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上午，蘇富比在香港有一場只有一件拍品的專場，這件唯一的拍品為“明宣德御製《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十卷”。
宣德年間，皇帝詔命聖僧慧進對寫金字，主持抄寫四大部經，其中就有御製《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此經書現倖存十卷，羊腦箋本泥金，字體澄淨秀逸如浮雲，品相尤佳，除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宣德御製的《大寶積經》與《大涅盤經》外，近例無尋，誠明朝重寶，藝壇僅見。據記載，在1917年，這套經書為京都貴族珍存，再經 Fujio Fujii 及 Thomas Phillips 三世上校所蓄，秘藏不露，直至2014年大英博物館明朝大展才重現世間，極為難得。
永樂一朝（1403-1424年），皇帝篤信藏傳佛教，對弘佛宣教之事不遺餘力，宣德帝（1426-1435年在位）延其祖父之業，續種善因。是以永宣年間，御製佛教重器輩出，唐卡聖像、鎏金銅像、瓷質供器，當中不乏鉅作絕品，足見二帝虔敬之心。
據晚明僧人太汝明河（1588-1640/41年）所纂《補續高僧傳》，華嚴宗祖師慧進（1355-1436年）諳通佛學，眾所欽服。宣德年間，皇帝奉慧進為大國師，邀其進京開講佛經教義，且率一眾僧俗，泥金對寫《大寶積經》、《聖大般涅盤經》、《大方廣佛華嚴經》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四部佛教經典（後三經下簡稱為《大涅盤經》、《華嚴經》及《大般若經》）。
這四部御製佛經，其中《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以及《聖大般涅盤經》四十卷並《大般涅盤經後分》兩卷，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這兩部佛經前皆具宣德皇帝御製寫經序，紀年大明宣德五年（1430年）。無論書風、佛圖、泥金、箋紙，此《大般若經》均與臺北故宮所藏《大寶積經》與《大涅盤經》二部同。《大般若經》原共六百卷，現僅存十卷，其餘命或與《華嚴經》同，盡皆佚失。
現見十冊《大般若經》，經摺裝，磁青紙本，裱以羊腦及頂煙墨制，漆黑亮滑，猶如明鏡，是為羊腦箋，色澤含蓄靜謐，配以泥金書寫、製圖，歷久彌堅，是以為宮廷御製佛經專屬。磁青紙本泥金經文，以臺閣體書寫，字體工整端莊，清朗秀逸。臺閣體，乃明代盛行書體，書法家沈度（1357-1434年）尤擅此體，宣德帝也有書此體。此冊內經牌贊與佛說法圖等，有別於泥金經文，乃是羊腦箋上淺刻勾勒，再細筆填金，彷如戧金漆金，細緻入微。
此十冊《大般若經》之首冊前有勾勒填金經牌贊，上有“御製”兩字，下書字八十，為國祈願，四周飾以五爪游龍，江崖海水之上，逐珠穿雲而行。此經牌贊與臺北故宮藏紀年宣德五年之經冊所見，如出一轍，卻有別於前述永樂年制例。此經牌贊上綴蓮花，彷佛天降瑞蓮。
首冊經牌贊後，續有佛說法圖，共繪神明四十身，佈局見巧思，細節知縝密，處處刻劃入微，莊嚴典雅，獨是此圖已足珍，其風格又與臺北故宮藏宣德五年經冊之佛說法圖接近，僅佈局與個別聖像有異，必屬同一御作所制。
中央釋迦牟尼佛莊嚴卻不失慈悲，蓮花座上盤膝結吉祥坐，背靠鏤空塔門，形姿與兩尊著名永樂年制款鎏金銅佛像吻合。其中一尊佛像，曾展於《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China》，前述出處，頁69，圖版24，後於香港蘇富比2006年10月7日拍出，編號808（圖五）；另一為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與此《大般若經》一同收入該館展覽《明：皇朝盛世五十年》，前述出處，頁227，圖195。為塑佛像金身，巧匠必先勾勒，輕輕除去局部紙面，才可敷以金彩，造就佛光普照之像。
釋迦牟尼佛身前聖者下跪，誠心聽佛，旁立一眾弟子、神仙、鬼魔、護法及侍從。佛左右兩側佇立弟子阿難與迦葉，若以法海寺壁畫為範，兩弟子前方左右聖像，應為女相帝釋天（Indra）與男相梵天（Brahma），分掌天地，兩者身後各有侍女成雙，手捧蓮花、塵拂、華蓋與山式供器。
帝釋、梵天身後各有神明十二身，四為一組，共分三組。其中一組為女相菩薩，頭頂寶冠，滿飾瓔珞，袍服飄逸，其中二菩薩分別手持如意及蓮託經書。另有一組僧侶，年齡不等，當中至少有一僧乃非漢族，蓄鬍須、戴耳環。
最後位處畫面上方之一組，辨識較艱，如左方一女相菩薩，後佇三身魔怪，首行者或為閻摩羅王，長鳥喙，乃十殿冥王中之第五殿王，牛頭馬面隨之，張口欲噬，面目猙獰。右方相應組合中，則見有一持笏帝君，據法海寺帝釋梵天禮佛護法圖，可悉為娑竭龍王，後有夜叉，身缺背光，全圖唯一。夜叉後繪一老翁，手持蓮爐，依法海寺壁畫，或乃婆藪仙人。下方鎧甲戎裝者，則應為韋馱（Skanda）。畫面上方另有飛天成雙至，皆手託供盤，左方上奉仙山，右方則獻蓮花。
下方左右兩端則繪四大天王，鎧甲戎裝，華飾滿身，與法海寺所見並無二致。立於帝釋天身後者乃多聞天王，主北方，左手託塔，右持寶傘，後立廣目天王，主西方，右手纏蛇，左手握珠。梵天后方則為持國天王，主東方，手抱琵琶，以及增長天王，主南方，手執寶劍，一指試其鋒。
末冊末頁，同以勾勒填金之法，繪戎甲護法，應為韋馱。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宣德二年（1342年）磁青紙本泥金《妙法蓮華經》中，朱寶（約活躍於1350年）畫佛教眾神，其中有相類戎裝護法，可予比較，圖見 Toyka，前述出處，圖版188。
十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宣德御製，種功積德，磁青雅紙濃色沉蘊，經文字體穆如清風，填金佛圖寶相莊嚴，式樣裝幀沿襲有法，種種皆有仗於朝廷僧俗通力協作，才可成此重冊，集法書、繪描、勾填等藝之大成。出現於拍賣場之明初御製經卷極為稀少，寥若星辰。其中罕例可參見永樂十二年（1414年）制佛經，一冊三十九頁，尺幅也較小，磁青紙本泥金寫經、製圖，售於紐約蘇富比2015年3月19日，編號427。
延伸閱讀——羊腦箋與泥金佛典
漢傳佛教以金字抄寫佛經的起源甚早，泥金所書字體一般是在深藍色紙張上書寫，方對比明顯，顯其莊嚴，此類紙張早先有“紺紙”或“碧紙”的名稱記載。明代方以智（1611-1671年）於《物理小識．卷八》稱：“宣德五年（1430年）造素馨紙，印有灑金箋、五色粉箋、瓷青蠟箋。”因此段敘述，不少學者認為以靛藍染色的瓷青紙始制於宣德年間，推測在宣德之前“紺紙”或“碧紙”是此類深藍色紙張的概稱，可能因為與宣德青花瓷的顏色相近，遂改名為“瓷青紙”。
臺北故宮目前典藏清宮舊藏明代泥金寫經中，有九部在《秘殿珠林續編》中記載為羊腦箋本，清沈初（1735-1799年）《西清筆記·十五則》所述：“羊腦箋以宣德瓷青紙為之，以羊腦和頂煙墨窨藏久之，取以塗紙砑光成箋，墨如漆明如鏡，始自明宣德間制，以寫金歷久不壞蟲不能蝕，今內城惟一家猶傳，其法他工匠不能作也。”此段文字是目前對於羊腦箋的製作方法最早記錄。為何墨與羊腦混合？羊腦含豐富卵磷脂，是天然乳化劑，能與油、水混合（如蛋黃可與油、水混合，亦是天然乳化劑，可調配顏料繪製成蛋彩畫）。羊腦與墨相混後，因有蛋白質、卵磷脂、油份，使其易於塗刷紙面，產生一層具厚度亮光表面，使金汁書寫字體不易下沉於纖維中。羊腦箋在漢地造紙的技術傳統中早已失傳，而藏人造紙技藝則仍存此類紙張的製作傳統，只是藏族傳統多使用犛牛腦為之，至今此技雖沒落，但仍於藏區保存。
現存此十冊《大般若經》雖僅是玄奘所譯六百卷《大般若經》的一部分，但從其一卷一冊的分類形式、字體風格、裝禎形式、首頁佛說法圖、尤其是羊腦箋紙張的特色，再再證明確實與故宮院藏的《大寶積經》與《大涅盤經》一致，屬宣德年間由慧進主持抄寫的同款金字佛典。若論不同之處，唯函冊封面的彩色織錦相異；此外，《大寶積經》與《大涅盤經》是十冊一函，此《大般若經》則是五冊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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