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现在每到春节，新上海人千方百计要回家过年一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群上海人也历经千辛万苦要回上海。
插队落户，上山下乡，支援新疆，支援大小三线建设……那时几乎每个上海家庭都有亲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缘故漂泊在外。
回家的路是这样远，这么难。但无论如何，他们要回上海，要跟父母、爱人或是年幼的孩子团聚，做一做久违的上海人。
又一年春节将至，我们要讲述五个上海人回家过年的故事。
这不仅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每个上海家庭的故事。
“路上的时候常常会想，下次不回上海过年了。因为每次回来都特别折腾。
可等回到家里，吃到那一口年夜饭，又觉得什么都值了。
最盼望的是吃到姆妈做的水笋烧肉，这是最能代表上海年夜饭的一道菜。
如果还能有一条大黄鱼，这个年就过得太心满意足了。”
1979年春节，邱建国带着女朋友栾向群回上海结婚。
半路上，差点把新娘子给弄丢了。
自从1969年5月13日离开上海，上海青年邱建国已经在东北待了10个年头。
先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待了6年。
1975年，他得到了去齐齐哈尔读大学的机会。
读书期间，他和东北女孩栾向群恋爱了。
为了毕业时能调到同一个地方工作，两人决定提前结婚。
1978年10月，邱建国写信回家告诉父母，过年的时候回来办婚礼。
信件通过邮政系统，走了十多天，递到上海建国西路上的家里。
家里人看到这个消息，有点突然，但还是迅速准备起来。
抓紧准备儿子婚事的同时，父母给邱建国发去了一封信。
“我们睡的大房间腾出来，再粉刷一下，给你们做婚房。”
“新被子、新房里要布置的东西，过两天就去买……”
1981年,邱建国一家在齐齐哈尔龙沙公园留影,儿子两岁
过年前一周，邱建国带着栾向群在齐齐哈尔搭上了火车。
等车开到天津，他们下车，去换乘开往上海的火车。
站台上人山人海，人和人贴得几无缝隙。
邱建国和栾向群各拿着一个行李袋，挤在人群中。
火车来了，人就像在潮水中一样，不知道被哪股力量推动着，不由自主地往前挤。
邱建国被推上了火车。但他转头一看，原本并肩而站的栾向群，并没有在旁边。
“她在哪里啊？有没有被挤上车？”
邱建国心里焦急万分。
此时再回头去找她已不可能，人和人紧紧地贴着，一点都动不了。
这是他第一次带着栾向群回上海，她不知道他家地址，也没有电话。
除了他，她在上海没有任何朋友。
邱建国担心，就算爱人挤上了火车，下车那一刻，人生地不熟的，她该怎么办？
天津上车的时间已是夜里，渐渐的，开始听到一些呼噜声。
有的人实在太累，站着也能睡着。
邱建国担着心事，睡不着觉。
不知道等了多久，天开始蒙蒙亮。
身体动弹不得，邱建国只能转动脑袋，四处张望，想看看是不是能找到栾向群。
突然，他的眼神定住了。
因为在另一节车厢内，同样有一个脑袋在转动着，在寻找。
那正是他的爱人。
两人的视线隔着车厢内无数的人群交会了。
“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忆出当时是怎么样的表情，心情如何起伏，只是在那一刻，心定了。”邱建国回忆说。
今天，这一幕我们只有在电影中可以看到，然后男女主人公相拥而泣。
然而，彼时情形之下，邱建国所能做的，只是放下心站着眯眼休息了一会。
等到了某一个站头，不少人下了车。邱建国慢慢地挪到了栾向群所在的那节车厢。
两个人都很激动，但并没有电影情节里那种一把抱住的动作。
他们只是感到很庆幸，没有走丢，可以回去结婚了。
直到1998年
邱建国才携妻子回到上海生活
上图为2008年两人泰国旅游留影
火车开到老北站，邱建国带着栾向群坐上41路。
回到家，全家人都在等着他们。
在布置好的新房里，已经长大的妹妹兴奋地要给嫂子卷头发。
那时，烫发在爱美的上海女性中又流行起来了，但是东北还没有这样的习惯。
最后好说歹说，把栾向群的刘海卷成了弯弯的样子。
那个春节，邱建国因插队落户而在甘肃成家的大姐回来了，同在黑龙江的弟弟也回来了。
年夜饭吃得很丰盛，鸡鸭鱼肉，全备齐了。
子女们都回家了，大儿子带回了新媳妇，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
那一年，是邱家自1969年后，第一次全家大团圆。
“当时通讯不发达，爷娘不晓得我具体哪天到，提前几天就全部准备好了——住的地方，好吃的……
回到上海，跑进弄堂就有人喊了：××屋里儿子回来了！”
一月里的黑龙江，一片冰天雪地。
从五大连池前往北安的公路上积着厚厚的冰雪。
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一辆大巴缓缓地开着。
后面跟着三四十个青年一路小跑，嘴里哈出的气很快在帽子四周形成一层白霜。
21岁的朱新玙是这群青年当中的一个。
那是1971年，他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现五大连池农场）两年多了。
朱新玙1968年收到的下乡通知书,一星期后他便离开了上海,油粮户口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去北安是为了赶火车，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回上海过年了。
那时候的大巴没有空调。
车子是前置发动机，经过改装后，排气管从车厢里穿过，就算有点暖气了。
只是，坐在前排的把双脚搁在滚烫的排气管上，棉胶鞋都烤糊了。
后排的还是一点都不热。
凛冽的北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全车人冷得刮刮抖，脚都冻麻了。
所以每开出几十里路就要全体乘客就要下车跑一阵，等身体暖和过来再上车。
从农场到北安大约150里路，这样开开停停走了五六个小时。
一大早出发，等坐上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开到哈尔滨三棵树站时，已经是第二天了。
五大连池冬天气温,零下30多度,朱新玙需要戴“雷锋帽”御寒.
每个知青都至少带了两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
袋子里面装着黄豆、土豆、香瓜子，上山采的榛子、黄花菜。
自己做的白铁皮油桶里装着10斤豆油。
这样的行李大约40斤重。
为了路上互相有个照应，大家一般都“组团”，几个男生加上几个女生一起回家。
慢车到达三棵树，身强力壮的先第一个冲去售票处，改签开往上海的55次列车。
其余的男生帮女生把行李搬下车。
肩膀一前一后各搭一个行李袋，负重七八十斤一路小跑到候车室。
等签好票，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大家休整好，为最后上车的冲刺做好准备。
朱新玙1968年9月10日离开上海,他保留当时的集体旅客证至今
56次列车因为满载着回家的知青，人多座位少，相当拥挤，被称为“强盗车”。
这时就要发挥“集团作战优势”。
先派二位大个子冲上车厢，打开冻上的窗户，把女生从窗户送进去；
再把行李塞进车厢，迅速占好行李架位子；
最后车下的二个男生由上面人拉进车厢，然后迅速关上车窗。
一场上车争夺战圆满结束。
连续几场战斗下来，尽管天寒地冻，人已经累得大汗淋漓。
车厢里满满地装着回家探亲的知青：
走廊上蜷缩着的、座位底下斜躺着的、车厢连接处倚靠着的、行李架上横睡着的……
已经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了。
随着火车的启动，喧嚣的车厢一下子安静下来。
一股思乡的情绪开始在空气中蔓延。
刚才还在为行李架打架的热血青年，现在称兄道弟地喝上酒了。
女生们纷纷拿出好吃的，慰劳一路呵护有加的男生们。
三十多个小时后，当听到火车进上海站的一声汽笛，全车厢的人顿时精神起来，疲劳一扫而光。
“有一年阿拉回来，女儿不肯看阿拉，跑到邻居屋里厢，迓（躲）到人家台子下头去了。
夜到（晚上）睏觉，她不肯跟我睏一头，钻到被头另一头去。格辰光心里厢蛮失落的。”
从1970年到1988年，郑娅奋在贵州遵义支援大三线建设，待了18年。
每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攒公休，回上海过年。
那时，一张从遵义到上海的火车硬座票是30多元，相当于郑娅奋一个月的工资。
假使运气好买到卧铺，价格也跟着翻倍。
回一趟上海，要花掉几个月的薪水。
“这个花销还是有形的。无形的是侬请假多了，加工资的辰光就受影响了。”郑娅奋说。
“所以讲，阿拉钞票都用来铺铁路了。——跑过外地的人，‘铺铁路’这句话都懂的。”
即便是如此，每到过年，还是一定要回上海。
“因为阿拉待在贵州无亲无故，总归有种老漂泊的感觉。”
这份对上海的牵挂，在1981年郑娅奋生完孩子以后变得愈发强烈。
她和丈夫是在贵州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
考虑到教育条件等因素，两人决定把女儿留在上海，托付给郑娅奋的父母照顾。
这意味着，一年到头，只有回家过年的这一个多月时间，他们可以见到女儿。
回家的准备工作，至少在出发前一个月就张罗起来了。
当时上海的各种粮食、副食品还是凭票供应。
“阿拉回来过年，不好把家里人的份额占掉。”
于是要算好日子去赶集，买鸡、买大排骨带回上海。
郑娅奋夫妇的单位里全是上海人，这时整个厂区都洋溢着一股要回家过年的气氛。
“买回来的鸡、排骨处理好，要跟单位食堂打招呼，先放进冷冻库冻起来。”
“一到春节前头，冷库里全部都是，上面写着每个人的名字。”
说到带肉禽回家，一位曾在江西插队的知青跟我们分享了一个“醉鸡”的故事。
由于火车上不允许带活鸡，她在出发前买了瓶高粱酒把鸡灌醉。
“鸡的面孔血血红，叫叫就不叫了。在火车上一夜天没声音。等到了上海回到屋里，这只鸡还没醒。”
可以说，当年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上海人，为了对付定额定量供应，把好东西带回上海，真是挖空了心思。
花生和香瓜子那时在上海很难买到。
带回来无论是在家招待客人，还是走亲访友的时候作为礼物，都是极受欢迎的。
五香瓜子通常是一锅子蒸好，装进面粉袋里，放在热水汀上烘。
“跑到每家人家家里，都是一股五香瓜子的味道。”郑娅奋回忆说。
就像石库门的公用灶披间里交流家常菜的烧法一样，这时大家会互相切磋一下。
“侬香瓜子里厢摆点啥调料啊？”言语里是快要回家的喜悦。
除此之外，郑娅奋夫妇会给女儿带一箱烟火，上海人叫它“火油箱”。
“阿拉靠近湖南，那边烟火有名的。”她说，“每年回去，总归想办法让她开心，好记牢爸爸妈妈。”
郑娅奋夫妇一回上海,就抓紧时间带女儿到处玩,有一年元宵节在城隍庙买了兔子灯,女儿特别开心
和“艰苦卓绝”的返乡准备比起来，在上海过年的时间总感觉过得飞快。
郑娅奋刚刚和女儿亲热起来，眼睛一眨，又到了分别的时候。
“每趟回来都很开心。半个月一过，要买火车票了，又不开心了。”
“到了分别前两天，就开始偷偷哭了。”
最敏感的是有亲友问起：“呀，侬回来啦。侬啥辰光走啊？”
“听了心里老殟（wā）煞（指不痛快）的：我刚刚回来，侬就问我啥辰光走啊？”
郑娅奋说，“其实人家是无心的。只是阿拉心情不一样，听了就老不舒服的。”
“过完春节，要回山里了，心里失落得不得了。
带着二十几件行李袋挤上15路公交车，去老北站。车上特别挤的时候，有人会讲：乡下人。
我心里恨得很，有趟没忍住，跟人对骂：侬眼睛睁睁大，我在上海的辰光，侬还不晓得在哪里呢！”
今年54岁的黄婷婷最喜欢的城市是上海，即使她在上海只生活到5岁。
1969年，因为妈妈所工作的上海机床厂支内，全家搬到了陕西汉中。
小时候，爸妈的同事从上海过年回来，必定要开一场“时尚发布会”。
“你们晓得伐？上海今年流行五香豆皮鞋，前面有贴边，我买了一双回来。好看伐？像五香豆伐？”
领了“时髦经”回来的人展示着在上海买的小包裤、五香豆皮鞋、的确良衬衫。
就像是T台上的模特那般骄傲。
黄婷婷挤在人群中看着，羡慕不已。
他们在山里生活，距离上海1700公里，却竭尽所能追赶着上海的流行。
1969年,黄婷婷一家户口迁往陕西,支援三线建设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爸妈存够了钱，有假期的时候就会带着黄婷婷回上海过年。
他们在上海已经没有房子了，回来的时候，借住在远房大姆妈家。
路上舟车劳顿，到了上海却一刻都不想休息。
因为他们是回来享受上海人生活的，待在家里就是浪费时间。
每天天一亮，黄婷婷和父母就出门。
先要找小吃店吃碗咸浆，还要吃小馄饨、馄饨、生煎馒头、牛肉汤。
这些在汉中都是吃不到的。
吃完早饭，开始采购，这是到上海过年的最大目的。
他们会从静安寺一直走到城隍庙，再走回去。
“兜得比较多的是妇女用品商店、市百一店、永安公司，样样都要买。”
有一段时间流行尼龙衫。
黄婷婷记得，妈妈给她买了一件橘红色尼龙衫，有松紧带的，好看得不得了。
还有一次，她要买双紫红色的高帮皮鞋，横兜竖兜。
买件大衣也如此，兜到后来爸爸都发脾气了。
“哪能办呢？难得来一趟上海，总要给自己添置点东西。”
“人都有显摆的心理。回到山里，上海流行的潮流最好能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让人家看到，都‘哇’赞叹一下。”
青年黄婷婷在褒河河边,从5岁到23岁,她在汉中待了18年
除了为自己添置衣物，更多的是要帮别人带东西。
代购的东西五花八门：皮鞋，衣服，肥皂，酱油，草纸，簸箕，扫帚……
765皮鞋流行的时候，一次要带回去近二十双。
“最戆的是带酱油。坐火车行李是要称分量的，超重了要罚钞票。”
“有辰光罚的钞票比带的酱油还要贵，有的人一气之下就把酱油倒脱了。”
等过完春节，坐上回陕西的火车，他们在车上哭，送行的大姆妈和表姐在车下哭。
黄婷婷眼泪汪汪，心里想：我们这次离开上海，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回来。
她后来一直没有真正地回到上海。
上世纪80年代，上海机电厂和昆山一家工厂谈妥，建立联营厂。
符合政策的小三线二代可以到昆山工作。
黄婷婷在昆山结婚、定居。
不过，她还是喜欢过年的时候来上海采购。
她以前最喜欢去三角地菜场去。乌贼、梭子蟹，她觉得都是上海的新鲜。
食品一店有童年的回忆，红肠肯定要买的，苔条、巧克力也要在那里买。
还要去南货店，买香肠、黄泥螺、黄鱼鲞……
“这样采购一趟年货，拎回来不要太吃力喔，但还是要去买。”黄婷婷说，“一到上海，总觉得对胃口。”
“不知怎的，欢聚的日子越是临近，我越是提心吊胆的。
因为，往日的经验告诉我，变更、失望往往就在这个时候。”
差点就能在过年前多回一次上海了。
元旦过后，芜湖要举办职工足球赛。
周新发他们厂在上海买的运动服还没有取回来。
工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新发。
他正暗自高兴，准备下午动身，没想到上午已经有车子把衣服带回来了。
失望之余，周新发只好提笔给妻子写信：
“心爱的，新年之际，格外令人想念哪。我一直在寻找能够回沪的机会……”
周新发写给妻子的信,称她“光辉的太太”,这封信写于1978年元旦前夕。
1971年周新发高中毕业后，到安徽插队落户，随后调入芜湖的一家工厂工作。
和他青梅竹马的苏美萍一直留在上海。
安徽和上海，现在看起来相隔不远。
但在当时，两人在一年当中可以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
从恋爱到结婚，平时只有靠鸿雁传书。
时光荏苒，到了1983年春节前夕，周新发依旧在芜湖。
也许是这么多年来，有太多次空欢喜，苏美萍在给他的信里写着这样一段话：
“心爱的，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再过一星期我们就可欢聚了。”
“不知怎的，欢聚的日子越是临近，我越是提心吊胆的。因为，往日的经验告诉我，变更、失望往往就在这个时候。”
结婚六七年了，夫妻俩在信里还是会互称“心爱的”。
苏美萍在每封信的开头写着“阿发我夫爱鉴”。
周新发则喜欢在信尾写上“吻你、想念你——光辉的太太！”。
都说中国人表达情感含蓄，但即使是在相对保守的七八十年代，中国人的书信里仍不乏这样炽烈的语言。
苏美萍写给周新发的信,两人在信里互称“心爱的”,
这一年的春节是2月13日。
周新发计划1月30日回到上海，但春节前就得离开。
苏美萍在信里表达了不满。
“闻你春节不能与家人团聚，激怒了全家人。亲人们都说，待你回来后就是不放你走，尤其是母亲和父亲。”
期盼过年的时候阖家团圆，这是一方面。
另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苏美萍29岁了，她想赶紧有个孩子，生怕再不生就晚了。
“2月6日左右正好是我的排卵期，上月经期是25日来的，这月20日就来了，可见老天爷都帮助我了，而你却呆不了这几天的时候。”
“虽说，即便呆过了排卵期，也不一定就能有孕，但这到底是一次机会。错过了这次，还不知道我们何时再相聚呢！”
确实，相聚的时间太少了。
“要知道我们今年都已29岁了，即使这次有了，也要到30岁生了。”
“年龄一年大似一年，而机会少了又少，这怎么能不叫我发愁呢？”
为此，苏美萍在信里下了“命令”。
“我希望你作好逾期的准备，最好是争取过了春节再走。”
她憧憬着丈夫回来后的二人世界。
“2月6日上午我将参加局的文化考试（语文）。”
“我想得很浪漫，上午考试7：30分开始，争取在9时前考好，然后我们赶去参加寒假‘广播音乐会’。”
生活上的细节，在信里也自然要嘱咐。
“回来时，别忘了带维生素E药，经济上要厉行节约。”
苏美萍和周新发两人之间的书信，是那个年代一对对分隔两地的上海夫妻的缩影。
那一年春节，周新发到底有没有在上海过？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从他们后来的书信里我们看到，夫妻俩如愿以偿，有了孩子。
80年代中期，周新发终于调回了上海。
－ END －
|特别感谢|
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提供民间书信。
为保护通信人隐私，文中使用化名。
写稿子：韩小妮 顾筝/画图画：顾汀汀/
编稿子：韩小妮/写毛笔：杨 卓/
拿摩温：陈不好玩/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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