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吃喝嫖赌，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
还记得这段火遍大街小巷的神曲吗？就连调皮的网易都拿来改编，作为“养猪场”的招聘主题曲。
而事实上，江南皮革厂是存在的。
据澎湃新闻报道，8月8日，《温州晚报》12版刊登的一则署名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公告称，面向公司债权人，对其破产财产实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
最后分配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为人民币6338292.36元，参与分配均为普通债权，债权总额为234033691.5元。
图片来自澎湃新闻
那真实的黄鹤究竟有没有“吃喝嫖赌、欠下3.5个亿、带着小姨子跑了”？真实的江南皮革厂又是否真的曾制售“原价三百多、两百多、一百多”的钱包，被员工二十块卖了抵工资？
小蜜这就带着大伙一一解答。
疑问一：老板黄鹤真带小姨子跑路了？
企业瘫痪、携款逃跑，再附带点黄色料子，关于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的传言火速在街头巷口流传了起来。
因其朗朗上口、情节刺激的文案，它又意外地被全国多地卖皮包的地摊商贩循环播放，用以招揽生意。
经过查阅，传说中的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不仅确有其人，而且恰好就是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
但实际上，黄鹤本人的经历并没有神曲中那么奇幻。
“赌”，是已被浙江省银监局的一份温州民企经营状况调查佐证的：
2011年初，由于该公司法人代表黄鹤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
而关于是否携带小姨子出逃，浙江法院公开网的一份民事判决书上给出了答案。
在一起涉及深圳发展银行温州分行、温州国信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邵录绒，黄鹤之妻）和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鹤）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一位名叫叶超群的被告，曾在辩述时称：
因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不能归还，与其妻子邵录绒合谋骗取银行贷款后，随即携巨款与邵录绒一起于当年（2011年）4月5日外逃。
截自浙江法院公开网
不过，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都没有采纳“贷款诈骗”的说法。
总的来看，黄鹤涉赌欠债可以坐实，但带着小姨子外逃这一点就毫无依据——最多是带着妻子出逃，但即便这一点也从未获得证实。
至于为什么他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下落不明无人追问，2016年钱江晚报曾援引公安部门的说法称，黄鹤跑路后，叔叔黄作兴偿还了公司的债务，没有债务纠纷，也就没必要追查黄鹤。
疑问二：江南皮革厂制售钱包吗？
1978年，江南控股创始人、前任董事长黄作兴带着从部队学到的一技之长，退伍回乡，做阀门起家，后创办江南阀门有限公司。2004年，江南控股正式成立。
皮革厂投产后，黄作兴将工厂交给其侄子黄鹤管理经营。
黄鹤持有10%股份，担任法定代表人。另一方面，黄作兴的亲儿子黄子龙也长期持有皮革厂9.5%的股份。
媒体报道显示，投产之初，江南皮革厂一直经营良好，一度成为当地知名皮革企业。2008年还在台州临海开了新厂，两家工厂的产值合计达5亿。2010年实现销售额3.41亿元，利润342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生意最为红火的时候，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也从未生产过成品皮包，其主营项目为PU合成革制造，合成革原料销售。
图片截自天眼查
因此，地摊商贩们叫卖的“原价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钱包”，几乎不可能直接来自黄鹤的皮革厂。
2002年夏天，在温州的工业园里，江南皮革厂的机器轰鸣作响，里面生产的不是街口20元清仓甩卖的真皮鞋包，而是皮革，成卷的那种。
疑问三：真实的温商是怎样的一个群体？
流言满天飞，因江南皮革厂引起的一系列无节制的诋毁和山寨品泛滥，也彻底激怒了温州商人群体。
在政府、温商、群众的集体维权下，温商们为自己“正名”。 武林门广场点燃警醒温州第一把火的那天，即8月8日，被定为“温州诚信日”。
与受到上天眷顾的隔壁好命邻居们不同，历史上的温州无论在地理物产，还是交通政治上都有所欠奉，从来就说不上沃野千里、富甲一方。
在它的科举文化和宗教信仰里，没有丝毫的商业气息。
1949年后，温州沦为国军反攻大陆的前线；五十年代，永嘉农民包产到户和瑞安隆山农民分地被政府打压；在七十年代末革命和斗争的洗礼下温州更是一贫如洗。
除了勇气和眼力外，温州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穷则变”、“活下去”的信念催促早期的温州人，他们带着专属的加密方言踏出了国门。
在那以后，温州人穿上皱巴巴的西装，搭配着潮流牛仔裤，揣着干瘪的公文包走南闯北。
温州老板喜欢说：“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指的是白天在大排挡觥筹交错，热情招呼客人，晚上和一起打拼的兄弟们挤在地板上睡觉。
正在数钱的温州老板（图片来自看客insight）
关于温州老板的韧性，还有个小故事。
一个温州商人正准备将自己的名牌大衣拿去抵押，忽而发现口袋里放了两万块钱。
想了想，这是去年有人还他钱时他不甚在意，随手放到了口袋里留下的，因为去年他还是个资产过亿的富豪。
看到这笔钱，他欣喜若狂，并拿出其中的一万五投入到了今天下午和别人谈的能引发市场裂变的互联网项目上。然后坐上自己的车，开启滴滴打车的接单模式。
他不喜欢放弃，现在的苦，对于像他这样的温州老板而言，并不算什么。
在80年代的温州城，一个普通工人同时打两三份工是很普遍的事。那个时候，北京城的早点店通常要到8点才开，而温州四点就开了。
温州人做生意习惯于依靠宗族关系。一家普通工厂，老板娘是财务，弟弟是工厂经理，弟妹是后勤。
位于杭州三墩的温州村就是典型。里面的房屋不是单元楼小区，而是温州常见的独栋建筑。
图片来自看客insight
家家户户彼此熟悉，这家店铺库存不够，另一家打开自家仓库：“随便拿。”几家人做同一行当，但不会互相影响。过节随份子时，街上推攘得脸红脖子粗的两个温州人不是在打架，而是在互塞红包。
外面人看着，也只有眼红的份。
然而，当小厂房要升级为大企业时，便很容易发生利益争端及财务亏空。手底下的员工都保持沉默，因为财务总监是老板的亲戚。
温州老板再如何地不轻言放弃、不怕苦，也经不住宗族关系这一尾大不掉之害，江南皮革厂的倒下可见一斑。
本文整合自钛媒体、i黑马、看客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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