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4日北京朝陽大悅城單向空間舉辦的須一瓜新書交流會上，作家梁鴻談及作家職業化寫作有時會面臨的狹窄境地，“因為沒有深入他人的生活裡面，即使寫警察，寫的也像知識分子，寫農民，寫的也可能是一個有文化的農民”，但她認為須一瓜不會。
當代作家裡面，須一瓜是特別的存在，因為從事“政法記者”多年，積累了深厚的我們不曾瞭解的這一領域的獨特經驗。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黑子》為她帶來廣泛聲譽，後來成就了熒屏上的《烈日灼心》，藉助一樁滅門案件，講述出人性的善與惡、罪與罰。從極端化事件中抽取人性幽微，著眼於當下精神狀況或世道人心，是須一瓜所擅長的。
新作《雙眼颱風》亦是這樣豐富的一部作品，這次須一瓜將筆鋒轉向冤案的平反和權力犯罪，故事主線及主要人物部分取材於浙江張氏叔侄案。為使故事合理生長，她去採訪過推動“呼格案”重審的新華社記者湯計，採訪過刑警、法官及精神科的醫生等人。小說裡，大到整個司法內部的運行機制，小到一顆有助於情節推動的藥物的性狀和大小，她都經過行家的確認和指點，力求用一種符合邏輯的延展方式展現出一起冤案所帶來的“震盪”效應。
而小說之所以取名為“雙眼颱風”，是因為她知道“雙眼颱風如果堅持大小眼颱風，會互相削弱消減能量，但是如果一眼吃了一眼，颱風強度將大大增強”，“搖晃、摧毀、沖刷、滌盪、重建”是須一瓜想要的意象，她願通過這個“成年人的鐵血童話”，讓人看到權力犯罪有多囂張，翻一個冤案有多艱難，正義之血有多溫熱。
“這是一夥不太好的人共同完成的正義之舉”
這部新作的故事從乾州市公安局專案組的一次審訊中開始，被抓捕的殺人嫌疑人甘文義一口氣交代了14起強姦殺人案，其中一起竟是十多年前的“6·11啞女姦殺案”，這個發生在1996年“嚴打”期間的案子早已告破，18歲的少年顧小龍被認定為兇手並執行了死刑。一案兩兇，甘文義的這一供認在乾州市公檢法領域掀起軒然大波。曾因此案名聲大噪的霸道警花鮑雪飛現已官至市公安局副局長，且正處於職業上升期。作為這起冤案的直接製造者，為防止案件平反影響仕途，她巧設機關、連連佈網，與負責調查甘文義案的專案組副組長傅裡安展開了較量。
接下來的調查中，關鍵證據隱匿難尋，唯一證人三緘其口，一連串超常規的阻擊接踵而來，被步步緊逼的傅裡安做夢也想不到，他會為此付出九死一生的代價。最後，當前所未有的雙眼颱風“小碧”橫掃乾州之時，傅裡安一行及時取得關鍵證據，使得這起冤案終得平反。
懸疑、神秘甚至窺視等諸多元素在小說中融匯在一起，讓讀者有緊張刺激欲罷不能的閱讀體驗。這看似是一個“邪不壓正”的傳統故事，但其實不僅如此。諸多警界秘辛、某些體制機制的錯位及人心的不可捉摸實際都是在佐證，正義推進過程中，置身其中的每個人物的複雜。
創作小說的前期採訪中，須一瓜見過很多的高光人物。“他們都太罕見，也太珍貴”，比如推進“呼格案”，那個無比勇敢、執著和堅持的新華社記者湯計；比如小說主人公傅裡安的原型，那個很“軸”的警察。他“渾身散發的都是那種簡直非人類的神光，尤其在這個時代，這個人舉手投足陽氣灼灼，他對公平正義有絕對的偏執，眼裡根本容不下一點邪惡塵埃，像這種人啊，不當警察我都不知道他渾身的能量要往哪裡安置。小說裡的不少素材是他的經歷”。當這些人推進一件事情很艱難的時候，“會摧毀你寫作的信心”，而她想調動的是公眾心裡的那道光。
須一瓜最終沒有將這些品格落在小說裡。小說裡的記者汪欣原，是個八面玲瓏但尚存良知的人，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脅的話，他也有可能會放棄對正義的追求。小說裡的傅裡安，離婚、偏執狂、沒什麼人味，冒犯權威後，還想著要去彌補，去耍小聰明，想兩全其美。但這並不影響他是一個好的警察。
須一瓜認為這樣寫的人物才會有可信度，“尊重內心裡複雜的東西，尊重我們的不純潔，實際是一個人或一個社會成熟的表現。我們對人複雜的心地有足夠的理解和寬容，也許善的東西就出來了”。
於是，小說裡呈現的是：“瘋子”警察傅裡安賭上所有也要重查冤案，那個利慾薰心、不擇手段的警界“混子”範錦明無意中成了保護證據最有力的幫手，還有良心未泯的汪欣原，懷有樸素正義感的顧小龍友人金紅玉，身患絕症才承認判錯案子的法官陳書偉以及為消除業障延長壽命不再沉默的唯一目擊證人老趙，這些關鍵人物共同形成的反腐合力，最終才撕破鮑雪飛等人的防線，正義得以到來。
“這是一夥不太好的人共同完成的正義之舉。當他們共同努力完成一場公平與正義之戰的時候，你會感到很不容易，但它卻是可行的，是我身邊隨時可以複製的。”這是須一瓜用人性最簡單的形式得出的結論，這基於她對人性的認識。
在《雙眼颱風》的後記中，她寫下這樣一段文字：“《雙眼颱風》刮來的是成年人的鐵血童話……在這個故事裡，最終那些對人性之善開放綠燈的人，排成了行。那些有缺點、有很多人性弱點的人，即使在權力機器的運轉中，還是展示出了善或有濟於事、於事有補的部分善。它不亞於現實的嚴酷，但它給人以突圍的希望，每一根火柴都有它的光亮與溫暖。它是脆弱的，但它是真實的。小說就是賣火柴的小女孩，她集中了手裡全部的火柴。總要讓血熱一熱，總要讓呼吸熱一熱，總要看到前面是明媚的，總要知道世道再難，人心再險，還是有基本正義存在於天地之間。”
人間的石頭都是寶石
須一瓜始終相信人性中有一些帶著神性之光的情感，即便是極惡之人，也會有一閃而過的善念，她想平和地展示這些“閃現”。記錄下罪惡的人生裡面，那一點點的火花。
她筆下的犯罪者，都對自己的異端行為保持著清醒。比如《太陽黑子》裡的陳比覺，有次醉後痛哭，說：“我的頭上發涼啊，那柄劍，那柄從天而來的達摩克利斯懸劍，就在我頭上，越來越近了，我感到它的劍鋒了，我頭皮涼颼颼，我的頭髮都豎起來了，你們就沒有感到嗎？”比如《蛇宮》中的“那人”，他搶劫銀行後，造成了許多無辜人的死亡，他在蛇宮的工作人員面前用自己生命的結束來徹底懺悔。又比如她去一席演講，提到自己採訪過的某男殺害女研究生的案件，提到兇案發生之前，劫匪因女孩不斷的勸善而心軟和鬆懈，提到罪案發生之後劫匪的懊悔與歉意。那個劫匪，後來希望須一瓜能幫他聯繫遺體捐獻部門，希望把捐助換來的錢（他並不知道捐獻遺體是無償的），都給那個死去女孩的家人。
在新作《雙眼颱風》裡，罪犯甘文義被抓，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就是我殺的”。他跟警察說，你們抓了我很好，我終於可以停手了，我和那些受害人，都是受害人，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慾望，強姦、搶劫、殺人。甘文義的這些話，讓警察都沒辦法消化。但當他發現鮑雪飛控制下的警察漏罪，想掩蓋顧小龍的那起冤案時，他用監獄裡面的記事本寫了份證明書，“非說不是我殺的，那就是我殺的”。
須一瓜透露，這個人物確有其人。“我在琢磨他大量的筆錄的時候想，你說他這個行為完全是求生策略嗎？好像也不像，殺了這麼多人，也夠他死了。是為了延長活著的時間？有人也是這樣想的。因為案子一亂，無形中他會活得久一些，但有沒有可能還有一點，這個人心裡有善的那個瞬間，就像閃電一樣，因為知道一個人為他冤死十年，就寫下這份證明書。我還想起一句話，其實人間的石頭都是寶石，只是人類認識的太少了，你們只認識那麼多。”須一瓜這樣說。
然而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哈姆雷特，很多人不能容忍作家在壞人身上的這種耐心與停留。
“我倒不覺得甘文義的那個瞬間是人性之光，反倒覺得他那是在刷存在感，是在嘲諷戲弄公檢法。就像《密陽》裡殺死丈夫的兇手信仰了宗教，甘文義所言則是在為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而我們正常人，則要警惕不要進入他們的那套變態的邏輯。因為一個人一旦缺乏自控殺了人，那就是野獸，那是人性消失的地方。”
對於《方圓》記者的質疑，須一瓜的回答是：“我覺得你警惕的這種眼光，其實是對的。甘文義的原型，我看了他大量的筆錄，是我自己在心裡面，把他定義成閃電般的善念。雖然有可能他們善念一起，轉而就利用了這個善念。”同時，她也認為，如果說犯罪小說有尺度的話，可能就跟作家內心的這種信仰和追求有關。
這不禁讓人想起《太陽黑子》中，警長伊谷春對罪犯辛小豐關於法律的那段“說教”：我很喜歡法律，我認為法律是人類發明過的最好的東西。你知道什麼是人嗎？在我眼裡，人是神性和動物性的總和，就是他有你想象不到的好，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惡，沒有對錯，這就是人。所以說，法律特別的可愛，它不管你能好到哪，就限制你不能惡到沒邊兒，它清楚每個人心裡都有那麼點髒事兒，想想可以，但做出來不行。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種強制性的修養。它不像宗教要求你眼高手低，就踏踏實實地告訴你至少應該是什麼樣，又講人情，又殘酷無情。
這是須一瓜借人物之口，體現出法律和公義的必要，但在她自己職業生涯中，跟這些已經被法律定義的壞人接觸，她是有很多啟發的。“那些瞬間給我的感覺，我不知道你信不信這個，我是信的”，她最感興趣的，顯然還是人心，“人都有一種趨光性，不忽略人心目中的惡，也不要低估人心中的善。”
追問的藝術
2003年，須一瓜獲華語文學傳媒獎最具潛力新人獎時，授獎詞評價她“把寫作還原成了追問的藝術，但同時又告訴我們，生活是禁不起追問的”。
傅裡安這位“瘋狂人”形象是小說著力刻畫的人物，“此人狂傲自負卻又盡職盡責，猶如瘋子一般的洞察力和死咬獵物不鬆口的執著精神令所有涉案人員憤恨膽怯”。當鮑雪飛覺察到“顧小龍案”要被重新審理的時候，她首先要做的是要遮要蓋，而傅裡安則作為一個對面的形象出現，他雖不是絕對正義，因這其中暗含為擺脫鮑雪飛而實現自我的私人博弈，但他的偏執同時又是一種追問，化而為發現真相的一盞明燈。
“可能，現在，就剩下瘋子在狂幹了……”傅裡安的上級駱楚和不得不這樣承認。傅裡安的“瘋狂”作為一種追問的隱喻，假託“偏執與瘋狂”，打破原有社會生態的和諧，讓人不忍面對但又不得不面對人性的軟弱與醜陋。
但她雖然通過書寫剖開了人性的傷口、生病的時代和扭曲，但卻並沒有給疾病叢生的世界提供解救的辦法。遲來的正義算正義嗎？冤案帶來的傷害並沒有因為被平反而終止，受害人家的二次傷害、司法機關的聲譽以及社會穩定的隱憂，仍舊得不到解答。就像本書的腰封上寫的：一次不公正的審判，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
《雙眼颱風》
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2018年5月
文｜毛亞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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