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現在每到春節，新上海人千方百計要回家過年一樣，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一群上海人也歷經千辛萬苦要回上海。
插隊落戶，上山下鄉，支援新疆，支援大小三線建設……那時幾乎每個上海家庭都有親人因為這樣或那樣的緣故漂泊在外。
回家的路是這樣遠，這麼難。但無論如何，他們要回上海，要跟父母、愛人或是年幼的孩子團聚，做一做久違的上海人。
又一年春節將至，我們要講述五個上海人回家過年的故事。
這不僅是他們的故事，也是每個上海家庭的故事。
“路上的時候常常會想，下次不回上海過年了。因為每次回來都特別折騰。
可等回到家裡，吃到那一口年夜飯，又覺得什麼都值了。
最盼望的是吃到姆媽做的水筍燒肉，這是最能代表上海年夜飯的一道菜。
如果還能有一條大黃魚，這個年就過得太心滿意足了。”
1979年春節，邱建國帶著女朋友欒向群回上海結婚。
半路上，差點把新娘子給弄丟了。
自從1969年5月13日離開上海，上海青年邱建國已經在東北待了10個年頭。
先是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待了6年。
1975年，他得到了去齊齊哈爾讀大學的機會。
讀書期間，他和東北女孩欒向群戀愛了。
為了畢業時能調到同一個地方工作，兩人決定提前結婚。
1978年10月，邱建國寫信回家告訴父母，過年的時候回來辦婚禮。
信件通過郵政系統，走了十多天，遞到上海建國西路上的家裡。
家裡人看到這個消息，有點突然，但還是迅速準備起來。
抓緊準備兒子婚事的同時，父母給邱建國發去了一封信。
“我們睡的大房間騰出來，再粉刷一下，給你們做婚房。”
“新被子、新房裡要佈置的東西，過兩天就去買……”
1981年,邱建國一家在齊齊哈爾龍沙公園留影,兒子兩歲
過年前一週，邱建國帶著欒向群在齊齊哈爾搭上了火車。
等車開到天津，他們下車，去換乘開往上海的火車。
站臺上人山人海，人和人貼得幾無縫隙。
邱建國和欒向群各拿著一個行李袋，擠在人群中。
火車來了，人就像在潮水中一樣，不知道被哪股力量推動著，不由自主地往前擠。
邱建國被推上了火車。但他轉頭一看，原本並肩而站的欒向群，並沒有在旁邊。
“她在哪裡啊？有沒有被擠上車？”
邱建國心裡焦急萬分。
此時再回頭去找她已不可能，人和人緊緊地貼著，一點都動不了。
這是他第一次帶著欒向群回上海，她不知道他家地址，也沒有電話。
除了他，她在上海沒有任何朋友。
邱建國擔心，就算愛人擠上了火車，下車那一刻，人生地不熟的，她該怎麼辦？
天津上車的時間已是夜裡，漸漸的，開始聽到一些呼嚕聲。
有的人實在太累，站著也能睡著。
邱建國擔著心事，睡不著覺。
不知道等了多久，天開始矇矇亮。
身體動彈不得，邱建國只能轉動腦袋，四處張望，想看看是不是能找到欒向群。
突然，他的眼神定住了。
因為在另一節車廂內，同樣有一個腦袋在轉動著，在尋找。
那正是他的愛人。
兩人的視線隔著車廂內無數的人群交會了。
“我現在已經無法回憶出當時是怎麼樣的表情，心情如何起伏，只是在那一刻，心定了。”邱建國回憶說。
今天，這一幕我們只有在電影中可以看到，然後男女主人公相擁而泣。
然而，彼時情形之下，邱建國所能做的，只是放下心站著眯眼休息了一會。
等到了某一個站頭，不少人下了車。邱建國慢慢地挪到了欒向群所在的那節車廂。
兩個人都很激動，但並沒有電影情節裡那種一把抱住的動作。
他們只是感到很慶幸，沒有走丟，可以回去結婚了。
直到1998年
邱建國才攜妻子回到上海生活
上圖為2008年兩人泰國旅遊留影
火車開到老北站，邱建國帶著欒向群坐上41路。
回到家，全家人都在等著他們。
在佈置好的新房裡，已經長大的妹妹興奮地要給嫂子卷頭髮。
那時，燙髮在愛美的上海女性中又流行起來了，但是東北還沒有這樣的習慣。
最後好說歹說，把欒向群的劉海捲成了彎彎的樣子。
那個春節，邱建國因插隊落戶而在甘肅成家的大姐回來了，同在黑龍江的弟弟也回來了。
年夜飯吃得很豐盛，雞鴨魚肉，全備齊了。
子女們都回家了，大兒子帶回了新媳婦，父母高興得合不攏嘴。
那一年，是邱家自1969年後，第一次全家大團圓。
“當時通訊不發達，爺孃不曉得我具體哪天到，提前幾天就全部準備好了——住的地方，好吃的……
回到上海，跑進弄堂就有人喊了：××屋裡兒子回來了！”
一月裡的黑龍江，一片冰天雪地。
從五大連池前往北安的公路上積著厚厚的冰雪。
零下30多度的氣溫下，一輛大巴緩緩地開著。
後面跟著三四十個青年一路小跑，嘴裡哈出的氣很快在帽子四周形成一層白霜。
21歲的朱新璵是這群青年當中的一個。
那是1971年，他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五團（現五大連池農場）兩年多了。
朱新璵1968年收到的下鄉通知書,一星期後他便離開了上海,油糧戶口轉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
去北安是為了趕火車，這一次他終於可以回上海過年了。
那時候的大巴沒有空調。
車子是前置發動機，經過改裝後，排氣管從車廂裡穿過，就算有點暖氣了。
只是，坐在前排的把雙腳擱在滾燙的排氣管上，棉膠鞋都烤糊了。
後排的還是一點都不熱。
凜冽的北風從窗縫裡鑽進來，全車人冷得刮刮抖，腳都凍麻了。
所以每開出幾十里路就要全體乘客就要下車跑一陣，等身體暖和過來再上車。
從農場到北安大約150里路，這樣開開停停走了五六個小時。
一大早出發，等坐上搖搖晃晃的綠皮火車，開到哈爾濱三棵樹站時，已經是第二天了。
五大連池冬天氣溫,零下30多度,朱新璵需要戴“雷鋒帽”禦寒.
每個知青都至少帶了兩個鼓鼓囊囊的旅行袋。
袋子裡面裝著黃豆、土豆、香瓜子，上山採的榛子、黃花菜。
自己做的白鐵皮油桶裡裝著10斤豆油。
這樣的行李大約40斤重。
為了路上互相有個照應，大家一般都“組團”，幾個男生加上幾個女生一起回家。
慢車到達三棵樹，身強力壯的先第一個衝去售票處，改簽開往上海的55次列車。
其餘的男生幫女生把行李搬下車。
肩膀一前一後各搭一個行李袋，負重七八十斤一路小跑到候車室。
等簽好票，總算可以喘口氣了。大家休整好，為最後上車的衝刺做好準備。
朱新璵1968年9月10日離開上海,他保留當時的集體旅客證至今
56次列車因為滿載著回家的知青，人多座位少，相當擁擠，被稱為“強盜車”。
這時就要發揮“集團作戰優勢”。
先派二位大個子衝上車廂，打開凍上的窗戶，把女生從窗戶送進去；
再把行李塞進車廂，迅速佔好行李架位子；
最後車下的二個男生由上面人拉進車廂，然後迅速關上車窗。
一場上車爭奪戰圓滿結束。
連續幾場戰鬥下來，儘管天寒地凍，人已經累得大汗淋漓。
車廂裡滿滿地裝著回家探親的知青：
走廊上蜷縮著的、座位底下斜躺著的、車廂連接處倚靠著的、行李架上橫睡著的……
已經沒有可以落腳的地方了。
隨著火車的啟動，喧囂的車廂一下子安靜下來。
一股思鄉的情緒開始在空氣中蔓延。
剛才還在為行李架打架的熱血青年，現在稱兄道弟地喝上酒了。
女生們紛紛拿出好吃的，慰勞一路呵護有加的男生們。
三十多個小時後，當聽到火車進上海站的一聲汽笛，全車廂的人頓時精神起來，疲勞一掃而光。
“有一年阿拉回來，女兒不肯看阿拉，跑到鄰居屋裡廂，迓（躲）到人家臺子下頭去了。
夜到（晚上）睏覺，她不肯跟我睏一頭，鑽到被頭另一頭去。格辰光心裡廂蠻失落的。”
從1970年到1988年，鄭婭奮在貴州遵義支援大三線建設，待了18年。
每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攢公休，回上海過年。
那時，一張從遵義到上海的火車硬座票是30多元，相當於鄭婭奮一個月的工資。
假使運氣好買到臥鋪，價格也跟著翻倍。
回一趟上海，要花掉幾個月的薪水。
“這個花銷還是有形的。無形的是儂請假多了，加工資的辰光就受影響了。”鄭婭奮說。
“所以講，阿拉鈔票都用來鋪鐵路了。——跑過外地的人，‘鋪鐵路’這句話都懂的。”
即便是如此，每到過年，還是一定要回上海。
“因為阿拉待在貴州無親無故，總歸有種老漂泊的感覺。”
這份對上海的牽掛，在1981年鄭婭奮生完孩子以後變得愈發強烈。
她和丈夫是在貴州同一個單位工作的同事。
考慮到教育條件等因素，兩人決定把女兒留在上海，託付給鄭婭奮的父母照顧。
這意味著，一年到頭，只有回家過年的這一個多月時間，他們可以見到女兒。
回家的準備工作，至少在出發前一個月就張羅起來了。
當時上海的各種糧食、副食品還是憑票供應。
“阿拉回來過年，不好把家裡人的份額佔掉。”
於是要算好日子去趕集，買雞、買大排骨帶回上海。
鄭婭奮夫婦的單位裡全是上海人，這時整個廠區都洋溢著一股要回家過年的氣氛。
“買回來的雞、排骨處理好，要跟單位食堂打招呼，先放進冷凍庫凍起來。”
“一到春節前頭，冷庫裡全部都是，上面寫著每個人的名字。”
說到帶肉禽回家，一位曾在江西插隊的知青跟我們分享了一個“醉雞”的故事。
由於火車上不允許帶活雞，她在出發前買了瓶高粱酒把雞灌醉。
“雞的面孔血血紅，叫叫就不叫了。在火車上一夜天沒聲音。等到了上海回到屋裡，這隻雞還沒醒。”
可以說，當年散佈在全國各地的上海人，為了對付定額定量供應，把好東西帶回上海，真是挖空了心思。
花生和香瓜子那時在上海很難買到。
帶回來無論是在家招待客人，還是走親訪友的時候作為禮物，都是極受歡迎的。
五香瓜子通常是一鍋子蒸好，裝進麵粉袋裡，放在熱水汀上烘。
“跑到每家人家家裡，都是一股五香瓜子的味道。”鄭婭奮回憶說。
就像石庫門的公用灶披間裡交流家常菜的燒法一樣，這時大家會互相切磋一下。
“儂香瓜子裡廂擺點啥調料啊？”言語裡是快要回家的喜悅。
除此之外，鄭婭奮夫婦會給女兒帶一箱煙火，上海人叫它“火油箱”。
“阿拉靠近湖南，那邊煙火有名的。”她說，“每年回去，總歸想辦法讓她開心，好記牢爸爸媽媽。”
鄭婭奮夫婦一回上海,就抓緊時間帶女兒到處玩,有一年元宵節在城隍廟買了兔子燈,女兒特別開心
和“艱苦卓絕”的返鄉準備比起來，在上海過年的時間總感覺過得飛快。
鄭婭奮剛剛和女兒親熱起來，眼睛一眨，又到了分別的時候。
“每趟回來都很開心。半個月一過，要買火車票了，又不開心了。”
“到了分別前兩天，就開始偷偷哭了。”
最敏感的是有親友問起：“呀，儂回來啦。儂啥辰光走啊？”
“聽了心裡老殟（wā）煞（指不痛快）的：我剛剛回來，儂就問我啥辰光走啊？”
鄭婭奮說，“其實人家是無心的。只是阿拉心情不一樣，聽了就老不舒服的。”
“過完春節，要回山裡了，心裡失落得不得了。
帶著二十幾件行李袋擠上15路公交車，去老北站。車上特別擠的時候，有人會講：鄉下人。
我心裡恨得很，有趟沒忍住，跟人對罵：儂眼睛睜睜大，我在上海的辰光，儂還不曉得在哪裡呢！”
今年54歲的黃婷婷最喜歡的城市是上海，即使她在上海只生活到5歲。
1969年，因為媽媽所工作的上海機床廠支內，全家搬到了陝西漢中。
小時候，爸媽的同事從上海過年回來，必定要開一場“時尚發佈會”。
“你們曉得伐？上海今年流行五香豆皮鞋，前面有貼邊，我買了一雙回來。好看伐？像五香豆伐？”
領了“時髦經”回來的人展示著在上海買的小包褲、五香豆皮鞋、的確良襯衫。
就像是T臺上的模特那般驕傲。
黃婷婷擠在人群中看著，羨慕不已。
他們在山裡生活，距離上海1700公里，卻竭盡所能追趕著上海的流行。
1969年,黃婷婷一家戶口遷往陝西,支援三線建設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爸媽存夠了錢，有假期的時候就會帶著黃婷婷回上海過年。
他們在上海已經沒有房子了，回來的時候，借住在遠房大姆媽家。
路上舟車勞頓，到了上海卻一刻都不想休息。
因為他們是回來享受上海人生活的，待在家裡就是浪費時間。
每天天一亮，黃婷婷和父母就出門。
先要找小吃店吃碗鹹漿，還要吃小餛飩、餛飩、生煎饅頭、牛肉湯。
這些在漢中都是吃不到的。
吃完早飯，開始採購，這是到上海過年的最大目的。
他們會從靜安寺一直走到城隍廟，再走回去。
“兜得比較多的是婦女用品商店、市百一店、永安公司，樣樣都要買。”
有一段時間流行尼龍衫。
黃婷婷記得，媽媽給她買了一件橘紅色尼龍衫，有鬆緊帶的，好看得不得了。
還有一次，她要買雙紫紅色的高幫皮鞋，橫兜豎兜。
買件大衣也如此，兜到後來爸爸都發脾氣了。
“哪能辦呢？難得來一趟上海，總要給自己添置點東西。”
“人都有顯擺的心理。回到山裡，上海流行的潮流最好能在自己身上體現出來，讓人家看到，都‘哇’讚歎一下。”
青年黃婷婷在褒河河邊,從5歲到23歲,她在漢中待了18年
除了為自己添置衣物，更多的是要幫別人帶東西。
代購的東西五花八門：皮鞋，衣服，肥皂，醬油，草紙，簸箕，掃帚……
765皮鞋流行的時候，一次要帶回去近二十雙。
“最戇的是帶醬油。坐火車行李是要稱分量的，超重了要罰鈔票。”
“有辰光罰的鈔票比帶的醬油還要貴，有的人一氣之下就把醬油倒脫了。”
等過完春節，坐上回陝西的火車，他們在車上哭，送行的大姆媽和表姐在車下哭。
黃婷婷眼淚汪汪，心裡想：我們這次離開上海，不曉得什麼時候能回來。
她後來一直沒有真正地回到上海。
上世紀80年代，上海機電廠和崑山一家工廠談妥，建立聯營廠。
符合政策的小三線二代可以到崑山工作。
黃婷婷在崑山結婚、定居。
不過，她還是喜歡過年的時候來上海採購。
她以前最喜歡去三角地菜場去。烏賊、梭子蟹，她覺得都是上海的新鮮。
食品一店有童年的回憶，紅腸肯定要買的，苔條、巧克力也要在那裡買。
還要去南貨店，買香腸、黃泥螺、黃魚鯗……
“這樣採購一趟年貨，拎回來不要太吃力喔，但還是要去買。”黃婷婷說，“一到上海，總覺得對胃口。”
“不知怎的，歡聚的日子越是臨近，我越是提心吊膽的。
因為，往日的經驗告訴我，變更、失望往往就在這個時候。”
差點就能在過年前多回一次上海了。
元旦過後，蕪湖要舉辦職工足球賽。
周新發他們廠在上海買的運動服還沒有取回來。
工會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周新發。
他正暗自高興，準備下午動身，沒想到上午已經有車子把衣服帶回來了。
失望之餘，周新發只好提筆給妻子寫信：
“心愛的，新年之際，格外令人想念哪。我一直在尋找能夠回滬的機會……”
周新發寫給妻子的信,稱她“光輝的太太”,這封信寫於1978年元旦前夕。
1971年周新發高中畢業後，到安徽插隊落戶，隨後調入蕪湖的一家工廠工作。
和他青梅竹馬的蘇美萍一直留在上海。
安徽和上海，現在看起來相隔不遠。
但在當時，兩人在一年當中可以見面的機會屈指可數。
從戀愛到結婚，平時只有靠鴻雁傳書。
時光荏苒，到了1983年春節前夕，周新發依舊在蕪湖。
也許是這麼多年來，有太多次空歡喜，蘇美萍在給他的信裡寫著這樣一段話：
“心愛的，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再過一星期我們就可歡聚了。”
“不知怎的，歡聚的日子越是臨近，我越是提心吊膽的。因為，往日的經驗告訴我，變更、失望往往就在這個時候。”
結婚六七年了，夫妻倆在信裡還是會互稱“心愛的”。
蘇美萍在每封信的開頭寫著“阿發我夫愛鑑”。
周新發則喜歡在信尾寫上“吻你、想念你——光輝的太太！”。
都說中國人表達情感含蓄，但即使是在相對保守的七八十年代，中國人的書信裡仍不乏這樣熾烈的語言。
蘇美萍寫給周新發的信,兩人在信裡互稱“心愛的”,
這一年的春節是2月13日。
周新發計劃1月30日回到上海，但春節前就得離開。
蘇美萍在信裡表達了不滿。
“聞你春節不能與家人團聚，激怒了全家人。親人們都說，待你回來後就是不放你走，尤其是母親和父親。”
期盼過年的時候闔家團圓，這是一方面。
另外，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是，蘇美萍29歲了，她想趕緊有個孩子，生怕再不生就晚了。
“2月6日左右正好是我的排卵期，上月經期是25日來的，這月20日就來了，可見老天爺都幫助我了，而你卻呆不了這幾天的時候。”
“雖說，即便呆過了排卵期，也不一定就能有孕，但這到底是一次機會。錯過了這次，還不知道我們何時再相聚呢！”
確實，相聚的時間太少了。
“要知道我們今年都已29歲了，即使這次有了，也要到30歲生了。”
“年齡一年大似一年，而機會少了又少，這怎麼能不叫我發愁呢？”
為此，蘇美萍在信裡下了“命令”。
“我希望你作好逾期的準備，最好是爭取過了春節再走。”
她憧憬著丈夫回來後的二人世界。
“2月6日上午我將參加局的文化考試（語文）。”
“我想得很浪漫，上午考試7：30分開始，爭取在9時前考好，然後我們趕去參加寒假‘廣播音樂會’。”
生活上的細節，在信裡也自然要囑咐。
“回來時，別忘了帶維生素E藥，經濟上要厲行節約。”
蘇美萍和周新發兩人之間的書信，是那個年代一對對分隔兩地的上海夫妻的縮影。
那一年春節，周新發到底有沒有在上海過？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從他們後來的書信裡我們看到，夫妻倆如願以償，有了孩子。
80年代中期，周新發終於調回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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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
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提供民間書信。
為保護通信人隱私，文中使用化名。
寫稿子：韓小妮 顧箏/畫圖畫：顧汀汀/
編稿子：韓小妮/寫毛筆：楊 卓/
拿摩溫：陳不好玩/
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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