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燕京大学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北大校园里看到一个男生穿着某社团的文化衫，背后印着“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九个字。
当时我正陷在大学生常见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迷惘当中，却因为这几个字得了许多的亮光。
后来我才知道这九个字是燕京大学的校训，而北大之所以被成为燕园，就是因为北大的核心区域，未名湖与博雅塔，乃至周边美轮美奂的近代建筑，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
这所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司徒雷登。
虽然对于燕京大学我有些陌生，但是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却颇为熟悉。
1919年，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听起来这履历青云直上颇为风光，但其实当时的燕大，所有的财产仅仅是：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而最要命的是没有钱。
梅贻琦执掌清华期间至少经费是充裕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则是一文不名。
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中，他将自己比作乞丐，在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之间周旋筹款，而后骑着毛驴走遍北平为燕大寻找新校址。
可是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司徒雷登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燕园。
这所中国近代最为知名的大学，不仅有大楼，更有大师。
当年燕京大学绝对不逊于当今北大，建校的短短的33年间，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却出产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二战时，中国驻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据统计，至1937年，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金，但司徒雷登本人却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辞世之时与梅贻琦同样身无长物，两袖清风。
这些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却被轻描淡写地记叙为一句：他在中国建立广泛社会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于燕园，他一生未再续。
将自己深爱之人亲手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学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闯入燕园，逮捕了18名燕大师生，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他在山东的集中营被关押了四年，出狱后的第二天，就着手重建燕大，当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学又开学了。
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训是自由，普林斯顿的校训是服务。
而司徒雷登所拟定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最完美地诠释了教育的意义——教育是为了认识真理，真理方能使人自由，这自由不是成为人上人驱使人的自由，而是服务他人的自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正如梅贻琦一生践行的“行胜于言”一样，司徒雷登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所拟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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