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說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朋友，薩達姆。
在討論外交政策時，常常會有的兩種錯誤：一個是孤立地看待事件，比如看到一次訪問就得出兩國關係回暖繼而如何讓地區局勢大變；一個是在信息不足的情況下無限拔高一個影響因素的作用，比如臭名昭著的“緩衝”概念。
如果說我們這些鍵盤政治家犯點錯誤沒什麼，最多被人噴兩句，被打打臉的話，薩達姆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外交政策，犯下了兩個天大的錯誤，就是發動兩次戰爭。可以說是直接葬送了前途一片大好的伊拉克。
1980年，薩達姆看到的是一個無限有利於伊拉克的世界：
阿拉伯世界的舊領袖埃及在戴維營協議後被阿拉伯世界集體抵制，開除阿拉伯國家聯盟會員資格.
一代雄主費薩爾國王去世多年，能力平平的哈立德國王年邁體衰。
外部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成為了“邪惡軸心“，麥加大暴亂後“伊斯蘭革命”蔓延的恐慌瀰漫整個阿拉伯世界，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都迫切希望有一個新的領袖阻擋伊朗的革命輸出；而伊朗人質危機事件和霍梅尼屠殺伊朗左翼力量讓伊朗同時得罪了美蘇兩國。伊拉克還是蘇聯的正式盟友。
此時如果薩達姆祭出阿拉伯世界和遜尼派領袖大旗，對外帶頭封鎖伊朗破壞霍梅尼政權根基，在美蘇中間維持平衡；對內藉助國際機遇平息國內民族問題，發展國力提升影響力。那麼不說伊拉克成為中東霸主，至少他的位置無比安穩，也足夠接過過去埃及的位置做阿拉伯世界領袖。
這時薩達姆犯了第一個錯誤：是的，全世界都在向你露出笑容，薩達姆與各主要國家來往頻繁，恭維之聲不絕於耳——但薩達姆忘了，伊拉克因為與蘇聯結盟仍然是西方世界眼中的敵人，仍然是沙特、埃及等國的競爭對手，同時也被認為是一個最佳的武器客戶。所有這些只是因為有一個”全球公敵“伊朗，他們需要伊拉克來對抗伊朗。
薩達姆飄飄然了，不斷地借款擴軍，謀求廢除與巴列維國王簽訂的關於阿拉伯河的條約，認為自己能夠輕而易舉擊敗伊朗。他聽說全世界都在反對伊朗，有無數形形色色的反對派都盼著他消滅霍梅尼。這是第二個錯誤，他並不知道伊斯蘭革命作為人類歷史上參與人口比例最高的一次革命，霍梅尼在國內有多強的根基，又忘了伊朗是一個領土和人口遠勝過伊拉克的國家。伊拉克有很多優勢，但卻很容易陷入在宗教狂熱和人口壓制下的泥潭中。
結果我們都知道了，兩伊戰爭變成了一次拉鋸戰，雙方都消耗了巨大的國力。原本前途光明的伊拉克損失慘重，還背上了巨大的債務負擔。
但伊拉克到現在為止也只是失去了成為中東領袖的機會。所有國家仍然需要伊拉克抵禦一個狂熱的伊朗，伊拉克手中的巨大石油儲備仍然誘惑著所有域外大國。如果薩達姆此時強調自身抵禦伊朗的關鍵地位，海灣國家為伊拉克免除債務，域外國家參與投資伊拉克能源，伊拉克做一個還算富足的中東國家仍然很有希望。薩達姆在戰爭中犯下的“安法爾大屠殺”等罪行並沒有被追究，各國仍然對伊拉克維持著笑容。
但薩達姆繼續犯錯：沒有人向伊拉克追究什麼，伊拉克仍然是一個比較受歡迎的國家，薩達姆錯誤地認為自己是如此受歡迎，即使做出點出格的事情也可以被原諒。然而，其他國家可以容忍伊拉克拖欠債務或者對夾縫中的少數民族實施暴行，卻不能容忍伊拉克的野心膨脹。薩達姆知道自己是蘇聯的盟友，知道蘇聯是一個超級大國，有否決權；但薩達姆沒考慮到蘇聯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與西方全力恢復關係的戈爾巴喬夫並沒有意願為薩達姆赤裸裸地吞併一個主權國家而行使否決權。
於是薩達姆入侵科威特，終於把伊拉克帶上了絕路。幾乎所有國家都明確反對伊拉克的侵略行為，聲勢浩大的聯軍輕而易舉地摧毀了薩達姆引以為傲的軍隊，海灣戰爭徹底摧毀了伊拉克的所有希望，薩達姆只能看著北部的庫爾德人在美國的保護下實質性獨立，兩伊戰爭時的舊賬被一筆筆翻出，無論是屠殺罪行還是拖欠債務。全世界都開始封鎖伊拉克，伊拉克終於取代了伊朗成為全世界最不受歡迎的國家。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薩達姆為了維持統治變得更加激進，不斷向宗教力量妥協，同時支持各路反對美國的力量，終於把自己引上絕路。
再往後，就是十幾年後遇上了單邊主義巔峰的總統小布什，伊拉克政權最終被一管洗衣粉推翻，薩達姆被處死。
有時候，你覺得你很受歡迎，也許只是因為你是第二不受歡迎的人，大家需要你來對付排第一的那個。就像魏延和楊儀的故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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