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尚希：減稅不能代替改革
財經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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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低於預期的經濟形勢，大規模全面減稅的呼聲又開始多了起來。其實，現在的問題不是大規模全面減稅的問題，真正的稅負20%出頭，並不是很高，加重企業負擔的不在於稅，而是在其他方面。企業在投資、創業過程中有很多“中間人”，提高了創業成本和創業門檻。企業要交各種各樣的費用，贊助、攤派，各個地方的做法五花八門，有的還很隱蔽。這中間的利益分配秩序實際上是很亂的，涉及一系列制度和政府自身改革的問題，可能比相對規範的稅收負擔還要重，更不確定，更不可預期。據媒體報道，上光伏電站，無論東西部，只要涉及到拿項目，都有“中間人”存在，即“光伏掮客”，10MW、20MW的項目，中間人收取的費用最初是100-200萬元，提高成本0.1-0.2元/瓦，現在達到0.6-0.7元/瓦。這種成本是體制環境造成的，減稅也對沖不了。
現在的問題是要改革，要真正轉變政府職能，轉移到加強有效的監管和服務上來，為企業、投資者、創業創新者真正提供一個便利、友好的環境。要考慮環境的改善，而不僅僅是“放水養魚”，如果池塘裡有毒，即使放進去水，魚也會死掉。現在的主要問題不是池塘裡沒水的問題，而是池塘的生態環境不好。對企業來講，還沒有真正形成一個有利於創業創新的大環境。這要靠深化改革。儘管現在簡政放權改革力度很大，但整體看離預期還差很遠。而且像光伏項目需要“買路錢”的問題，恰恰說明即使一些權從上面放到下面，也並沒有實現政府職能從上到下的轉變。這些問題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解決，而不是說簡單地減稅就可以化解的。
減稅還要考慮到財政的承受能力，還有提供更多公共服務和改善民生的壓力。現在剛性支出越來越多，是不是可以通過赤字的辦法來解決？當然，搞赤字、發債還有一定空間，但赤字、債務上去很容易，下來就非常困難。目前稅基主要是在傳統產業，新業態還沒有成為當前稅制的稅基，現行稅制還沒跟上稅基、稅源的變化，籌資能力急劇下降。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增速放緩，結構調整帶來的稅基、稅源變化也使稅收增長下挫。一些省、市、縣都出現了稅收負增長，工資不能及時發放又成為現實，養老金入不敷出在一些地方已經出現。財政危機比想象的要近得多。一旦引發財政危機，恐怕就會導致經濟危機。要考慮到這個問題，不能以拉弗曲線來考慮所謂的減稅政策，拉弗曲線無非是說徵稅要適度，但什麼才是適度，什麼是不適度？不是說稅負越輕企業發展越好。從我國現有的情況來看，體制環境的改善比減稅更加重要，要先給魚兒生存的環境“消毒”，而不是忙著先放水。泛泛地說改革與減稅並行，不分主次、先後，並無實質意義。
實際上，現在地方已經通過五花八門的方式去變相減稅了。地方招商引資時，土地收入給你一塊，有的工業用地甚至是零地價，還有的實行“先徵後返”，而且有些政策原來準備要清理的，現在地方可以繼續用。從這點來看，企業的實際稅負可能比我們名義上看到的要輕。不同的企業、不同的行業也不一樣，不能老從困難的角度去實行減稅政策，那樣結構調整就沒有希望。企業正是因為有困難有壓力才去轉型升級，稍微遇到一點困難就減稅了，就沒有壓力和動力去轉型升級，結構調整就會受阻。
我主張結構性減稅，而不是全面大規模減稅。結構性減稅是有必要的，有針對性地去減稅，而不是全面大規模減稅。針對所有的企業減稅，一批本來要淘汰的企業又能活下來，可能眼前有利於穩增長，但對長遠來說，結構性問題可能會越來越嚴重。過去這方面的教訓十分深刻，應當吸取。
結構性減稅，一個是針對轉型、創新、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比如加速折舊、員工培訓費用可以更多計入稅前成本，這些政策已經有了，有的可以加大力度。再一個是針對小微企業，小微企業減稅的力度已經加大了，營業稅、增值稅的起徵點提高，所得稅減稅力度也加大了。對小微企業還應當加大減稅力度，因為它減稅成本小、效應大。所謂成本小，是因為小微企業在整個稅收中比重不大，對財政的影響不大。效應大指的是它涉及面廣，大量的小微企業都可以受益，等於降低大眾創業創新的門檻，具有槓桿效應。而對於大企業來說，減個幾百萬也沒什麼意義，也只是杯水車薪。針對那些產能嚴重過剩的企業，減稅也救活不了，必須調整。
全面減稅當然簡單了，而結構性減稅就複雜得多，全面減稅是一個偷懶的辦法。現在要搞清楚，是稅給企業帶來的負擔重，是體制環境帶來的成本高，還是非稅方面造成的成本高，不能只抓一點不及其餘。其他方面不去改革，減了稅可能又被其他類似於掮客的人颳去。減稅替代不了改革，改革應挺在前面，這個順序不能顛倒。把全面減稅視為改革，顯然是混淆了政策與改革的區別。
（劉尚希：長安街讀書會成員、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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