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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的代價》一書梳理了美國名校招生的各種潛規則。富豪子弟，校友子弟，名人子女和教職工子女有優先錄取權，小眾貴族運動特長生專為上流社會家庭子女而設，錄取中對亞裔學生的歧視嚴重，政客和高校互相勾結以確保業已存在的這些潛規則得以繼續運行。這些特權和歧視擠壓了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和亞裔本應獲得的名額，是一種極大的社會不公。最後，作者列舉了不靠潛規則而完全按學生優秀與否來錄取的三個小型高校（加州理工學院，伯里亞學院，庫伯聯盟學院），它們良好運轉的實踐為高校運行提供了另一條道路。
本書有如下幾點現實意義。第一、對於力爭將孩子送入美國名校的家長們，這是一個雖嫌粗略，卻也可以當作指南的路線圖。第二、對於在教育產業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中國，這是一個可能性不小的未來：“全面美化”後的高等教育界，或許會一如“以港為師”後的房地產業。第三、它引出了兩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這些“潛規則”是有人刻意設計的嗎？如果答案為是，設計者又是誰？用國人熟悉的白話來說，“錄取的代價”的體制淵源和階級根源分別是什麼？
本文是對《錄取的代價》（《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書的提要。
出版社：百老匯書籍（2007年9月25日）
第一章 麻雀如何變鳳凰 （How theZ-List makes the A-List）
在本書的第一章中，作者詳細介紹了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如何錄取那些鉅額捐款者的子女，但實際上這些學生單靠自身的學業能力是無法進入哈佛大學就讀的。
在本章的開頭部分，作者列出了一些數據。哈佛大學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大學之一，其低錄取率也說明了想要進入哈佛大學的難度之大。實際上，哈佛大學接受申請人的申請比率僅為10%，再加上要考量SAT（美國學術能力評估測試）的成績，最終錄取率還不到5%。然而，對於那些鉅額捐款者的子女們來說，尤其是那些至少要提供100萬美元才能加入大學資源委員會（Committee on University Resources，COUR）的學生們，針對他們的錄取比率就會有很大的不同。作者在書中介紹說，該委員會所有時間段的成員累計共424名，有218名成員的336名子女進了哈佛，另有80名成員沒有子女或孩子還沒到上大學的年齡。他還提到，根據他的調查，鉅額捐款者子女的錄取率超過50%，這要比普通錄取率高出5倍還要多。儘管錄取率異常之高，但那些鉅額捐款者子女的能力卻低於全體學生的整體水平。有25%的人在畢業時得不到榮譽，而這一比例在普通學生中卻僅有10％。
有些人試圖解釋這種巨大的差異，聲稱這些學生確實符合哈佛大學的入學標準而被批准錄取。但作者在本章中指出，事實並非如此。他列舉出了很多不符合標準的學生出於家庭背景的原因最終被錄取的例子。馬修·伯爾（Matthew Burr）就是其中一例。他的父親克雷格（Craig L. Burr）是一位風險投資家，也是大學資源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在20世紀90年代給哈佛捐贈了100萬美元。馬修的SAT分數僅有1240分，比哈佛平均分低230分，但他仍然被成功錄取。連他的高中招生顧問都曾說過，他的家庭背景一定會“幫助”他進入哈佛大學的。
除了在錄取時可以直接獲得SAT分數降幾百分的優待以外，這些鉅額捐款者的子女們還會受到其他“特殊照顧”。 例如，他們許多人都要和學院院長進行非正式的“面談”，而正常情況下，院長一般都不會接受申請人的面試要求。哈佛大學還有一個名為“Z名單（Z-list, 譯註：即末流名單）”的項目，允許那些富人家和與學校有要好關係家庭的本不符合錄取資格的孩子們在下一年入學（譯註：需多等一年，希望他們自己因種種原因會放棄，事實上基本無人放棄），這樣一來，他們就會佔用更多普通學生們的錄取名額。千萬別以為花幾百萬就可以在Z名單上買一個位置，該名單上的學生多為有大筆捐贈的校友親屬（legacy students），白人，此外需要“有背景”。另外，鉅額捐款者的孩子們經常會被邀請參加哈佛飲食俱樂部（Harvard eating clubs，譯註：不同的大學叫法略有區別，在哈佛更常被稱為final clubs，在普林斯頓更常被稱為eating clubs，是富豪權貴子弟的封閉社交團體）。在那裡他們可以建立強大的社交網絡，積攢人脈關係，也唯獨在這裡才能享受到這一特殊待遇。
第二章 杜克的“發展錄取”（Development Admits at Duke）
在本章中，作者深入研究了杜克大學和其他許多大學如何給予富裕家庭子女錄取入學的特權。這些家庭富裕的子女一經被准許錄取，他們家裡便可能會給學校捐贈一筆鉅款。這也被稱作“發展案例（development cases，譯註：指本科申請時暫時擱置那些因學業表現和考試分數不足以獲得錄取的申請人，其錄取與否取決於申請人家庭可能給予的捐贈。而此類申請人的家庭通常由以前給學校做過鉅額捐贈的家庭推薦過來。）”策略。
在本章開頭，作者介紹了一位在2001年申請杜克大學的學生莫德·巴恩（Maude Bunn，譯註：父母分別為Willard Bunn III，和Cissy Bunn）。她在精英寄宿學校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她沒有被引入優秀學生協會，SAT成績也不理想。她的簡歷毫無競爭優勢，根本不適合申請像杜克這樣的頂級學校，但即便如此，她仍然被成功錄取。而作者指出，她的家庭背景就是她被錄取的唯一理由。巴恩家族經營一家咖啡機公司，對多所學院有過慷慨捐贈。莫德被杜克大學錄取幾個月後，她的父母應邀加入了杜克大學的籌款委員會，但他們拒絕透露給杜克大學捐了多少錢。
作者接著談到，杜克大學和其他許多大學已經錄取了數千名像莫德一樣自身條件不合格的富裕家庭子女。“發展錄取”的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戰績，特別是杜克大學，所收入學捐贈款從1980年的1.35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38億美元。但與其他大學不同的是，杜克大學並沒有從校友手裡一方獲得大部分捐贈款，而是主要收取家庭富裕的非校友捐贈的資金。在90年代後期，杜克大學開始放寬錄取條件，每年通過“發展錄取”策略入學的案例高達100起，引領美國各大高校年復一年地從非校友捐贈者手裡獲得源源不斷的捐助款。杜克大學和其他許多高校也開始通過在私立和市郊學校（譯註：即富人子弟雲集的學校）招聘申請人以尋求更多有意願申請入學的家庭富裕的學生。實際上，“發展錄取”策略已經非常普遍，一些教育顧問甚至明碼標價，“出售”入學名額。捐贈2萬美元就可以申請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想申請排名前25的高校則至少要捐贈十萬，而申請排名前10的頂尖名校則至少要捐贈25萬，甚至經常高達100萬美元。
最後，作者用本章的剩餘篇幅列舉了一些實例。其中，億萬富翁羅伯特·巴斯（Robert Bass）兩個孩子的錄取申請最為引人注意。羅伯特·巴斯1989年加入斯坦福大學董事會，兩年後他向學校捐了2500萬美元，而且此後接連數年都有大額捐贈。1998年，羅伯特的長女瑪格麗特·巴斯（Margret Bass）是在其高中申請斯坦福大學（Stanford）的9名學生中唯一被成功錄取的。然而，瑪格麗特的SAT成績僅為1220分，低於斯坦福大學平均分140分，並且在那9名申請者當中她的成績排在倒數第二位。瑪格麗特於2002年畢業後，作者向斯坦福大學招生處主任詢問了她當年的錄取情況。招生處主任表示，斯坦福大學發展辦公室確實向她提供了父母是鉅額捐贈者的申請人名單，並且斯坦福大學在招生錄取時的確會參照以往的捐贈記錄予以考慮入學申請。羅伯特·巴斯的次子蒂姆·巴斯（Tim Bass）的SAT成績比他姐姐還要低，但他同樣也被斯坦福大學錄取。他們的家庭律師說，蒂姆本來是被招來踢橄欖球的，但他的教練和其他球員都表示他充其量也就是個普通球員。入校後他身披25號球衣，但很少上場。後來，作者採訪了蒂姆在斯坦福的前任教練，他說招生辦公室經常請他們挑選出一些家境富裕的孩子們。
第三章 名人效應（The Fame Factor）
在本章中，作者概述了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通過錄取一些家境富裕的學生來討好他們的家長以求得到相應“回報”的情況。
在本章開頭，作者介紹了一位前經紀人兼創意藝術機構的聯合創始人邁克爾·奧維茨（Michael Ovitz）。他的兒子克里斯·奧維茨（Chris Ovitz）自身能力不足，但成功被布朗大學錄取。克里斯只是一名資質平平的普通學生，與布朗大學的錄取標準還相差甚遠。談到克里斯，他的同學和老師都說他對學習沒什麼興趣，他的考試成績可以說是“差到不能再差。”而且，他還受過幾次紀律處分。最嚴重的一次是他在上初中時企圖用棒球棒毆打女同學。事實上，錄取克里斯引發了很大爭議，招生辦公室對此進行了多次研討商議。最後，學校做出妥協，同意錄取克里斯為“特殊學生（special student）”。在克里斯入學後，他的父親為感謝學校，對布朗大學進行了回報。不過他沒有直接給予鉅款捐助，而是利用他在影視圈的名人效應安排了很多知名演員和導演出席布朗大學舉辦的一些大型活動，從而給學校帶來影響和名望。
作者隨後開始深入研究這些明星子女所具備而其他普通學生所沒有的優勢。作者首先說道，雖然名人子女不是大學招生的首選，但他們也會給予這些學生特權予以錄取。據大學升學顧問估測，名人子女在SAT上至少可以獲得100分的特殊優待。他們還會被給予有陪同的個人校園遊覽（personal tour）、與院長進行一對一的特別面試，這些都是普通學生不具備的特權。一些大學甚至特意跑到其他州去採訪名人的孩子。在普通入學申請者當中即便家境再優越也絕受不起這份殊榮。
最後，作者講述了為何這些大學會使出渾身解數去錄取名人子女。名人畢竟不是最主要的鉅額捐助者群體，因此他們這麼做不完全是為了獲得金錢捐贈。相反，他們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學校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報刊雜誌和其他新聞媒體經常關注這些名人子女，學校也可以藉此機會大大提升知名度。布朗大學在眾多高校中所獲捐贈款額不多，環境平平，現在卻利用“名人效應”策略成了一所“熱門”學校。名人子女也會經常帶著他們的父母出席活動並致辭，以此來感謝學校。
第四章 持久的遺產（Enduring Legacies, 譯註：美國多所大學執行的一項非常有爭議的政策，即優先錄取直系家族成員是校友的申請者，這些被錄取的校友子弟就叫做legacy，這項政策叫做legacy preference，或legacy admission）
在這一章，作者主要圍繞聖母大學（Notre Dame）對校友子弟錄取特權進行了說明。
在本章開頭，作者介紹了兩位聖母大學的申請者約翰·西蒙斯（John Simmons）和凱文·德斯蒙德（Kevin Desmond）。作者寫道，約翰在各方面都具備進入聖母大學學習的能力。他的平均成績等級為A-，是173名高中同學中的優秀畢業生代表，而且他的ACT（譯註：American College Tes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與SAT的異同可參考
https://www.act.org/content/dam/act/unsecured/documents/Intl-ACT-SAT-Chinese.pdf）分數也達到了申請聖母大學的平均分。約翰還從事過各種志願者工作，輔導其他同學學習，在醫院服務外科病人，在當地救助站幫忙分發食物。相比之下，凱文的學業成績和考試分數都要差一些，如他的SAT成績比學校平均成績低90分，班級排名15%，而84%的聖母大學新生在班級的排名都在前10%。結果，學業上不符合條件的凱文成功被聖母大學錄取，而更為優秀的約翰卻吃了閉門羹。作者表示凱文能被錄取是受益於校友子弟（優先錄取）特權（legacy privilege）。雖然他沒有達到聖母大學嚴苛的學術要求，但他的父親，祖父，三個叔叔和五個兄姐都是聖母大學的校友，而且他家裡還捐贈過獎學金(endowed a scholarship)，這一點比包括約翰在內的其他任何申請者都更具有競爭力和說服力。
接下來，作者列舉了擁有校友子弟優先錄取的學生享有的不同優待方式，而這些都是普通學生所不具備的。首先，校友子弟有相當大的錄取優勢。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前校長威廉•鮑文（William Bowen）在一本書中寫道，這些校友子弟被錄取的可能性是其他普通申請者的兩到四倍，而且無論他們的SAT成績等級如何，被錄取的可能性都明顯高於其他學生”。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規定，外地學生的SAT成績要比當地學生高30-35分才能予以錄取。當然，如果他們是校友子弟則另當別論。在聖母大學，校友子弟申請者中有一半都被錄取,而普通申請者的錄取率僅有20%。校友子弟在錄取過程中也會得到其他照顧。他們可以從學院聯絡處得到專家的建議，從行政人員那裡得到特別的參觀和簡介，在招生主任那裡獲得申請審查權，一些大學，比如布朗大學還專門為他們提供免費的大學諮詢服務。大學招生辦公室成員通常都是校友，這些校友往往都會維護自身利益，這也會給校友子弟提供了優待。
最後，作者深度挖掘了校友子弟錄取特權背後那段不堪的歷史。歷史上猶太學生在升學時曾受到阻礙和壓制，而這一特權正源於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猶太學生開始超越家境富裕的預科畢業生進入頂尖大學。哈佛大學的猶太學生比例從1900年的7％增加到1922年的21.5％，其他頂級大學的猶太人學生比例也不斷增加，且這一趨勢日益凸顯。為了保住校友捐助者的地位而不被猶太人所取代，大學招生處想出了一種看上去似乎沒有歧視，但又會降低猶太人入學比率的方法—校友子弟優先錄取。有了這一規定，猶太學生的入學率顯著下降，耶魯大學下降了5%，哈佛大學下降了10-16%。
第五章 第九條與上流社會運動員的崛起（Title IX and the Rise of the Upper-Class Athlete）
（譯註：Title IX，即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美國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是美國1972年通過的一項聯邦法律，確保女性有權平等地參與在公立學校提供的體育項目，適用於所有接受聯邦資金的美國學校。第九條主要內容：女生有平等的機會參與學校體育活動，女生在學校體育項目中得到平等的對待和福利，投訴不平等的女生不得遭到報復。）
在這一章，作者說明了體育院校是如何優先錄取體育特長生，使得家境富裕的學生們在貴族運動上表現出色，從而讓他們有機會進入了頂級大學。
作者在本章開頭解釋了體育學院如何做出選擇去贊助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富人、白人和社會關係良好的人。事實上，無論是從種族角度還是社會經濟角度看，大學裡的運動隊的統一度都要比整個學生群體要高。從事男子高爾夫、男子長曲棍球、女子長曲棍球、女子騎馬和女子划船等運動的白人比例超過了84%。8所常春藤聯盟高校的一項研究表明,只有6%的運動員來自美國最貧困的1/4人口，而這一比例在非專業運動員中為12%。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什麼呢?作者認為，只有那些最富裕的美國人才能承擔得起這些貴族運動的費用，而常春藤聯盟高校卻支助這些運動並對這部分人予以優先錄取。
作者接下來提到，常春藤聯盟學校至少開設了30個運動項目，這幾乎是其他大學平均水平的兩倍。這些運動項目當中有許多都是公立學校根本沒有開設的，比如帆船、壁球、賽艇、跳水、高爾夫、水球和擊劍。正是由於體育院校優先錄取擅長體育運動的學生才使得這些家境富裕的學生們在這些古老的貴族運動上表現出色，從而讓他們有機會進入了頂級大學。作者在這裡介紹了一名叫帕特里克·加塔（Patrick Ghattas）的學生。他的學業等級為B級，SAT成績是970分，比平均成績低400分。儘管達不到聖母大學的學業要求，但由於他的擊劍技術高超，最終被成功錄取。作者提到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接著他便列出了許多學業成績不合格但運動技術高超並最終成功進入頂級學校的例子。
本章最後，作者說明了禁止性別歧視的美國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如何演變成了“富家女子大學錄取的綠色通道”。第九條指出，大學體育代表隊的男女比例要與學生整體的男女比例相一致。然而，高校並未加大對籃球等運動的資助力度，而是為女性提供了各種上流社會的體育項目。從1992年到2002年，女子賽艇代表隊的運動員人數從1555人增加到6690人，幾乎是原來的四倍；女子騎馬運動員從633人增加到1175人，是原來的兩倍。貴族女子運動增加的同時，許多在種族和經濟上多樣化的男子運動卻遭到了削減，尤其是摔跤。摔跤是公立高中的主打項目，但在1988年至2002年期間，已有130所高校取消了這一項目。作者在本章末尾出說，第九條減少了社會經濟多樣性（socioeconomic diversity），並使上層階級女性（更容易地）進入頂尖大學。
第六章 為教職工子女“開綠燈”（A Break for Faculty Brats）
在這一章中，作者談到了高校是如何為教職工子女錄取開綠燈的。
作者首先提到，許多高校免去教職工子女的學費或為他們減免學費，也正因為如此，許多教職工都努力爭取錄取名額。大多數高校都設有負責招生的教師委員會，而且更換管理人員要比更換終身教授容易，因此許多招生主任大幅降低了對教職工子女的錄取標準。以聖母大學為例。作者指出，儘管教職工子女的SAT平均成績要比普通申請學生低175分，但最終錄取的教職工子女比例高達70%。聖母大學的招生人員提到，實際上在教職工中存在一種“特權文化”，他們認為只要自己能夠勝任這份工作，他們的子女自然也具備足夠的能力被錄取。
作者接著談到了這類教職工福利問題。他說，教職工會為他們的特權辯解，將其解釋為一種“職業禮遇”，但這種禮遇卻意味著學業不合格的教員子女將佔據本屬於普通合格申請者的錄取名額。在經濟上，這一特權也間接損害到了普通學生的利益，增加了他們的學費負擔。此外，這些教師福利都是免稅的，這也就意味著那些享有特權的教師子女的教育費用都出自其他的納稅人，其中就包含了那些普通學生的父母。最後，作者也指出，這種特權也常常會傷害孩子們自己。例如，在範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教職工子女的成績遠遠低於普通學生。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教職工為了免學費而強迫自己的孩子去上學，使得他們在大學校園裡生活得並不開心。
在本章結尾處作者給出瞭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首先，他指出，高校應該出臺較為靈活的計劃方案，無論教職工子女去哪所學院或大學就讀，都應該為他們減免或免除學費。芝加哥大學和範德比爾特大學在採取這種靈活策略後發現，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教師子女的入學比例下降了很多。作者還提議，高校可以給教職工加薪，這樣他們就不會過分依賴免學費這項優待而逼迫孩子入學，從而降低教職工子女的入學比例。
第七章 “當代猶太人”（The New Jews）
本章一開頭作者談到了在大學招生中普遍歧視亞裔美國人的惡劣現象。
本章開頭處作者介紹了一位名叫樸亨利（Henry Park）的亞裔美國學生。亨利的學業成績很好，SAT考試取得了1560分，其中包括滿分800分的數學成績。在SAT II的考試中，他在難度更大的數學考試中又得了800分，拉丁文成績760分，物理成績740分。他在格羅頓高中（Groton School）就讀，班級排名第14，他會拉小提琴，經常越野長跑，還和另外兩名學生在某著名數學雜誌上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然而，儘管他具備這些優秀的資歷，他申請的所有常春藤聯盟高校都拒絕了他，連班級裡一些成績還不如他的同學都被錄取。作者接著說道，這樣的情況在亞裔美國家庭中非常普遍。現如今，亞裔美國學生成了當年的“猶太人”，在高校招生中也慘遭歧視和壓制。
作者接著列舉了亞裔美國學生遭受的各種不公平對待。研究人員在美國教育部民權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中發現，申請哈佛大學的亞裔美國學生SAT分數比白人學生的要略高，但錄取亞裔美國人的比率卻明顯低於錄取白人學生的比率。亞裔美國人主要來自加利福尼亞州，且申請學習生物學的學生居多，但這兩個最主要的亞裔美國人群體中的錄取比率也低得可憐。調查人員還發現，招生人員經常用固定思維去評價亞裔申請者，說他們內向/害羞，偏向科學/數學，工作很努力。普林斯頓大學三位研究人員的另一項研究表明，亞裔美國學生的SAT成績要比其他申請者高出50分才能獲得同等機會被頂尖大學錄取。耶魯大學的相關記錄顯示，白人新生的SAT平均成績比亞洲新生低40分，黑人和西班牙裔新生的平均成績比亞洲新生低140-165分。而在聖母大學，亞裔新生的平均成績比白人高出19分。高校的專屬餐飲俱樂部通常不會邀請亞裔學生參加，因此即便成功進入了頂尖大學就讀，亞裔學生也常常會感到被他人排斥。
作者在這一章的結尾處將重點放在了另一個在錄取中遭受歧視和打壓的群體——需要經濟資助的國際學生。各大高校不斷追求國際多元化，但大多數留學生都來自富裕家庭，可以負擔得起全額學費。另一方面，來自較低社會階層的外國留學申請者則沒有資格獲得資助，經常在一些公立學校中被迫輟學。大多數高校在招生時是有相關計劃的，這就意味著他們在錄取學生時也會考慮到學生家庭的經濟狀況。在本章最後，作者介紹了一位名叫卡西亞·索爾萊卡（Kasia Szalecka）的波蘭留學生。她在高中時班級排名前10%，平均績點達到3.8，但就是因為沒有資格獲得留學資助，她差一點就失去了到國外讀大學的機會。
第八章 校友子弟優先錄取的“自留地” （The Legacy Establishment）
在本章，作者談到了高校和政治之間的關聯，以及政客如何通過支持校友子弟優先錄取權而獲益。很多政客本人成績不佳，是通過校友子弟優先錄取而得以進入頂尖名校並加入那些權貴和富人子弟的私人社交團體而積攢人脈的，他們的子女往往也是如此。
作者在本章開頭說明了政客和高校之間是如何建立互惠關係的。高校在錄取時通常會給由政客資助的候選人以特殊的關照。例如，弗吉尼亞大學就會給那些由議員資助的申請者貼上“特殊關注”的標籤以求得利益。作者曾與一位高等教育（議案）遊說者進行了交談，他提到:“假設學校規定平均績點要達到3.5才能予以錄取，那麼由政客資助的申請者的績點達到3.3的話就足夠了。作為回報，政客們通過會給高校提供政府資金。國會對指定大學的非競爭性撥款從1998年的4.95億美元增至2003年的20億美元，是原來的四倍之多。在這五年中，高校付給遊說者的錢也翻了一番，達到6170萬美元。作者接著列舉了許多政客，他們都從校友子弟優先錄取權或與高校合作中獲益頗豐，其中包括小布什（George W Bush）、約翰·克里（John Kerry）和阿爾·戈爾（Al Gore）（譯註：小布什本人，其祖父、父親、叔父、多位堂表兄弟和長女都是耶魯校友；克里本人以及他的父親和次女都是耶魯校友；戈爾本人以及他的三女一子均為哈佛校友）。
接下來的章節中，作者詳細描述了民主黨人在民主黨教育顧問邁克爾·丹南伯格（Michael Dannenberg）的帶領下為主張廢除校友子弟優先錄取權所做的努力。這是對平權行動所面臨的日益增加的挑戰的積極回應和有力支持，這一行動最終演變為民主黨人對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提起訴訟。丹南伯格認為，如果民主黨以贊同平權法案的立場來反對校友子弟優先錄取權，那麼應該可以獲得成功。在民主黨議員支持廢除校友子弟優先錄取權時，最高法院卻以5比4的投票結果判定密歇根大學勝訴。此後，反對校友子弟優先錄取權運動徹底崩塌，丹南伯格和其他反對該特權的人士也很快也失去了反抗力量。最近，一項要求高校公開校友子弟優先錄取數據的提案在眾議院以337票對83票被否決。作者在本章結尾處引用了丹南伯格的一句話：政府對廢除校友子弟優先錄取權的主張採取否定態度，但寄望於學生和校友可能會對此有所行動。
第九章 “零特權”高校的挑戰 （The Challenge of Wealth Blind Admissions）
在這一章中，作者特別指出在他看來做出了正確選擇的三所學校——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位於加州帕薩迪納）、庫伯聯盟學院（Cooper Union，位於紐約市曼哈頓區）和伯里亞學院（Berea，位於肯塔基州伯里亞）。
作者首先從加州理工學院開始談起。他提到，相比美國其他任何一所知名高校，加州理工學院更注重學生的學術能力，全憑申請人自身能力來錄取。在加州理工學院，校友子弟所佔比率僅為1.5%，遠低於其他知名高校。招生委員會成員還表示，他們對校友子弟的錄取標準甚至比錄取普通學生還要嚴格。此外，加州理工學院在錄取鉅額捐贈者子女時也沒有給他們“開綠燈”。在加州理工學院54名理事成員中，僅有2名理事的子女在本校就讀。加州理工學院也沒有通過開展比如賽艇、壁球、帆船、騎馬等上層貴族運動選拔學生予以錄取，使得那些擅長運動的富裕家庭子女喪失了機會。最後，儘管免除教職工子女學費是為教工提供的福利，但加州理工學院不降標準錄取教工子女。
作者隨後談及了另外兩所他認為給學生提供了公平申請標準的高校，分別是伯里亞學院和庫伯聯盟學院（譯註：這兩所學校都以提供低費/免費大學教育而著名，庫伯聯盟學院原是為所有學生提供全額獎學金，但從2013年起開始收學費[給所有學生提供半額獎學金]以維持收支平衡）。與加州理工學院一樣，庫伯聯盟學院也沒有開闢任何形式的特權，並且還為合格申請者提供免費、高水平的藝術教育。當提及開闢錄取特權可以增加庫柏聯盟的捐贈款時，學校校長表示這些特權策略不適用於庫伯聯盟學院。伯里亞學院在“錄取特權”策略方面實際上比庫伯聯盟學院更為嚴苛，命令禁止任何特權。伯里亞學院主要是為阿巴拉契亞地區（the Appalachian area，譯註：人文意義上的阿巴拉契亞地區與阿巴拉契亞山脈覆蓋區不同，前者只包括後者的中南部）的貧困學生提供教育，不接收家庭收入超過5.1萬美元的學生入學，這就將大多數校友子弟排除在外。在伯里亞學院就讀的學生家庭平均收入只有2.7萬美元，且大多數學生的父母都沒有上過大學。儘管如此，伯里亞學院仍然是整個南部地區最好的綜合性大學，在獲得博士學位的校友人數上僅次於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譯註：位於北卡戴維斯）。
最後，作者談到了這三所“零特權”高校如何在無法獲得家長鉅額捐贈的情況下以保持學校正常運轉。作者認為可以從這三所高校所共有的相似之處尋得問題的答案，共計四項，如下所示：
1.學校規模小。加州理工學院在校本科生僅900人，庫伯聯合學院950人，伯里亞學院1550人。
2.辦學品牌好。這三所高校都有令人驕傲的辦學品牌。加州理工學院自稱是全美國提供最優質理科課程的高校之一；庫伯聯盟學院利用其獨立的紐約院校這一特殊屬性為捐贈者提供保障；伯里亞學院也通過推動歷史發展，秉承為貧困學生提供教育的理念獲得大量捐贈款。
3.教職員工參與招生決策。這三所高校的教職員工都會深入參與到整個招生過程。教職員工負責對申請學生的學業能力進行嚴格把關，可以將招生過程中“錄取特權”所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
4.獨特的募資方式。這三所高校的募資方式都別具一格。加州理工學院回饋鉅額捐贈者戈登·摩爾（Gordon Moore）的方式不是靠給他的孩子優先錄取權，而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一顆小行星。伯里亞學院則是將學生派往全國各地與捐贈者會面，並向他們保證將一直秉承致力於為貧困學生提供教育的理念不斷前行。
這三所高校的良好運行說明堅持零特權辦校也可以獲得好的結果，為高校運行開闢了另一條道路，更值得尊敬的道路。
第十章 如何終結“錄取特權”（Ending the preferences of privilege）
為了保證高校招生錄取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則，作者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提出了6條改革建議，如下所示：
1．廢止各種“錄取特權”。大多數美國人都想要廢除錄取特權，要求校友子弟在申請錄取時公平競爭，保證普通申請學生享有同等的競爭機會。
2．分離募資和招生錄取。在募資和招生錄取之間建立起防火牆，將二者剝離開來。這樣，通過為富裕家庭子女開闢錄取捷徑而換取家長的鉅額捐款將不再可行，高校將依靠提高教育教學質量以獲得捐贈。
3. 制定利益衝突政策。為保證錄取的公平公正，與申請學生及其家屬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教職工不得參與到高校招生錄取工作中。
4．取消錄取貴族運動特長生及頒發相關獎學金制度。體育運動應該是面向全體美國人的，而不是隻有上流社會才能負擔得起的小眾貴族運動。
5．取消對教職工子女的錄取優先權，取消給招生辦公室帶來巨大壓力的學費資助計劃。給全體教職工加薪才是更為合理、公平的方法。如果高校想為教職工子女提供切實入學福利，應該出臺較為靈活的計劃方案，無論教職工子女去哪所學高校就讀，都應該為他們減免或免除學費。
6.為亞裔美國學生和需要經濟援助的國際交流學生提供平等的入學機會。這樣，招生錄取機制就會更加公平公正，高校也將為學生提供更廣闊的平臺讓學生邁出校門，走出國門，認識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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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簡介：本文作者CHS為理科博士，科技從業者，專長為計算機技術，有多年海外生活經歷，對國外社會有獨特的觀察。作者授權風雲之聲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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