺得不好意思過多地麻煩公安局，再說哈爾濱的治安情況越來越好，請警方不必如此關照。上個月，南崗分局剛改變了對葉卡捷林娜一家的安保措施，沒想到就發生了滅門血案。
由於被害人的上述原因，出警到場的分局、派出所警員出於慎重，不敢擅自做主進行現場勘查，甚至連屋裡的電話機也不敢動，立刻退出洋房。那時的警察也沒有對講機、手機什麼的通訊工具，只好立馬派人去附近有電話的地方給市公安局打電話報告。市局也吃驚不小，立刻向市委、市政府報告，同時指派偵緝大隊（當時還未設刑偵處）、外僑處警員迅速出警。隨後，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黃華青帶著法醫也趕到現場。
勘查與屍體解剖鑑定是同時進行的，警方根據勘查、屍檢結果推測了案發過程——
昨晚二十點三十分左右，正在客廳裡的葉卡捷林娜一家三口忽然遭到從廚房衝入客廳的兇手的襲擊，兇手先一刀刺入女主人的後背，刀尖直接傷及心臟，葉卡捷林娜當場死亡。兇手隨即又刺死了坐在母親旁邊的估計已經嚇呆了的小兒子米利亞。這時，9歲的兒子葉夫根尼拔腿往客廳門口奔逃，但即被兇手追上，往胸部連刺兩刀將其殺死。然後，兇手上樓，在被害女主人的臥室、書房翻檢一番後，逃離了現場。
從現場留下的痕跡分析，兇手是攀越木柵欄進入院子的，因為小洋房所有門窗都關閉著，就打碎了廚房的窗戶玻璃，打開窗子進入廚房，再從廚房對主人一家進行致命襲擊。打碎廚房玻璃時，兇手為防止發出聲音驚動主人，先以醫用膠布貼蒙於玻璃上，再下手取下破碎的玻璃。作案後，兇手從客廳大門出了洋房，攀爬木柵欄逃離了現場。
哈爾濱市公安局外僑處隨即向蘇聯僑民協會和正在籌建的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該館於1949年10月20日對外正式宣佈開館，但在本案發生前已經開始工作）通報了該案，這兩個機構當即派員前來現場察看，拍攝了不少照片。當天，蘇聯僑民協會即向哈爾濱市政府提出“儘快破案，抓獲兇手”的要求，哈爾濱市長李常青作了答覆。
李市長作出答覆的時候，哈爾濱警方已經成立了“四·二二”案件專案偵查組。
查找一個日本女人
由於案情重大，這個專案組是由從市局、分局的刑警中抽調的七名精兵強將組建的，組長由市局偵緝大隊副大隊長殷正源擔任。為便於開展工作，專案組還從南崗分局和管段派出所抽調了六名警員作為編外成員。編外成員接受專案組領導，由專案組分派參加偵查工作，但不參加案情分析會討論，不能接觸核心機密。另外，專案組還從市局外僑處請來一名精通俄語、英語、日語的警員擔任專職翻譯，以便於跟外僑溝通。
殷正源別出心裁地決定將專案組駐地設在兇案發生的葉卡捷林娜的那幢小洋房裡，當天下午兩點多，第一次案情分析會就在十幾個小時前發生血案的兇殺現場（客廳）舉行。
主持現場勘查的殷正源把勘查結果一攤開，一干偵查員就覺得自己陷入了迷宮：兇手殺人後，翻檢了臥室、書房，可是，卻沒動那裡已經被發現的現鈔、銀洋，也沒拿走女主人葉卡捷林娜的首飾、手錶。這樣，作案動機的判斷就成為一個問題，兇手為何要製造這起聳人聽聞的血案？謀財已經給排除了，剩下的就是仇殺、情殺，由於翻檢過臥室、書房，還可以懷疑是那種為了謀取某項機密的神秘謀殺。由於一時無法給這個案件定性，因此偵查觸角應該伸向哪個方向也就難以確定。
專案組反覆討論後，決定採取以下措施著手進行偵查——
通過蘇聯僑民協會聯繫蘇聯相關部門瞭解葉卡捷林娜和其已故夫君別爾夫什卡的歷史情況；向葉卡捷林娜生前的親朋好友、鄰居調查平時的社交情況；在案發區域範圍內對每家居民以及能夠查訪到的案發時經過的路人瞭解可能會被他們留心到的蛛絲馬跡；向郵電局調取電話通話號碼記錄，看是否有所發現；從市局刑案檔案中調取前年12月製造縱火案後已被處決的日本人中村大郎的卷宗，指望發現些許線索。
作出上述決定之後，立刻付諸行動。三十六小時後，專案組舉行了第二次案情分析會，各路人馬把各自的調查情況攤出來一彙總，認為首先應該排除情殺可能。偵查員對於被害人葉卡捷林娜的歷史也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原來，這個中國姓名叫“張冬娜”的女性，1931年6月就已經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不久蘇聯情報部門向中共方面提出請求指派可靠人員協助奉命潛伏哈爾濱的別爾夫什卡開展情報工作，中共地下黨組織遂指派張冬娜前往哈爾濱接受別爾夫什卡的領導。根據蘇聯方面的要求，張冬娜從此就轉入了蘇共組織，跟中共不再有組織關係。事實上，從那時開始，張冬娜就是蘇聯的情報人員了。這也是後來抗戰勝利後，蘇聯紅軍找到了張冬娜後，舍拉霍夫將軍接見時沒徵求她的意見，就馬上接納葉卡捷林娜同志為蘇聯公民的原因。蘇聯方面知道葉卡捷林娜長期協助別爾夫什卡工作，肯定知曉若干不宜公開的機密，這是為防止洩密而採取的一個措施。
瞭解了葉卡捷林娜的這段歷史，偵查員也就能夠推測出像她這樣一位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女性，在生活上肯定不可能發生什麼花邊新聞。而調查的結果也確實如此，所有跟葉卡捷林娜有過比較多接觸的中蘇朋友都稱讚她是一位生活作風嚴肅正派的女性。所有被調查到的街坊鄰居以及郵電局電話通話記錄也都表明葉卡捷林娜跟異性幾乎沒有什麼單獨的來往。
這樣，就只能從其他方面去考慮兇手的作案動機了。專案組從已被處決的中村大郎的刑檔中發現了一條線索：他當初是從一個名叫茂源上清的日本人口中得知其老弟中村三郎死於蘇聯特工別爾夫什卡之手的，據茂源上清說，頗有幾個跟中村三郎那樣被別爾夫什卡幹掉的日本情報人員的親友想對別爾夫什卡的遺屬下手，報仇雪恨。
專案組據此推測，兇手可能是跟茂源上清所說的那幾個揚言尋機復仇的傢伙有關。於是，就決定將茂源上清作為一條線索開展偵查。
茂源上清是什麼人呢？專案組通過幾條渠道瞭解下來，終於弄清楚了此人的基本情況：茂源上清，日本北海道人氏，今年五十掛零，18歲開始其軍人生涯，作為日本關東軍的一名士兵來到中國遼寧省金州，四年後被作為優秀人才選送進入日本陸軍部的一所特工學校速成班接受特工訓練。從特工學校結業後，就開始了其情報特工的生涯，整整十三年一直在中國東北和蘇聯、朝鮮交界處進行情報活動。直到36歲那年在對中國抗聯營地進行秘密探查時誤踩地雷身受重傷方才結束了其軍事特工的生涯。養好傷後，裝了一條假腿、少了三根手指且臉上留下明顯傷疤的茂源上清已經無法再當情報特工了，於是正式退出軍界，在哈爾濱開了一家鐘錶店鋪開始經商。由於茂源上清以前的那段經歷，他在社會上有許多日本、中國、蘇聯、朝鮮國籍的朋友，而蘇聯情報人員別爾夫什卡生前也跟他走得很近。
那就先找這個日本老特工聊聊吧。茂源上清在哪裡呢？偵查員瞭解下來，這人已經不在哈爾濱了。去了哪裡？已經回日本了。
這下，專案組長殷正源頭痛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條線索難道就這樣白白消失了？似乎沒有這麼簡單吧。殷正源考慮後下了一道命令：向跟茂源上清走得最近的目前還能找得到的人調查！
一查摸，符合上述調查條件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茂源上清的中國妻子張秀琴，張是一箇中國鐘錶匠的女兒，先嫁給一個醫生，後來該醫生病故了就回孃家守寡，1942年嫁給了茂源上清。抗戰勝利後日本僑民紛紛回國，茂源上清回國前徵求張秀琴的意見問她願走還是願留，她選擇留下，於是就回到了孃家，現在是一傢俬立小學的老師。另一個是在茂源上清開的鐘錶店鋪打雜的其表妹王豔枝，後者本名叫松井豔枝，因為嫁了姓王的中國男子，就改姓王。她在抗戰勝利後變更國籍成了中國人，在哈爾濱火車站當雜工。
偵查員分別找了張秀琴、王豔枝，調查茂源上清跟別爾夫什卡的關係以及以前曾經說過的與別爾夫什卡相關的人和事等情況。張、王兩人其時並不知道葉卡捷林娜一家遇害之事，沒有什麼心理負擔，談起來就比較自在，兩人都說到了被日本關東軍殺害的別爾夫什卡，也說到了別爾夫什卡的中國妻子葉卡捷林娜。因為別爾夫什卡當時跟茂源上清私交較密，似乎結下了一份至少在外人看起來肯定不一般的友情，所以平時來往較多，一年中甚至還有幾次雙方家人參與的聚會活動。後來，別爾夫什卡被關東軍殺害後，其屍骸還是茂源上清去運回來的，還花了些錢鈔跟關東軍方面打了交道，才得以獲准把別爾夫什卡被割下示眾的首級取回來，找人縫合後幫助葉卡捷林娜辦理了下葬。再往下談，張、王兩人就說到了後來被民主政府公安局處決的縱火犯中村大郎，以及另外一個同樣也對別爾夫什卡咬牙切齒的日本人兵部娟子。
兵部娟子出生於日本東京的一個名門望族家庭，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18歲那年按照自己的願望當上了一名護士。其父母對於女兒的這一選擇是不滿的，因為這份職業與兵部家族的名望顯然是不相配的，說得嚴重點那簡直是對名門望族的一種褻瀆，但出於對這個唯一的女兒的尊重，也就依了她。但是，對於兵部娟子接下來作出的另一個選擇，父母就明確表示反對了。那就是兵部娟子的戀愛，她竟然愛上了其所供職那所醫院的一個比她大九歲的雜務工。
兵部娟子的父親得知女兒的心上人竟然是一個以推屍體為主要工作內容的雜務工後，氣得心臟病發作，進醫院躺了一個星期才下得了床。老兵部起來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來了一位好友。這位好友的身份頗有些神秘，沒有人說得清他究竟是幹什麼行當的，但是所有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跟三教九流都有密切來往，是一個手眼通天的社會活動家。在這位社會活動家的策劃下，兵部娟子的男友清源平很快就被人誣陷為盜竊犯折進了局子，最後被東京地方法院判了九個月徒刑。
這下，兵部娟子該收回她那份少女之情了吧？包括老兵部在內的所有親屬都是這樣想的。可是，他們都想錯了。九個月後，當倒黴的清源平刑滿釋放從監牢裡出來後，馬上就消失了，跟他一起消失的，還有那位漂亮的護士小姐兵部娟子。伴隨著這一當時被日本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新聞事件，兵部家族全體總動員，在全國各地尋找兵部娟子，整整折騰了八個月，兵部娟子的影子都沒有發現。
這時，兵部娟子、清源平這對私奔者，早已到了中國的哈爾濱，在香坊區開了一家小小的日本料理店，過起了無比溫馨的同居生活。這是1936年夏天的事。
時間一晃過去了七年，兵部娟子已經是有了兩個女兒的母親了。這時，由於日本的瘋狂掠奪和戰爭原因，整個“滿洲國”的經濟狀況陷入了非常糟糕的狀況，哈爾濱的中國百姓的日子過得如何艱難自不待說，連像兵部娟子、清源平這樣的日本人組成的家庭也捉襟見肘了。在這種情況下，一家生意清淡的小小料理店已經無法養活全家四口了，清源平於是動起了開闢第二職業的腦筋。可能是他腦子裡的哪根筋搭錯出現了短路，這主兒竟然找了一份危險但是收益可觀的第二職業——關東軍特高課的業餘情報員。三個月後，關東軍特高課弄清楚清源平以前是扛屍體的，不但力氣大，而且心理素質特好，跟死人打交道比和活人交往還從容自如，於是就另外安排他一份更加危險但報酬成倍增加的工作：暗殺。
從此，清源平就有了兩副臉孔，一副是料理店鋪的掌櫃，對每一個登門的顧客一臉恭敬，笑容可掬，連連鞠躬，甜言蜜語。而當他接到特高課的密令去執行暗殺使命時，就換上了另一副面容，凶神惡煞，手段毒辣。特高課對於清源平的工作業績是相當滿意的，他在1943年11月到1944年9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竟然單獨執行了十二起暗殺使命，解決了十四名對象。可是，“出來混，遲早要還的”。正當特高課準備把清源平送回國內日本軍方的特工學校接受特殊訓練將其深造成一名高級行動特工時，清源平忽然失蹤了。
清源平失蹤後，兵部娟子發瘋似的四處奔走尋找。她知道丈夫是關東軍的業餘殺手，還數次闖到關東軍特高課本部機關去吵鬧，甚至還攔過關東軍司令官的座車。關東軍對於兵部娟子的這種鬧訪深覺頭痛，只好給了她一筆錢，答應由特高課調查清源平的下落，查明情況後即予告知，這才使兵部娟子的鬧訪發條停止了轉動。
幾個月後，兵部娟子接到關東軍特高課的通知：清源平已經被蘇聯特工小組暗殺，屍體埋於松花江畔的一個樹林裡，明天將去挖掘，你可去辨認、收屍。這樣，這件事終於有了一個結果。
但是，對於兵部娟子來說，一件事的結束，也意味著另一件事的開始。這個有著一條道上走到黑的執拗性格的日本女人，把當年為了愛情寧可放棄顯赫家族的榮華富貴而跟著清源平私奔來華艱難創業的那股勁道轉移到了為丈夫復仇上。發條再次擰上了，關東軍特高課哈爾濱機關的日軍門衛的眼前又開始晃動著兵部娟子那張憤怒的臉。這回，特高課沒有讓兵部娟子多費精力，她第二次去時，特高課副機關長坂本中佐就予以接見。坂本以為兵部娟子是去要撫卹金的，就說已經在著手做這件事了，過幾天我們將會派人登門慰問，屆時送過去。但兵部娟子說她不是為錢鈔而來，而是要替丈夫復仇，請告訴我是誰殺害了我的丈夫，我找到後要親手殺了他！坂本說這件事我們已經替你做了，前幾天掛在本機關門口旗杆上的那顆人頭，就是殺害你丈夫的主犯的首級，這件事報上也刊登了。兵部娟子說光殺那蘇聯人一個太便宜他了，得把他的家人全部殺光。坂本說這也正是我們想進行的一項行動，但是，目前我們無法找到別爾夫什卡的家屬。你如果打聽到其家屬下落的話，請趕緊來告訴我們。
這樣，兵部娟子就開始像當初找失蹤的清源平那樣重新四處奔波，瘋狂打聽別爾夫什卡家屬的下落。她就是那個時候開始跟茂源上清打上交道的。據張秀琴、王豔枝說，兵部娟子不知通過什麼渠道得知茂源上清在哈爾濱有著廣泛的社會關係，那段時間隔三差五前來茂源上清的鐘錶店，每次登門總帶一份禮品來，每次都是提一個同樣的要求：請茂源君打聽那個已死的蘇聯人別爾夫什卡的妻子葉卡捷林娜和兩個兒子的下落。
這樣折騰了三四個月，葉卡捷林娜的消息還沒打聽到，日本投降了。電臺廣播這個消息後，兵部娟子再次來找茂源上清，沒忘記帶上一份禮品。茂源上清也正為日本戰敗而借酒澆愁，一見到兵部娟子就連連擺手，說兵部小姐請你再也不要提這件事了，蘇聯紅軍已經兵臨城下，早晚是要佔領哈爾濱的，誰還敢動這份腦筋？人家知道了還不斃了你！
兵部娟子號啕大哭，舉杯一飲而盡，把酒杯摔碎當堂，說這個仇我非得報不可，茂源君你不肯幫助我，我就另外找人去！說著，衝茂源上清鞠了個躬，轉身離去。
從此，張秀琴、王豔枝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兵部娟子，也沒聽說過她的消息。
這樣，專案組就決定把這個對本案的被害人葉卡捷林娜母子恨之入骨的日本女人列為嫌疑對象。專案組長殷正源下令：立刻追查兵部娟子的下落！
所有偵查員都意識到，要在戰後的哈爾濱尋找這樣一個外僑目標是一個高難度項目，因為“二戰”結束後，在東北的日本僑民絕大部分都已經遣返回國了，兵部娟子如果沒有回國，肯定已經像王豔枝那樣改變了國籍和姓名，那就需要耗費比較多的時間和精力。
果然，第一個動作——通過查摸全市各派出所的戶籍登記材料——做下來，並無名叫兵部娟子的人，也沒有發現如松井豔枝改變國籍後改稱王豔枝的情況。
嗯！難道兵部娟子回國了？
殷正源說不可能，這是一個繃著一根筋寧可拉斷也不肯回頭的女人，從醫學角度來說，叫做心理變態，是一種心理疾病，患這種疾病的主兒是沒法改變的。所以，兵部娟子肯定沒有回國，也肯定沒有離開哈爾濱，我們再找！
於是就有了第二個動作：從當初兵部娟子和丈夫經營的料理店著手查摸。
在店主清源平被別爾夫什卡小組幹掉後，兵部娟子就把料理店租給了一個姓顧的中國人。不久，日本政府宣佈投降，顧某就把料理店從兵部娟子那裡買了下來自己當了老闆。日本僑民被遣返回國後，沒了客源，料理店也就開不下去了，顧老闆就改為經營中國菜餚的小飯館，起了個揚眉吐氣的名字：光復。偵查員喬曉光、勞啟明光顧“光復飯館”時，顧老闆剛剛忙完午市，正和夥計們圍著桌子吃飯。顧老闆看了喬、勞兩人出示的證件，馬上站起來，飯也不吃了，把偵查員讓到裡邊坐下，詢問有何吩咐。
偵查員說也說不上什麼吩咐，只是想了解一下兵部娟子的情況。顧老闆說你們打聽兵部娟子？如今她早已不叫兵部娟子了，她變成中國人了，跟我一個姓，姓顧，叫顧予荇。
哦，她叫顧予荇了？該上哪裡去找她？
顧老闆一說，偵查員就傻眼了！
她的去世留下了一個疑團
個性張揚的日本女子兵部娟子在哪裡呢？她此刻在關家大院。
關家大院位於哈爾濱市馬家區，上百年前是一個姓關的清朝官員的宅第。後來，這位官員犯了事，估計事比較大，而關係又打點得不到位，最後被朝廷判了個滿門抄斬，關府的宅第就由地方政府沒收充公。因為社會上傳言該宅院風水有問題，還說時不時會發生靈異現象，所以沒有哪位官員敢住進去或者遷入辦公。這樣，關家大院就空置起來了。到了民國時期，駐哈爾濱的軍隊不信邪，住進了關家大院，也沒發生什麼不測。關東軍侵佔哈爾濱後，也把關家大院作為軍營。抗戰勝利後不久，哈爾濱成立了中共領導的民主政府，就把關家大院闢為傳染病醫院，專門收治肺結核病人，一度還收治過烈性傳染病虎烈拉（霍亂）患者。
20世紀40年代後期，東北地區患肺結核病的人比較多，這種疾病當時被稱為“癆病”，染上了如不及時治療，情況會很不妙。由於該病會傳染給他人，所以通常應當對病人實施隔離。不過，由於隔離醫院規模小而病人多，所以當時只有嚴重患者才被送到關家大院去。而在當時，肺結核病凡是發展到嚴重階段的，那通常就無法救治了，因此，誰被送進關家大院，那基本上就意味著一隻腳已經跨進了閻王殿。而在其他健康人眼裡，由於嚴重肺結核病患者具有很強的傳染性，所以對於關家大院都是談虎色變，連經過那裡時都會繞著走，實在繞不開的，那就儘量離遠點兒，走快些。
現在，兵部娟子住進了關家大院，偵查員必須去找她，但誰去誰就得擔上一份可能會被傳染到的風險。專案組長殷正源說，應該去兩個人找兵部娟子談話，我算一個，還有一位誰去可以自己提出來。話音剛落，偵查員小張已經站到了他的身邊：“我去！”
兩人於是前往關家大院，先找了院長，瞭解是否有一個名叫顧予荇的女患者，說想了解這人的病情和入院情況。院長從病區醫生那裡取來了病史資料，告訴偵查員：顧予荇是五十三天前由其就診的私營醫院轉到關家大院的，其X光片子顯示，該患者的兩肺已經遭受結核菌的嚴重侵蝕，屬於那種無法逆轉的嚴重病人。入院後，進行著保守治療，但這種治療不過是延長病人的生命，所有的藥對於她都已經不起什麼作用了，該患者目前的病情比入院時更為兇險，兩週前開始，吐出的痰液裡已經發現業已腐爛的肺組織碎塊。按肺結核病人的常情來看，這種病人通常已經去世了，但奇怪的是她雖然數次昏迷，卻總沒斷氣，一番搶救後又活過來了。
殷正源向院長提了一個要求：把該患者所住病區4月22日晚上當班的醫生、護士請來，我們想了解一些情況。院長用不解的眼光瞅了瞅他，立刻照辦了。
4月22日當班的一名醫生、兩位護士來了，偵查員向他們瞭解那天晚上顧予荇的情況，他們在帶來的病房情況記錄上看著，回答得很簡單：這個病人躺在病床上休息嘛。
那天晚上她沒有出去嗎？
醫生、護士都笑了，說像顧予荇那種病情，還能出去嗎？再說，我們這裡是傳染病醫院，有著嚴格的隔離制度，不論白天黑夜，進出通道都把守得嚴嚴的，哪個病人也休想溜出去。
殷正源又提了一個問題：是否有人來探望過這個病人？
得到的回答是：這裡不允許親友前來探望病人，只能送東西，由院方代為收下後轉給病人。
那麼，是否可以通信？
外面的親友可以給病人寫信；病人不能給親友寫信，因為不能排除這是一條傳染途徑。如果病人有急事需要跟家屬聯繫的，可以將內容口述給護士，由護士代筆書寫後寄出去。這當然是一樁很麻煩護士的事情，所以，病人通常不會提這種要求的。你們要了解的這個病人，入院以來沒有提出過這種要求。
對於偵查員來說，任何情況都是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因此，他們提出要去病房看一看，當面跟顧予荇談一談。醫生聽著便皺起了眉頭，為難地望著院長。院長說這裡的病人個個都有很強的傳染性，按照規定外人是不能進入病區的，更別說病房了。但是，你們的公務性質特殊，如果一定要進去，那必須得戴上雙層口罩。
偵查員看到的兵部娟子，全然是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樣，瘦得皮包骨頭，臉色蒼白如紙，劇烈咳嗽時幾乎就喘不過氣來，像是隨時要離世的樣子。她原是躺在床上的，聽說有人來看她，還是掙扎著硬撐起來，在護士的幫助下坐到了床前的椅子上，此刻已是東北地區的仲春時節，她還得披上呢大衣身子才停止打寒戰。
殷正源、小張兩人一看兵部娟子這副模樣，就知道這個心氣特高的女人即便再對別爾夫什卡的遺屬有多深的仇恨，也不可能溜出去對葉卡捷林娜母子三人行兇了。但是，不能排除她是否指使別人殺害了葉卡捷林娜母子，因此，偵查員還是要問一問。
接下來發生的一幕讓偵查員大大出乎意料——
醫生對兵部娟子說，這二位同志是公安局來的，想向你瞭解一些情況。這話剛說完，一直沒精打采的兵部娟子的眼睛驀地一亮，閃出了一道幽光，瘦弱的身子也挺了挺，深陷於眼眶裡的一雙眼珠子盯著殷正源、小張兩人看著：“二位是公安局的？”
“是的。”偵查員亮出了證件。
兵部娟子臉上忽然綻出了笑容：“呵呵！這麼說來，那個可惡的俄國佬的遺孀遺子已經遭到了報應？”
殷正源一驚，腦子裡馬上閃過一個念頭：葉卡捷林娜母子被害跟這個女人有關！
殷正源的這個極其短暫的神情沒能逃過一直全神貫注盯著他的兵部娟子，後者證實了自己的猜測後，哈哈大笑，眼裡卻流出了淚水。她接過護士遞過去的毛巾擦臉的時候，身子一軟就歪倒了。
醫生隨即進行搶救，院長聞訊也帶著另外三位醫生趕來了，幾個醫生一番檢查後交換了意見，告訴偵查員這個病人已經進入了彌留狀態，隨時有可能斷氣。殷正源說那我們得待在旁邊，病人一旦醒來，只要還能說話，我們還有重要內容要問她。
可是，兵部娟子並沒有甦醒，當天傍晚六點，兵部娟子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兵部娟子的死，給專案組留下了一個疑團，一個懸念。
當天晚上，專案組舉行全體會議，對案情線索進行了新一輪的研究，認為根據兵部娟子臨終前的反應看來，很有可能是她指使兇手製造了那起滅門血案。可能兵部娟子是在去關家大院住院前，對殺害葉卡捷林娜母子之事已經作了安排，她在病情危重後幾次經搶救又活下來的原因，也許就是在等候消息。否則，就很難解釋她為什麼知曉來人是公安局的後，馬上就猜測到是葉卡捷林娜母子被害了。
如此分析下來，專案組諸君對於下一步的偵查工作就有了信心。儘管沒問兵部娟子一句她就死了，可是她臨終前的表現其實已經是線索了。往下，只要循著兵部娟子在抗戰勝利後的活動軌跡就有希望獲得破案線索了。
殷正源說：“先去關家大院把兵部娟子——顧予荇入院時登記的家庭住址找出來，然後去她的居住地調查。這應該花費不了多大工夫的。”
偵查員立刻行動，找到了顧予荇生前的居住地。到派出所一瞭解，得知以下情況：
抗戰勝利後不久，哈爾濱開始遣返日僑。當時的情況是，由於戰後的日本經濟狀況很糟糕，而且有的日僑原在日本的親人都已經死於戰爭，相比之下，哈爾濱這邊的生活狀況比日本國內要好得多，所以許多日僑就不願意回國。當然，是否願意回國的決定權並不在日僑自己手裡，而是在中國方面。當時的政策規定：如果日僑已經跟中國公民結婚成家了的，本人願意，配偶同意，就可以留在中國，其國籍是否改變由日僑本人自己決定。這樣，一些日僑為了留在中國，就臨時決定跟中國居民結婚，這部分日僑中以女性居多。
兵部娟子的情況跟其他日僑有所不同，因為她的家族並未受到戰爭的影響，在日本還是保持著一定的名望，而且經濟狀況也很好。其時兵部娟子的父母已經原諒了這個性格倔犟得有些怪僻的女兒，戰爭結束前雙方就已經恢復了聯繫。當時，父母託人來哈爾濱看望兵部娟子時，捎過話來說你的丈夫已經去世了，一個人拖著兩個孩子在異國他鄉過日子挺不容易的，還是回國來吧。但兵部娟子拒絕了，說她在中國還有事情要辦，等辦完了再說。兵部娟子要辦的事情顯然就是要找到蘇聯特工別爾夫什卡的遺屬替丈夫清源平復仇。日本投降後，兵部娟子的父母再次派人前來讓女兒帶著孩子回國。這當兒，正是中國遣返日僑的時候，兵部娟子必須作出是否回國的抉擇了。這個女人經過一番考慮後，最終作出的決定是：把兩個孩子託人帶回日本交給她的父母撫養，她自己留在哈爾濱。這樣，兵部娟子就嫁給了一箇中國小學老師顧某。兵部娟子在登記結婚前，把自己的姓名改為“顧予荇”。結婚後，又作出了另一個決定：改變自己的國籍，以顧予荇之名加入了中國國籍。
當時的結婚手續、戶籍登記都很草率，所以，如果不是顧予荇患肺結核入住關家大院，專案組要想在哈爾濱的茫茫人海中找到她絕對是一個高難度的任務。
顧予荇的肺結核是從她的中國丈夫顧某那裡傳染上的。小學老師顧某從20歲開始染上肺結核，一病就是十一年，毛病固然治不好，倒也沒有惡化。當然，患了這種毛病的人要想娶老婆是蠻犯難的，除非你有萬貫家產。本來，這個問題是無法解決的，顧老師也已經做好了打一輩子光棍的準備。但中國人民打贏了對日反侵略戰爭，顧老師雖然沒有上陣殺敵，卻也得到了戰利品，一個如花似玉的東洋女子主動送上門來。顧予荇嫁給顧老師後，後者的健康狀況沒有變化，但她卻給傳染上了肺結核，最後死在關家大院。
偵查員分別走訪了顧某、鄰居、居委會，還問了派出所戶籍警，瞭解顧予荇嫁給顧某後的情況，主要是想調查跟什麼人交往——她如果要僱殺手去幹掉葉卡捷林娜母子，那肯定要跟別人有交往的。
派出所、居委會未能提供什麼情況，因為他們雖然知道這個名叫顧予荇的女子是日本人，但是人家畢竟不是“皇軍”，而是日僑，沒有聽說過有什麼前科，所以也算是良民，上級機關也沒有發話讓對此女重點監視什麼的，而她本人確實也沒有做過什麼出格的事情。
鄰居對於顧予荇也沒有什麼非議，倒是頗有人說了她許多好話，待人接物講究禮儀啊，日常交往出手大方啊，誰家有困難樂於助人啊。反正像是如果她不死而還繼續住下去的話，其行為漸漸就向後來的雷鋒同志看齊了。
對顧某的調查進行了兩次，第一次他說了很多跟顧予荇一起生活時的情況，但偵查員需要的內容卻是一字全無。第二次再談，在偵查員的耐心啟發下，他終於回憶起了一件事：婚後不久，妻子曾請一個男子來家裡吃過飯；後來，那人給顧予荇來過信，顧予荇去郵局給對方寄過錢。
這個回憶使偵查員精神大振，於是就追問：那人姓甚叫甚？住在哪裡？多大年齡？長得怎生模樣？說話什麼口音？
顧某對於年齡、長相、口音倒都說得上來，關鍵的姓名、住址卻不知道。偵查員向專案組長彙報後，殷正源說不要緊，她不是給那個男子寄過錢嗎？那就上郵局去調查，那裡應該留有底單的。
那時郵局還沒有什麼電子匯款，收兌款項全憑手寫，因此翻找這種資料是一項費時費力的差使，但再怎麼著也得去做，而且得迅速、認真、負責地進行。專案組全體出動，一番查找，終於把顧予荇當初匯款時的那張底單找了出來。
底單上寫著，收款人姓名：白潤根，地址：阿城縣舍利街油坊衚衕。
專案組於是就立馬去查，阿城縣就在哈爾濱市東南不到30公里的阿什河畔，當時屬於松江省，如今已成為哈爾濱市的一個區。偵查員黃濤、小張到了阿城，先向當地公安局瞭解白潤根的情況。據公安局介紹，白潤根，35歲，家庭出身小販，本人小學畢業後曾在當地打工，後來去了哈爾濱打工，並在哈市娶妻生子，抗戰勝利後不久回到家鄉，用打工積蓄開了一家小麵館，沒有僱工，夫妻兩個自己經營。警方沒有聽說過此人在政治上有什麼問題。
黃、張兩人於是就去小麵館找白潤根當面調查。一問，白潤根對於自己的經歷說法跟警方所說的一致。問他是否認識顧予荇，搖頭。那麼，兵部娟子呢？哦！她是我在哈爾濱打工時的東家呀！於是，就說到了兵部娟子給他匯款的事。白潤根回到家鄉後，一番考慮後決定開小麵館謀生，但算下來資金尚短缺，就決定去哈爾濱向朋友商借。他找到了當初一起在兵部娟子日本料理店打工的夥計王某，王某拿不出他所需要的數額，就建議他去向老東家開口。王某是知道兵部娟子再婚後的住址的，一說就找上門去了。兵部娟子請他吃了一頓飯，答應給他湊上短缺的那筆錢，但說她得過幾天才有，讓他先回去。幾天後，白潤根果然收到了兵部娟子寄去的那筆款子。
偵查員又問白潤根4月22日的活動情況，後者答稱沒有離開過阿城。有誰作證？4月22日是星期五！那證人多了去呢，別的不說，麵館對面的小學校裡的老師是吃我麵館的包飯的，每天都是我送去的，你們去問一下就行了。
偵查員去小學瞭解下來，那幾位一天三頓都在學校裡吃的住校老師證實了白潤根的說法。返回哈爾濱後，又按照白潤根提供的地址去找了那個王某，也證實了白關於去哈爾濱借錢的說法。當然，偵查員也沒忘了應該順便問一問王某4月22日晚上的活動情況，經核查也沒有作案時間。
對於兵部娟子這條線索的調查，就此終止了。這個終止，似乎有些牽強，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滅門血案確實跟兵部娟子沒有關係。
鋼琴教師有問題嗎專案組長殷正源是一個性格平和的人，在他的身上具有明顯的“靜如處子，動若脫兔”的特點。該案的偵查進行了多日，此刻沒有任何收穫又回到了原地開始踏步，殷正源的部下一個個都很著急，有的眼睛血紅，有的滿嘴燎泡，他卻沒事一般還是那麼從容。那天，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黃華清來電詢問偵查進展情況，殷正源彙報時神色鎮定，語調如常。黃局長問是否需要增派人手，並說蘇聯方面也通過僑民協會向我方提出要不要從他們國內請兩位刑偵專家來當顧問。殷正源說什麼都不要，我們能偵破這個案子，請領導等著聽好消息吧。
殷正源跟黃華清局長通過電話後，把全組成員召到客廳裡，傳達了跟局長的通話內容。大家都以為接著又要舉行新一輪的案情分析會議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殷正源卻說大家這一陣忙碌得辛苦了，專案組放假一天，但不能離開，原地休息，好好睡一天補足覺再說吧。
眾偵查員給弄了個目瞪口呆，他們都是辦過大案的人，參加過多個專案組，還沒見到有這樣的組長，一個個還坐在那裡回味領會領導說這話的意圖時，殷正源自己已經上樓躺下睡覺了。於是，眾人也就休息吧。
專案組這夥人中，41歲的喬曉光年歲最長，他參加革命已經十幾年了，原是抗聯部隊的偵查員，後來奉派潛入哈爾濱從事地下情報工作，中間因為交通站出了問題跟組織上中斷過一段時間的聯繫。1946年中共執掌哈爾濱政權成立了民主政府後，喬曉光找到了一位當年的老上級，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但根據規定，之前的革命歷史、黨齡什麼的就不作數了。老喬的思想覺悟不是很高，每每對此想不通時就失眠，時間一長終於想通了，但失眠症卻落下了。
前面說過，專案組是進駐被害人一家生前居住的那幢洋房裡的，這套房子比較大，每個偵查員住一間還有多餘的房間。喬曉光睡了一會兒就醒了，聽聽其他房間裡都是鼾聲如雷，也就不想下樓，就在屋裡待著吧。喬曉光住的屋子是葉卡捷林娜生前的書房，書籍等物都已經翻檢過後封存起來了，書桌上放著女主人葉卡捷林娜遇害前閱讀的一本小說《七劍十三俠》，他閒著也是閒著，就拿起來隨意翻閱。看了一會兒，喬曉光覺得無聊，想起再過些日子好像是妻子的四十歲生日了，就抓過檯曆查是哪天，尋思不知屆時是否已經破了案子，會不會誤了老婆的壽宴。翻查過後，又順手翻看前面已經過的日子，這一翻，似乎有了發現。
葉卡捷林娜可能長期在丈夫經營的滷味店鋪當賬房而形成的習慣，對於每天的經濟開支會有一個記錄，卻又沒備專門的賬本，於是就記錄在蘇聯僑民協會每年贈送的檯曆本上。這個記錄下1949年已經過去的百十天經濟開支的檯曆本，之前當然早已被偵查員翻閱過，沒有發現可疑情況。但是，喬曉光此刻翻閱之下，對於一個現象卻產生了興趣。
這個現象是：從3月5日開始到4月16日這一個多月時間裡，每個星期六葉卡捷林娜都在臺歷上記下一項開支：鋼琴教學費。樓下客廳裡有一架鋼琴，案發伊始喬曉光參加勘查現場時看到過鋼琴蓋還打開著，上面放著鋼琴練習曲的樂譜，而從琴凳的高度來判斷，那是兒童坐的。這說明學鋼琴的是葉卡捷林娜的兒子，那位鋼琴老師是每個週六前來葉卡捷林娜的宅第授教的。
喬曉光不愧為老偵查員，他馬上想到了另一個似乎應該與之相關的問題：葉卡捷林娜一家被害那天（4月22日）是星期五，按理說次日週六鋼琴老師應該上門來的，那麼，23日那天這位老師來了沒有呢？根據蘇聯僑民協會的要求，這起滅門血案沒被公開，所有接受調查的鄰居都接到了刑警的嚴厲告誡：必須嚴格保密，否則引發的後果將由洩密者承擔！那位老師應當是不知道葉卡捷林娜這邊發生了血案的，所以次日按理說是會來的。如果沒來，那就似乎值得關注一下了。
喬曉光於是決定查看一下情況記錄本。前面說過，專案組的正式成員是七名從市局、南崗分局抽調的精幹刑警，此外，還從南崗分局和管段派出所抽調了六名警員作為編外成員。這六名編外成員的工作之一是駐守專案組的臨時駐地，有調查任務時隨時出動。鑑於蘇聯僑民協會向哈爾濱市政府提出要求對這起滅門血案對外保密，市政府同意這一要求。專案組就在向鄰居進行調查時向每一戶告誡：嚴守機密，如有洩密，後果自負，包括追究法律責任。這樣，葉卡捷林娜母子三人被害的消息就被牢牢地封鎖起來了。組長殷正源估計到可能會有葉卡捷林娜生前的朋友、熟人因為不知這邊已經發生巨大變故而會前來拜訪，特地吩咐值守專案組駐地的專案組編外成員妥善接待每一個來訪者，必須把對方的姓名、性別、國籍、民族、年齡、特徵、職業、住址以及跟葉卡捷林娜的關係都一一瞭解後予以記錄，並讓對方簽名確認。這個措施給現在喬曉光查看情況提供了方便。
喬曉光查看下來，發現在過去的兩個星期六（4月23日和30日）裡，那位鋼琴老師並沒有來過。這就似乎奇怪了，對方為什麼不登門了呢？是已經完成了教程？這似乎不大可能，因為從3月5日到4月16日這段時間裡，一共只有六個星期六，而從葉卡捷林娜記錄在臺歷上的賬目金額判斷，那只是按市場價的兩個課時在教授，總共十六個課時的教程是不能完成對學生的鋼琴教學的。但這位老師卻不再登門了，這隻能理解此人是知曉葉卡捷林娜已經被害了。而這個消息應該是被嚴格保密的，這位老師是怎麼知道的呢？是根本沒有人告訴過他，還是此人在血案發生之前就已經得知將會發生血案了——此人是跟案子有關的？
喬曉光等殷正源一覺醒來後，彙報了自己的想法。殷正源大為贊同，於是就決定調查。
先要了解這位鋼琴老師是誰。偵查員根據專案組剛開始投入偵查工作時去郵電局抄錄下來的電話通話名錄，找到了一位跟葉卡捷林娜來往較密的蘇聯女士娜佳，試著探問，就輕而易舉地得知這位鋼琴老師是一個四十歲的中國女子，名叫沙莉雯，娜佳前些日子正好週末下午去拜訪葉卡捷林娜時跟她不期而遇，聊過幾句，記得聽她說是住在南崗區齊齊哈爾街一帶的。
知道了姓名、居住區域範圍，那就好辦了。專案組很快就通過南崗分局查到了沙莉雯的情況：這是一個出生於富家的獨身女人，曾去英國留學並嫁給一位醫生，在英國待了十多年，後來丈夫病故，她就回國了。她的孃家家境富裕，而她本人又繼承了亡夫的一筆不菲的遺產，因此回國後也就不必工作。沙莉雯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常常去教堂參加活動，因為鋼琴彈得好，還是教堂唱詩班的琴師。
偵查員喬曉光、勞啟明、黃濤奉命拜訪了沙莉雯，這才知道原來這位鋼琴家教不久前發現自己患了肝炎，遵照醫生的意見，為防止傳染給別人，就不再外出，連教堂也沒去。葉卡捷林娜那裡，她曾在4月20日中午打過電話去通知了此事。至於她跟葉卡捷林娜的相識，是由一位與葉卡捷林娜熟識的教友介紹的。沙莉雯所說的情況，當天就由偵查員通過調查得到了證實。
喬曉光是一位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偵查員，他從沙莉雯那裡詢問獲得了上述情況後，尋思反正來了，何不順便問問另外可能相關的情況，於是就開口了：“沙女士，你去葉卡捷林娜女士那裡教鋼琴的時候，是否看見過或者聽說過她跟什麼人有過交往？”
沙莉雯直到這時還不知道葉卡捷林娜一家已經被人殺害了，但她是一個出過遠門見過大世面的角色，所以不但沒有詢問葉卡捷林娜發生了什麼事，而且連神情上也沒有任何表露，從容地回答了偵查員的問題：“我從3月5日到4月16日，一共去過葉卡捷林娜女士那裡八次，因為跟她除了鋼琴教學方面的關係之外沒有其他的來往，甚至也說不上是朋友，因此她不可能跟我聊什麼話題的。至於她跟別人交往，我只見到過一次，那天，好像是我第三次上她家去教琴吧，讓我想想，對的，是3月19日下午。我去後不久，有一個男子來找她了……”
根據沙莉雯的敘述，3月19日在葉卡捷林娜家裡曾經發生過這樣一幕：那天，在沙莉雯到達後大約半個小時，門鈴忽然響了，葉卡捷林娜的大兒子葉夫根尼不等媽媽吩咐就衝向外面的大門，等到葉卡捷林娜站在臺階上張望時，葉夫根尼已經把一個身材高大、面相兇狠的男子放了進來。沙莉雯這時正讓那個學琴的小兒子自己彈剛教的練習曲，正好有空閒，就對那個不速之客留意了幾眼。那是一箇中國人，穿著一身蘇軍坦克手的軍便服，看上去大約三十五六歲樣子，手裡提著一個柳條箱，對女主人說鄉下沒有什麼好東西，給您帶些鮮魚和蘑菇，都是我親手弄的，給孩子們燉湯喝吧。葉卡捷林娜對來人很客氣，看樣子兩人是熟人，葉卡捷林娜管對方叫“老豐”，問老豐是從哪裡來的，現在幹什麼營生。老豐說，我早就回巴彥老家了，也沒幹什麼好活兒，捕魚、打獵，販販山貨，日子大體上過得去就行了唄。
因為客廳裡在教琴，葉卡捷林娜就在廚房裡接待老豐。這時孩子已經彈完了練習曲，沙莉雯接著教授，就沒留意葉卡捷林娜跟老豐進行了什麼內容的談話。大約過了十分鐘，她聽見廚房裡老豐的聲音大起來了，似乎很憤怒似的，到最後乾脆就像嚷嚷似的，其中說到了“錢”，還說“當初說好了的”。葉卡捷林娜的聲音也響了，說：“這事早已過去了，再說，跟我又有什麼關係呢？”這話說過之後，廚房門就打開了，老豐氣咻咻地走了出來，一聲不吭，誰也不看，大步往外走。葉卡捷林娜跟在後面，叫著“老豐”，手裡拿著一大塊用幹樹葉包著的鹹肉，想是準備還老豐禮的，但老豐沒應聲，三步兩步就走出客廳，躍下臺階，順著甬道穿過花園出門而去。
這是一條線索！專案組隨即開會研究，決定立刻追查那個被葉卡捷林娜稱為“老豐”的男子。
根據沙莉雯所提供的情況，那個老豐來自巴彥，那就到巴彥去找。巴彥，原稱“巴彥蘇蘇”，這是滿族語言，意思就是“富貴的故鄉”。巴彥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有少數民族在這裡過著遊牧生活。19世紀中葉，隨著黑龍江土地的大量開發，清咸豐九年（1859年）始招民興墾，設治城為中興鎮（即現今的巴彥鎮——巴彥縣城）。本案偵查階段時的巴彥縣，歸東北行政委員會松江省管轄。如今的巴彥已經屬於哈爾濱市，以現在的交通條件，從哈爾濱市區到巴彥縣城，驅車兩小時就可抵達。但在1949年，那還是需要多花費些時間的。專案組派喬曉光、勞啟明、小張、黃濤四名偵查員前往巴彥執行查訪老豐的任務。
四人到達巴彥後，先去縣公安局，一說情況，巴彥同行自是熱情配合，縣局隨即跟巴彥鎮派出所聯繫，派出所說這事由我們協助辦理就是，請哈爾濱同行到派出所來吧。
那時的巴彥縣城，全部居民也不過兩三萬人，又沒有什麼外來流動人口，查起來比較容易。派出所長把戶籍警召來，說把全鎮姓豐的人都先列出來。但是，戶籍警們說他們的管段裡都沒有姓豐的居民。這下，喬曉光四人傻眼了。稍停，喬曉光說沒有姓豐的，那就找姓封的吧。他說話時顯得從容鎮定，心裡卻是頗為忐忑，如果連姓封的也沒有，這事只怕就大為犯難了。
不幸的是，這份預感還真應驗了，整個縣城姓封的倒是有的，不過是一個年已七旬的老太太，這不是跟沒有一樣嗎？幾個偵查員中，數喬曉光年齡最長，資格最老，當下其他三位就都盯著他了：大哥，這事咋辦？
喬曉光平時看上去還是有點風度的，但到這時風度就沒了，一著急便衝三位年輕同僚吼道：“你們問我，我問誰去？”
四個偵查員面面相覷，一時間哪個也不知說什麼好。其實，問誰去這個問題還是有答案的，那就是問專案組長殷正源去。只要往哈爾濱打一個長途電話過去就可以了。但喬曉光沒有想到他解決不了的問題頭兒倒是有法子解決的，所以，遲遲沒有打這個電話，而是去了旅社，準備住下後再作計議。
旅社就在縣公安局對面，喬曉光四人剛剛安頓下來，公安局派人請喬曉光去接聽電話。那時候，從哈爾濱撥打電話到巴彥縣屬於長途電話，得費一些時間才能接通。喬曉光連忙趕去接聽時，電話卻已經斷了，就只好等候。等了十幾分鍾，電話重新打過來了，是專案組長殷正源打來的，詢問喬曉光一干人在巴彥調查的收穫。喬曉光如實一彙報，殷正源幾乎是不假思索便說，既然姓豐、姓封的都查不實，那你們就去查名字中有“豐”、“封”的人，不管是排在姓名的第二位還是第三位，只要有這樣一個讀音的，先列出來再說，然後再最後進行甄別。
喬曉光四人照著殷正源的吩咐做了，不禁由衷地感嘆一番：什麼叫水平？這就叫水平！殷正源這個主意使他們很快就找到了目標，巴彥縣城裡果然住著跟沙莉雯所說的外形相符的老豐，當然不姓豐，而是姓柳，叫“柳盼豐”。柳家在當地小有名氣，那是因為柳盼豐的祖父當年是清政府的一員下級武官，跟著上峰駐守東北，咸豐爺降旨設立巴彥城時，柳老爺子是一名參與這一工程的成員。後來，柳家就定居在巴彥了。柳家世代習武，傳到柳盼豐這一代，有三個男丁，柳盼豐是老三，是三個弟兄中武藝練得最好的一個。他的名氣不單在巴彥當地，在黑龍江乃至周邊地區也有流傳，江湖上人都喚他“老豐”。
偵查員於是就決定去柳家跟老豐當面接觸，喬曉光對小張三人說，這家是練武的，咱們得小心點，沒準兒人家要跟咱抄傢伙也難說，大夥兒把槍都準備好了，進門後站立的位置也必須注意。
到了柳家，那是一個正房前有著一個大院子的宅第。院子裡有練武用的沙坑、木架子、梅花樁、箭靶，兩側的兵器架上插著多種多樣的兵器，一看就是沉甸甸的真傢伙。柳家老大接待了偵查員，很是客氣地把喬曉光一行讓到屋裡，老二出來寒暄後，奉煙沏茶。
喬曉光經驗豐富，生怕著了道道，煙不敢抽，茶不敢喝，把自己的香菸拿出來請對方抽，然後發問：“二位先生怎麼稱呼？”
對方從容回答，老大叫柳盼安，老二叫柳盼富。
貴府還有一位叫柳盼豐的吧？
哦，是有的，那是咱家老三。
我們想見見他。
哎呀！不巧得很，老三不在家。
不在家？他去哪裡了？
這可不知道了。咱弟兄三個中，就老三這麼個年歲了還沒成家，沒有家小拖累，就活得自由滋潤，想走就走，好比天上的鳥，水裡的魚。
偵查員當時信以為真，但出門後去附近一家煙雜鋪子買菸時，喬曉光跟掌櫃的順口聊幾句說到了柳老三時，卻聽對方說老豐就是他們進門後從後門溜走的。
勞啟明等三人頓時氣咻咻地要返回去找柳老大兄弟算賬，被喬曉光若無其事地阻止了。喬曉光抗聯偵查員出身，以前此類情況碰到得多了，對付這種事情很有經驗。他說柳老三聽說我們上門了拔腿開溜，那是好事，這說明他是“啞巴吃餃子——心裡有數”，這傢伙多半跟本案有關係。我們接下來應當怎麼辦呢？很簡單，一個字：走！
走？
對！走。離開巴彥，讓人家知道我們幾個從哈爾濱過來找柳家老三沒有找到，現在回去了。
幹偵查工作的都是聰明人，當下一聽就都明白了，於是就去旅社退掉了登記的房間，又去縣公安局辭行，然後離開了縣城。
其實，喬曉光一行並沒有離開巴彥，他們出了城後就另外找了個地方躲了起來。那麼還找不找老豐柳老三呢？當然還得找，不過已經委託巴彥縣公安局的同行去辦理此事了。
縣局派了幾名便衣去柳家周圍蹲守，老豐的舉動果然不出喬曉光的意料，當晚，他從外面躲了一陣回家時，在門口被逮個正著。同時被拘捕的，還有老豐的兩個哥哥。（未完待續）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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