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收入主导增长的文在寅政府获得了最糟糕的“分配成绩单”——反映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创下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高收入群体挣得越来越多，但贫困群体的钱包却越来越薄。这与致力于提高弱势群体收入、缓解贫富分化现象的政府愿景截然不同。政府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状况不景气定为分配恶化的原因。但专家判断称，若抛开飞速提高最低时薪的政策不谈，则很难把分配恶化的原因解释清楚。有评价称，这一数字明确地展现出收入主导增长政策的失败。
根据统计厅8月23日发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家庭收支动向调查(收入)结果》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可以均等化处理的五阶收入倍率是5.23。这意味着收入上游20%家庭与下游20%家庭的平均收入差异为5.23倍。按照第二季度的基准，这是在2008年(5.24)之后的最大值。
收入下游60%(1~3阶)家庭的收入都有所减少。将第二季度的数据与上一年同期相比，1阶(收入下游20%)的家庭收入与2阶(收入下游20%~40%)的家庭收入分别减少了7.6%与2.1%。作为中产阶层的3阶(收入下游40%~60%)的家庭收入也减少了0.1%。这种1至3阶收入同时减少的情况在去年第一季度之后是首次，在2003年有统计以来则是第二次。收入相对较多的4阶(收入上游20%~40%)、5阶(上游20%)家庭第二季度的收入与1年前相比分别增长了4.9%与10.3%，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工作岗位的数量左右着收入增减与否。1阶家庭的第二季度就业人数与上一年同比减少18%；2阶与3阶分别减少4.7%与2.1%。相反，4阶与5阶就业人数分别增加2.5%与5%。今年5月之后，临时工、日工等比上一年减少了10万余人。也就是说，低收入层的工作岗位逐渐消失，弱势群体的收入不断减少。
就此，企划财政部宣扬的立场是“由于老龄化与行业状况不景气等原因，1阶家庭的无职人员增多”。但据有关人士判断，政府未曾提及的“大幅提高最低时薪”才是这种情况最大的始作俑者。曾任统计厅厅长的韩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俞京濬表示，“此次统计表现出最低时薪的大幅上调对分配造成的影响”，“可以维持雇用状态的高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弱势阶层的工作岗位流失因此收入减少，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首尔市立大学经营系教授尹畅贤表示，“通过大幅提高最低时薪来改善分配，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期待政府有所转变的声音日益高涨。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表鹤吉表示，“如果不采取增长政策，那么分配也不会改善”，“由于收入主导增长政策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因此政府应该把经济政策完全转换为以增长为中心，也需要对经济团队进行人事调整”。
来源：2018年08月24日 韩国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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