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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蘭成《今生今世》的記錄裡，張愛玲常常為他講解西洋文學，"她講給我聽蕭伯納，赫克斯萊，桑茂忒芒，及勞倫斯的作品"。胡蘭成還特意強調，“愛玲把現代西洋文學讀得最多，兩人在房裡，她每每講給我聽，好象《十八隻抽屜》，志貞尼姑搬出吃食請情郎”。
（圖：上海時期的張愛玲）
這裡面提到的西方作家，分別是蕭伯納、赫胥黎、毛姆及勞倫斯，如今專業人士讀起來都常感畏難，張愛玲卻能在閨房之內隨口道來，論析毫芒，聊作男歡女愛調情增趣之用具，已說明她的英文功底是極好的。
也正是靠著對英語的嫻熟，對英文寫作的揮灑自如，她後半生得以在美國比較獨立地謀生、立足、終老。
就生平與作品來看，張愛玲與其說是中國文化的寧馨兒，毋寧說是西方文學給她的意志、趣味及精神內核定調。
張愛玲出生1920年代，她成長的時期，中國文化傳統日薄西山窮途末路，像當時多數上流社會家庭子女一樣，她接受的是西洋文化教育。她的母親是新派洋作風；她年少住家是上海麥根路 313 號的仿西式豪宅；她的初、高中是在純英文教學的上海聖瑪麗亞教會女校上的；中學期間她就在校刊《鳳藻》上發表英文隨筆；1939 年她是以遠東區第一名的傲人成績考取英國倫敦大學的，只因二戰阻礙，不得已入香港大學讀書；根據現有文獻，早在1942年一年內，尚是大學生的她，就寫作了一系列的英文影評與散文，發表於當時著名的英文月刊《二十世紀》（The Twentieth Century）上；港大三年，為了更好掌握英文，她強迫自己完全不看中文書。可以說，在青少年時期，張愛玲的英語基礎就十分了得， 她早期的企向、旨趣及眼界，也幾乎都來自西方文學的滋養，雖然她從小也愛看中國古典小說。
（圖：香港大學校內一角。此樓是青年張愛玲流連之所，電影《色戒》亦曾在此取景）
後來，因為政治異見，她流亡美國，起初數十年幾乎是靠英文創作及翻譯謀生，可稱雙語作家和翻譯家。為了生活，改變貧困境遇，她立志成為另一個林語堂，雙語兼通揚名中西，為了這個，她從來沒有放棄過在英文創作上的努力。1953 年，她的英文長篇處女作 《秧歌》在美出版；次年，《赤地之戀》出版中、英文單行本；其餘很多隨筆也以英文寫就；除了英文寫作，她還涉足中英之間詩歌和小說翻譯工作。為了為了能夠掙錢生活，這位過去養尊處優的女子可謂拼盡全力錘鍊自己的英文寫作水平。
她的英文水平足夠可以了，但可惜滿腹才華無人欣賞，她寫的那些英文作品，總“兜來兜去找不到買主”，日子是風雨貧賤中苦熬的。
但是，平心而論，以事實說話，倘要說張愛玲的英文寫作能力如何如何精妙，可能又是說不過去的。
也就是說，張愛玲的英文能力，不管口語還是文字表達，雖說都足以驅使，但她的母語畢竟是中文，她並非是在英語國家環境中長大，連如胡適、林語堂那些人的留學經歷都沒有過，去國之前的創作也都賴漢語以存，她的英文能力大概只能說是“足用”，要“曲盡其妙”估計是力不從心的，真要在西方世界以英文作品和同時代的毛姆、艾略特等人競爭，實在是勉為其難的，也是不大現實的。所以，她在美期間，寫了很多英文作品，但始終知音難遇，落落寡歡，得不到欣賞。
香港名學者劉紹銘說，張愛玲的英文，是脫離語言環境純自修得來，是典型的“秀才英文”。一個人從小“浸淫”在中文母語之中，不管她以後如何費心學習，英文終究還是“外語”。所以，張愛玲的的英文寫作，可以清麗典雅，但卻不是可以達到玩弄於股掌間水準，有時“太一板一眼了”；而她本身的能力，在於體貼入微地描繪中國末代情緒式的世俗生活，刻畫中國社會人情物理中的細枝末節，充滿繁複的意象、新舊雜糅的表達、精巧奇特的譬喻、七寶靈臺雕刻般的清句麗詞，她的這一套看家本領，在英文語詞的莽原中，她是有些手足無措的。
（圖：1995年9月8日中秋節前日，張愛玲事先將重要證件放進手提袋留在門邊，躺在一行軍床上安詳而逝）
所以，1968年的夏天，張愛玲最後想搏一搏，準備自己的“得意之作”《金鎖記》推廣到西方世界中去，用心自譯成英文時，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的“迷弟”夏志清看過後，會感到不滿意，動手給她做了細緻的改譯。這件事，散文家董橋在《給自己的筆進補》一書中，專門寫有《夏志清改張愛玲英文》一文，大量舉例，以志其事。
我們也從中得知，以張愛玲之天縱才情，半生“英華沉浮”，待真換了一副筆墨，竟然也會舉步維艱。好在有些人之所以被捧為“女神”，並非由於她是全能的。
2018，8，26，午間偷閒
感謝大佬們賜閱。會勉力每天都寫三兩篇隨感。歡迎關注、點贊、留言批評——雖然我是不會改的
劉愚愚
據有關書籍介紹張愛玲約英文水平(口語，寫作方面)比中文好。其自幼愛到良好教育(包括英語)曾考上英國的大學(當時有考埸設在上海)因戰爭暴發海路不通而改上香港大學。你可想想其英語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