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收入主導增長的文在寅政府獲得了最糟糕的“分配成績單”——反映貧富差距程度的指標創下了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紀錄。高收入群體掙得越來越多，但貧困群體的錢包卻越來越薄。這與致力於提高弱勢群體收入、緩解貧富分化現象的政府願景截然不同。政府將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狀況不景氣定為分配惡化的原因。但專家判斷稱，若拋開飛速提高最低時薪的政策不談，則很難把分配惡化的原因解釋清楚。有評價稱，這一數字明確地展現出收入主導增長政策的失敗。
根據統計廳8月23日發佈的《2018年第二季度家庭收支動向調查(收入)結果》顯示，今年第二季度可以均等化處理的五階收入倍率是5.23。這意味著收入上游20%家庭與下游20%家庭的平均收入差異為5.23倍。按照第二季度的基準，這是在2008年(5.24)之後的最大值。
收入下游60%(1~3階)家庭的收入都有所減少。將第二季度的數據與上一年同期相比，1階(收入下游20%)的家庭收入與2階(收入下游20%~40%)的家庭收入分別減少了7.6%與2.1%。作為中產階層的3階(收入下游40%~60%)的家庭收入也減少了0.1%。這種1至3階收入同時減少的情況在去年第一季度之後是首次，在2003年有統計以來則是第二次。收入相對較多的4階(收入上游20%~40%)、5階(上游20%)家庭第二季度的收入與1年前相比分別增長了4.9%與10.3%，二者形成鮮明對比。
工作崗位的數量左右著收入增減與否。1階家庭的第二季度就業人數與上一年同比減少18%；2階與3階分別減少4.7%與2.1%。相反，4階與5階就業人數分別增加2.5%與5%。今年5月之後，臨時工、日工等比上一年減少了10萬餘人。也就是說，低收入層的工作崗位逐漸消失，弱勢群體的收入不斷減少。
就此，企劃財政部宣揚的立場是“由於老齡化與行業狀況不景氣等原因，1階家庭的無職人員增多”。但據有關人士判斷，政府未曾提及的“大幅提高最低時薪”才是這種情況最大的始作俑者。曾任統計廳廳長的韓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俞京濬表示，“此次統計表現出最低時薪的大幅上調對分配造成的影響”，“可以維持僱用狀態的高收入勞動者的收入增加，弱勢階層的工作崗位流失因此收入減少，這一點得到了證實”。首爾市立大學經營系教授尹暢賢表示，“通過大幅提高最低時薪來改善分配，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期待政府有所轉變的聲音日益高漲。首爾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表鶴吉表示，“如果不採取增長政策，那麼分配也不會改善”，“由於收入主導增長政策的失敗已經顯而易見，因此政府應該把經濟政策完全轉換為以增長為中心，也需要對經濟團隊進行人事調整”。
來源：2018年08月24日 韓國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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