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傳統裝飾圖像，二龍戲珠在大多數人記憶中可謂耳熟能詳，提到它的近親二龍拱珠，也不難使人想象，如果言及其遠親二龍系珠，則鮮有知之者。所以形成這樣的記憶印象，不能不說，多是三者流行年代由近而遠的時光歲月使然。事實上，即便人們對二龍戲珠的瞭解，亦往往限於近古以來的圖像面貌，知曉二龍拱珠原委者就更少了，至於二龍系珠，縱使學界也鮮有說清道明者。可以說，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似曾相識，又多不知其所以然的有趣話題。
在裝飾圖像史上，此三者關係似近非近、說遠不遠，各有其獨立的發展軌跡，亦存在彼此交集的地方。二龍系珠、二龍拱珠與二龍戲珠圖像，大多以雕塑形式表現，少許用繪畫形式表現，各呈現不同的視覺效果。
本系列將採用考古類型學方法，著眼於雕塑表現形式進行分析，用三篇稿件逐一闡述二龍系珠、二龍拱珠和二龍戲珠圖像。
以下為第二篇：
中國二龍拱珠圖像
二龍拱珠，即二龍左右相背而立，後身纏繞在一起並各伸一後爪相對拱起一顆寶珠的圖像。這種圖像約肇始於東魏，北齊、隋代緩慢發展，盛行於唐代，元明清時期稀少地延續下來。這種圖像大概受到其特定結構制約，自出現以來始終與碑碣聯繫在一起，少許用於裝飾拱門券面。在典型二龍拱珠圖像創立前後，還存在一種非典型二龍拱珠圖像。
1、非典型二龍拱珠圖像
北朝、隋代，一度流行二龍前身交纏並相對拱爪，或二龍相對而立並分別拱起一顆寶珠的圖像，與典型二龍拱珠圖像關聯，又有所不同，數量也比較有限，可名之為非典型二龍拱珠圖像。
其一，二龍前身交纏並相對拱爪圖像。大同雲岡北魏中期第12窟後室拱門頂部(圖43-1、43-2)，二龍前身交纏，龍首相對，各伸一前爪相對拱起，大體繼承了漢代以來傳統。如新野出土東漢畫像磚(圖44)，二龍首相背朝向外方，後身以穿璧形式交纏在一起，各伸一後爪並相對拱起。二者龍身交纏並拱爪的部位恰好相反，但表現意向沒有實質差別，與其後流行的典型二龍拱珠圖像密切關聯。
圖43-1、大同雲岡北魏中期第12窟後室拱門頂部
圖43-2、大同雲岡北魏中期第12窟後室拱門頂部 線描圖
圖44、新野出土東漢畫像磚(出自《中國畫像磚全集·河南畫像磚》圖115)
其二，二龍相向而立並分別拱起蓮花寶珠圖像。沁縣南涅水出土北魏晚期988號造像塔(圖45)、趙縣隋大業年間趙州橋欄板浮雕(圖46)，二龍作俯衝之勢，自兩外上方向內下方相對而立，各伸內側前爪並分別拱起蓮花寶珠。此構圖似乎與漢代二龍拱璧圖像關聯，如西安出土西漢畫像磚、西安未央區出土漢代畫像磚(圖47)，二龍相向而立，各伸一前爪作拱璧狀。所不同者，漢代二龍拱起一物，況且所拱之物為璧而非珠。可以說上述二龍相向而立並分別拱起蓮花寶珠圖像，是將漢代以來二龍相向而立並拱璧造型，與北朝、隋代流行的蓮花寶珠結合的結果。但二龍沒有交纏後身，亦非拱起一珠造型，依然有別於典型二龍拱珠圖像。
圖45、沁縣南涅水出土北魏晚期988號造像塔
圖46、趙縣隋大業年間趙州橋欄板(出自《中國美術全集 雕塑編4·隋唐雕塑》圖版15)
圖47、西安未央區出土漢代畫像磚(出自《中國畫像磚全集·全國其他地區畫像磚》圖45)
上述北朝、隋代實例所見二龍交纏和拱珠圖像，各自具備典型二龍拱珠圖像的部分特徵，但畢竟沒有將兩個特徵組合在一起，這種圖像入唐以後不復流行。
2、典型二龍拱珠圖像
東魏、北齊之世，出現二龍左右相背而立，後身纏繞在一起，各伸一後爪相對拱起一顆寶珠的典型二龍拱珠圖像，其後盛行於唐代並稀少地延續到元明清時期。
那麼，二龍拱珠圖像究竟從何而來？就造型而言，具備二龍左右相背而立且後身纏繞在一起，並各伸一後爪相對拱起一顆寶珠兩個特徵。二龍左右相背而立且後身纏繞在一起的蟠螭額碑碣，東漢已經流行開來，北魏晚期開始應用於佛教造像碑，這應該是二龍拱珠圖像的一個來源。北魏晚期以來，寶珠圖像日益流行，應為二龍拱珠圖像的另一來源。典型二龍拱珠圖像就是這兩種因素結合的結果，上述非典型二龍拱珠圖像則是實現這一結合的探索過程。
典型二龍拱珠圖像絕大多數應用於碑碣，有時也用於門額。通常，在碑碣前後兩面額部，採用浮雕或減地平雕形式表現二龍左右相背而立，後身纏繞在一起，各伸一後爪相對拱起一顆寶珠，前後兩面刻畫龍王形體往往一致或相近。碑碣側面表現垂下的正面龍首，基於碑碣厚度差異，前後表現一、二、三對龍王不等，多者乃至四對。
東魏、北齊時期在蟠螭額碑碣中，二龍相對拱爪表現流行開來，但二龍拱珠表現還比較少見。這一時期二龍拱珠碑碣，見於登封嵩陽觀東魏天平二年(535)造像碑(圖48-1、48-2)、洛陽北齊天保五年(554)造像碑(圖49)，兩者二龍相對拱起的各爪指平行排成一長列，其上承託的附桃形光寶珠十分小巧，宛如一葉花瓣點綴其間，寶珠還沒有受到重視，反映了典型二龍拱珠的原始形態，或許洛陽地區就是這種造型的起源地。石窟見於安陽小南海北齊天保元年至六年(550-555)中窟(圖50)，二龍兩後爪合抱碩大附桃形光寶珠，寶珠已然成為著力表現的對象，開啟唐代成熟二龍拱珠圖像先河。
圖48-1、登封嵩陽觀東魏天平二年(535)造像碑
圖48-2、登封嵩陽觀東魏天平二年(535)造像碑 局部
圖49、洛陽北齊天保五年(554)造像碑
圖50、安陽小南海北齊天保元年至六年(550-555)中窟門額
進入唐代，二龍拱珠圖像獲得巨大發展，所知實例基本為碑碣，諸多佛教、道教乃至世俗蟠螭額碑碣，往往採用二龍拱珠形式表現，寶珠成為表現的重心所在，且呈現多樣化趨勢，實例多集中在關中及鄰近地區。
其一，華陰華岳廟唐開元十三年(725)述聖頌碑(圖51)，二龍相對拱起的各爪指平行排成一列，其上承託附桃形光火焰光寶珠，造型接近東魏、北齊同類圖像，寶珠形體則有所變大，從中可以看出來自北朝影響和唐代新發展情況。
圖51、華陰華岳廟唐開元十三年(725)述聖頌碑
其二，西安梁家莊出土唐顯慶三年(658)道德寺碑(圖52)、浦城唐大中三年(862)造像碑(圖53)，二龍拱起一顆碩大火焰光寶珠，寶珠的主體性加強。
圖52、西安梁家莊出土唐顯慶三年(658)道德寺碑
圖53、浦城唐大中三年(862)造像碑
其三，西安東郊中興路窯廠出土碑首(圖54)、西安西郊出土唐元和元年(806)慧堅禪師碑(圖55)，二龍拱起承託在仰覆蓮臺座上的碩大火焰光寶珠，寶珠的主體性得到進一步強化。
圖54、西安東郊中興路窯廠出土碑首
圖55、西安西郊出土唐元和元年(806)慧堅禪師碑
其四，臨猗武周天授三年(692)造像碑(圖56)，二龍拱起附火焰光雙核寶珠，造型別出心裁。
圖56、臨猗武周天授三年(692)造像碑
其五，臨潼晚唐感應寺碑(圖57-1、57-2)，二龍拱起碩大寶珠中生出纏枝蔓草，類似寶珠曾流行於南北朝後期，唐代僅見此孤例，或許吸收了兩個世紀以前的文化因素。後四種二龍拱珠表現反映了唐代新發展情況。
圖57-1、臨潼晚唐感應寺碑
圖57-2、臨潼晚唐感應寺碑 局部線描
入宋以後，二龍拱珠圖像數量銳減，寶珠形態也發生改變，已知實例集中在遼西地區。諸如義縣奉國寺元大德七年(1303)“重修大奉國寺之碑”(圖58)、義縣奉國寺明萬曆三十年(1602)“重修奉國寺記”碑(圖59)、義縣奉國寺清光緒十年(1884)碑(圖60)，此三者出自同一地點，圖像多有繼承之處。第一、三者寶珠形體較小，幾乎被龍爪包裹，上方刻畫熊熊火焰，第一者還刻畫兩道盤旋上升的光芒，火焰、光芒已然成為表現的重心，第二者螺旋紋寶珠上方刻畫火焰。義縣奉國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重修大奉國寺”碑(圖61)，螺旋紋寶珠形體沿襲了上述第二者模樣，與上述實例不同的是此者二龍以前爪拱珠，顯然來自二龍戲珠圖像因素。
圖58、義縣奉國寺元大德七年(1303)“重修大奉國寺之碑”
圖59、義縣奉國寺明萬曆三十年(1602)“重修奉國寺記”碑
圖60、義縣奉國寺清光緒十年(1884)碑
圖61、義縣奉國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重修大奉國寺”碑
以上可知，在北朝、隋代，非典型與典型二龍拱珠圖像並行發展，但只有後者延續到後世，究其原因，與這種圖像的應用對象密切關聯。北朝、隋代的非典型二龍拱珠圖像，多出現在載體的橫長方形區間，不在乎二龍是否交纏和龍爪如何拱珠。然而，當用於碑碣額部或石窟門額之時，便採用了漢代以來二龍首分別垂向兩側，後身交纏在一起的蟠螭額框架結構，在中間二龍後爪拱起的小區間加刻一枚寶珠，無疑最為合理。當時大概受到非典型二龍拱二珠圖像影響，產生典型二龍拱珠圖像，繼而大興於唐代，成為唐代碑碣額部圖像的基本模式。其後二龍拱珠額碑碣稀少地延續到明清時期，與二龍戲珠額碑碣並行發展，主要空間則讓位於後者。這種圖像始終沒有能夠成為日常生活中一般化裝飾。
原文標題：《二龍系珠與二龍拱珠及二龍戲珠的圖像系譜》
原文刊載於《石窟寺研究》第六輯
（注：文中未註明出處圖片來自李靜傑歷年實地拍攝，線描圖像由齊慶媛繪製。感謝八木春生教授為本稿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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