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只有十岁，知道的东西虽然不多，但只要知道的，一辈子都刻在脑海。我的家乡在千河河套，水利便利，土地肥沃，比起吃不饱肚子的地方，是“天府之国”，可家里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还是非常匮乏。秋季，天常下雨，一下起来十天半月，都是家常便饭。我们总为上学发愁，家里没有一把雨伞，那油光锃亮的红纸伞，是在《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上最早见到的；解放军那结实耐用的黄胶鞋，也是在电影里看到的；就连一顶遮风挡雨的草帽，在家里翻个底朝天，最后也只能一声叹息，想想而已。上学时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湿水之后，走路“扑哧扑哧”响了一路，心疼得就跟刀割似的。很多时候，一路光着脚去，再光着脚回来，烂泥溅到脚腕上，跌了一跤又一跤，经常摔得鼻青脸肿。
淅淅沥沥的秋雨，下得时间一长，到了晚上，更叫人担惊受怕。家里住了几辈人的土窑洞，崖面老掉土，“啪”的一大块，一阵，又“啪”的一大块。这声音惊得我的心“突突”乱跳，只有捂严被子等天亮。父母每晚都守在我们兄妹身边，无助又无奈地为我们能睡一个安稳觉，苦苦值守。我听得最多的就是母亲一些轻叹和抱怨：“唉！这老天，啥时才能放晴？”我也常常做因那崖面垮塌，将一家人压了的噩梦。直到上世纪80年代，家里有了一座砖瓦房，这种重复的噩梦才算中止。
1986年，我考上了大学，去学校报名时是雨天，从村子去宝鸡火车站有90里路，没有班车。我坐上父亲为我找的一辆拖拉机，一路颠簸了五个小时。到了火车站，衣服全湿透了。到候车室一看，旅客黑压压一片，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直到后半夜，我才挤上了一辆绿皮车。车厢里水泄不通，上个厕所都能挤出一身水来。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地响动了三个小时，我才到了西安。下车时，旅客前呼后拥着，我被挤得浑身透湿，还被挤掉了鞋，光着脚下了火车。到了站台，好尴尬，期待有人将我挤掉的鞋子完璧归赵。当我看到身边还有一个人也穿着一只鞋、光着一只脚站在那里，向火车上东瞅西瞅时，我破涕为笑了。
去年6月，母亲过寿，我回了一次老家，高速公路已修到单位门口，我不用再像过去那样，起早贪黑背着行囊赶时间，单位的通勤车直接把我送到了西安北客站，坐高铁从西安到宝鸡只用了一个小时。回村子的公路宽畅平坦，像飞机场的跑道，两旁栽着景观树，春天一路花，夏天一路荫，秋天一路果，冬天一路雪。在宝鸡工作的侄子侄女都有小轿车，我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就开车来接我，一路有说有笑，车载音乐一路歌，便进了村子，家家户户住上了新房，一些日子滋润的家庭，在城里也买了房。住了几辈子的老土窑，旧貌换新颜。原来是二哥请来泥瓦工，花了2万元，把窑洞从里到外加固了一番，还和大伙一起连片办起了农家乐。土窑洞冬暖夏凉，许多外地人为吃一碗臊子面，开车带着亲戚朋友来赶场，天天客如潮，住在里面都舍不得搬出来。曾经的烂土窑，赛过小洋楼、小别墅，成了人人欢喜的“传家宝”。
四十年前，上学路上，我念想一把雨伞、一双雨鞋，念想家里有一个安全的房子，那个梦伴着我的成长路。四十年后，我在城里有了房子、有了小轿车。回家给母亲过寿，过去需要两天的行程，现在三小时就到家。母亲说，现在她有了养老金，手里有了余钱，前段时间，刚换了假牙，86岁了，还能香香地吃臊子面，越活越开心，住在土窑里，天天听着秦腔，享清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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