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戰勝利100週年。1914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持續到1918年的大戰，將六大洲的33個國家、15億人捲入戰火。這其中，包括了距離戰場萬里之遙的中國。
炮火紛飛的一戰戰場上，14萬中國勞工組成了一支特殊的“軍團”。他們不是提槍上陣的軍隊，卻以血肉之軀為協約國一方提供著戰爭支援。協約國取得了一戰的勝利，14萬華工是中國北洋政府列入戰勝國最充分的理由。
對積貧積弱的中國而言，戰勝國的滋味暌違已久，值得歡呼雀躍。而對14萬華工來說，那是血汗和生命換回的酬勞。
勝利的喜悅還沒有散去，巴黎和會就把中國澆了個透心涼，正當的權益要求被列強拒絕，華工們的犧牲和作用被無視，由此引發了劃時代的五四運動。
以工代兵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中國剛剛結束封建帝制三年，登上中華民國大總統之位的袁世凱，又在一步步地謀劃著他的“皇帝夢”了。這個時候，如何處理和歐洲列強的關係就更加微妙而複雜起來。
袁世凱政府的做法是“誰都不得罪”，8月6日,中國繼美國和一些歐洲小國之後宣佈中立，準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置身事外了。
中國卻根本沒有置身事外的條件。
和一戰沒有直接關係的日本跳出來趁火打劫。8月8日，日本艦隊出現在膠州灣的海面上，他們向德國宣戰，要攻打的卻是德國在中國的租借地青島。
戰火馬上燒到家門口，中國該如何應對？袁世凱的幕僚中有人提出，既然無法在戰爭中脫身，索性就加入戰團，或許能減少侵害。
梁士詒就是極力主張中國參戰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向袁世凱建議:“趁今日本未動兵之前，密與英約……即日與德使磋商，剛柔兼施，一面派兵前往圍守青島，強彼交還，迅雷不及掩耳，使日本無所措手。青島若下，日本又以後何說進兵，此不特防日本之侵略，且以杜將來之後患也。”
搶在日本動手前收回青島，以絕日本之口，聽上去似乎很有謀略，但真要實施起來，恐怕只是想當然。且不說德國會不會甘心把青島交還中國，日本攻佔青島的計劃已經箭在弦上，找個藉口實在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了。
袁世凱沒有聽梁士詒的建議，“嚴守中立”，聽任日本從德國手中搶去了青島。
沒能借一戰爆發之機收回青島，梁士詒等參戰派並不死心。他們反覆遊說袁世凱正式參戰，以戰取利。
袁世凱也有所動，但探問了一下協約國主要國家的態度，馬上按下了參戰的念頭。日本的極力反對是自然而然的，協約國在遠東正有賴日本的協助,也不敢邀中國參戰而得罪日本。
中國參戰的想法被協約國拒絕了，但是他們並不拒絕中國提供私下裡的支援。英國公使朱爾典就找到了梁士詒。當時香港的英軍主力都被調回歐洲參戰，防守空虛，朱爾典請中國方面幫助補充槍械。這是一個與協約國拉近關係的機會，梁士詒馬上安排人全力協助。
正在梁士詒苦於“投靠”協約國無門之時，1915年，協約國主要成員法國的駐華公使康悌主動找上門來，與北洋政府秘密談判中國勞工招募事宜。
招募華工赴歐參戰的設想正中梁士詒下懷，兩人一拍即合。
梁士詒認為：“中國財力兵備,不足以遣兵赴歐,如以工代兵,則中國可省海陸運輸餉械之鉅額費用,而參戰工人反得列國所給工資,中國政府不費分文,可獲戰勝後之種種權利。”
1916年，正是歐洲戰場打得熱火朝天之時，一批批的中國勞工被輸送到法國，他們建工事，挖戰壕，修鐵路，架橋樑……以中國人特有的勤勞堅忍從事著艱苦的戰地後勤工作。中國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遠赴歐洲的大批華工在威海衛登船。
英、法招工團
法國駐華公使康悌同梁士詒幾經磋商之後，於1915年6月9日向法國政府報告，中法可以就使用華工問題達成協議。當年年底，法國退役少校陶履德被委任為國防部代表，組織招工團招募中國工人。
陶履德招工團的團員都是法國軍官及政府僱員，無一來自民間機構，他們招募華工是非常明確的政府行為。而中國北洋政府已經宣佈中立，為避免得罪德國，不願以政府形式出面。
梁士詒便與法國駐華公使康悌商定，中方設立民間機構惠民公司，由商人代政府負責，承攬招募華工事宜，法國國防部代表陶履德來華身份是“農學技師”。
1916年5月14日，法方由康悌全權擔保，“農學技師”陶履德簽字，中方則由惠民公司經理梁汝成簽字，正式訂立招工合同。三個月後，第一批約一千名中國勞工到達法國馬賽港，法國當地報紙這樣描述：“這些華工是通過仔細挑選而招來法國。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的北方。他們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們國家的氣候。另外，醫療體檢報告結果認為絕大部分的華工身體健壯，這對我們國家繼續在那兒招工是一個好消息。”言語之中對華工的到來充滿了期待。
相較之下，另一個華工的主要招募方英國，行動比法國要遲了一步，但效率要高得多。總計14萬名赴歐華工中，法國招募了4萬多名，英國招募達10萬名。
威海檔案館保存著國內最豐富的一戰華工史料，因為當年是英國租借地的威海衛正是最主要的華工赴歐起點。威海檔案館編研科科長董峰告訴北京日報紀事記者，梁士詒和法國方面商談“以工代兵”的時候，也曾找到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推銷此計劃。不過，這個設想被朱爾典稱為“天方夜譚”，拒絕了。
英國是列強在華強取不平等權利的開創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他們非常清楚中國“以工代兵”的用意，不會接受中國與之平起平坐。
不過，一戰的慘烈現實很快讓英國低下了傲慢的頭顱。英國本土雖然不是戰場，但作為最主要的參戰國之一，英國的人員損失一點兒不比法國少。當戰爭打到1916年夏季時，英國處境相當危險，尤其索姆河一戰，英軍傷亡40萬人，元氣大傷。
法國剛剛與中國簽訂了招工合同，英國就援例為之。
法國在中國招募勞工的範圍很大，招募點遍佈河北、河南、山東、湖北、江蘇等省份。英國則把勞工招募地主要集中在了山東。英國人顯然比法國人更瞭解中國。
起初，英國準備把招工基地設在香港，但在比較了中國各地人口特點之後，改在了另一個租借地威海衛。以數十年對中國的侵略作為了解途徑，英國人認為，中國北方人特別是山東人，身強體壯，吃苦耐勞，便於管理，而且山東的氣候條件與歐洲類似，這裡的人更容易適應歐洲。
英國也依照法國招工合同的條款，與北洋政府簽訂了類似內容和條件的合同，算是一種平等的用工合同，中國勞工的待遇也與英法兩國工人平等——儘管這一點實際並未實現，但參加一戰的中國勞工與此前被稱為“豬仔”的出國勞工有了根本不同。
在英、法與中國方面簽訂的招工合同中，都杜絕了“參戰”之類的詞語出現，甚至還有駐華公使出具保證，“不使華工參加戰務”，但這只是雙方默契的表面文章。華工赴法後，多被派往兵工廠，製造運輸軍需物資，還有更多的華工在戰場上挖戰壕、修工事，從事著工兵的任務。
這些自然都被戰場對面的同盟國一方看在眼裡。實際上，英、法剛開始大規模在華招募勞工，德、奧駐華公使就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指責其不守中立，暗助協約國。北洋政府一概以“華工不參與戰務”作答，德、奧在歐洲戰場上已經焦頭爛額，對北洋政府這樣“裝糊塗”倒真是沒什麼辦法。
廉價勞動力
在威海衛的勞工營，英國招工局對華工進行了篩選和簡單的軍事訓練。
1917年的春天，江蘇丹陽的青年農民朱桂生在街上看到一則廣告：“帶著至少5年的合同去法蘭西吧！你的年收入將達到2000法郎，回來時你將成為大富翁。”這樣充滿誘惑力的標語，很輕易地打動了一無所有的朱桂生，他很快去報名點報了名。
19世紀初葉的中國尚未普及白話文，這則廣告是數十年後朱桂生給後人講述的回憶，具體原文已不可考，大意應該不會有很大偏差。朱桂生沒有回來，他在一戰之後留在了法國，娶妻生子。當然，幾年辛勞而危險的戰地勞工生涯，也並沒有讓他成為“大富翁”。
同樣是1917年的春天，山東青島的崔志卿站在威海衛碼頭的勞工隊伍裡，準備登船，遠遠地和碼頭外的妻兒揮手告別。
2014年北京日報紀事記者採訪時，崔志卿的孫子崔樹新都已年過古稀。數年前，愛好寫作的崔樹新準備寫一寫家人的故事，卻發現早已還原不出祖父在歐洲的這段經歷。
14萬華工絕大多數屬於最底層的勞動者，沒有什麼文化，英、法對他們的文化水平也沒什麼要求，需要的僅是大量身體強壯、能夠從事最原始的重體力勞動的“工蟻”。他們的一生平凡普通，默默無聞。14萬華工作為一戰中的一個特殊軍團，舉世共知，但他們當中的個體，卻彷彿歷史長河中一粒微塵，難以惹人注意。
很多華工，留在歷史中的記錄僅僅是招工合同上的一個名字，又有很多人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只在合同上按了一個手印。合同的條文細緻而複雜，華工們不一定都能讀懂合同條款，他們有著最樸素的理解：到法蘭西工作三到五年，包吃包住，每月能掙十多塊大洋。
對當時的中國普通民眾來說，十多塊大洋的月收入極具吸引力。董峰告訴北京日報紀事記者，按照當時的物價水平，一塊大洋能買30斤上等大米，將近10斤豬肉。而當時那些體力勞動者的月收入，能有三四塊大洋就已經很不錯了。
董峰展示了一份《大英威海衛政府招工局薪金錶》。北京日報紀事記者看到，華工的薪金實際上分為兩部分，普通工人“在歐每日工價1佛朗（法郎，因華工主要在法國戰線工作，工資統一由法郎結算），在華每月10銀元。”在歐的“工價”直接給付華工本人，在華的部分則支付給華工家庭。按照當時的匯率，1銀元相當於5法郎。以每週工作六天計算，普通華工每個月的總收入大約15塊銀元。普通華工之上，還有小工頭、副工頭、工頭、正工頭等幾檔，最高的華工管理者，在歐每日工價能達到5法郎，在華每月60銀元。
崔樹新記得，父輩曾回憶過，他的祖父在歐洲做工時，家裡每個月能收到30塊大洋，在當時算是相當豐厚的收入，足以保證一家老小衣食無憂。那是因為崔志卿此前一直在青島的洋行裡工作，外語熟練，他是作為翻譯被招工的，處於華工收入的第二檔——副翻譯兼正工頭。
貧苦的中國勞動者對這樣的工資待遇趨之若鶩，報名者眾多。他們並不知道，在英法兩國眼中，他們不過是極為廉價的勞動力——歐洲戰場上最底層的法國士兵，每天的薪金也有10法郎，相當於普通華工的三到四倍。
英國在威海衛設立了招工局，一批批從山東和其他省份招募的中國勞工集中到這裡。在威海劉公島對岸的合慶南山上，英國建起了一座可以容納千人的簡易勞工營。勞工們先要到這裡進行篩選和培訓。
篩選的標準非常簡單，身體好，沒有傳染病即可。培訓則是準軍事化管理和簡單的體能訓練，包括編隊、隊列行進等。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英、法和北洋政府對外都宣稱華工不涉及任何軍務，但華工內部卻實行了軍隊化的編制，合同中的“小工頭”、“副工頭”、“工頭”等職務，在這裡變成了班長、排長、連長，每個人管理的人數也和軍隊的班、排、連相同。更高的營長一般由工程司的外國人擔任，中國翻譯協助，相當於中方的營長。華工的領導層甚至擁有軍銜，當時擔任副翻譯的崔志卿曾給後人回憶，他的職務是“上尉副通譯”。
通過了篩選的華工，領到了統一發放的服裝、餐具和洗漱用品，此外，每個人還有一個“銅鐲子”，套在手腕上，直到三年或五年工期結束之後才能摘下。那是他們每個人的編號。每個中國勞動者的名字，自此之後就變成了一組阿拉伯數字——這是一種近乎於監獄的管理方式。
1916年11月15日，來自山東榮成的畢緒忠拿到了華工第00001號登記單，成為一戰時期英國招募華工的第一人。1917年初朱桂生到達威海準備出發之時，他的編號已經到了27746。
威海衛是最主要的華工輸出港口，但絕不僅限於此，天津、青島乃至上海，都有大批的華工踏上了遠赴歐洲的航程。
最初，勞工乘坐的輪船都經太平洋取道蘇伊士運河，然後穿越地中海到達法國，但這條路線上危機四伏。德國對協約國發動了無限制潛艇戰，任何協約國的輪船都可能成為攻擊的目標。1917年2月，運送華工的法國輪船Athos號就遭到了德軍潛艇的伏擊，被一發魚雷擊中，船上的540名中國勞工不幸遇難。
隨後，為了保證安全，華工運送路線改為繞道非洲好望角，或者橫渡太平洋抵達加拿大，再從陸地橫穿加拿大，越過大西洋到達法國。儘管躲過了德國潛艇的威脅，但這兩條路線都大幅增加了行程，一般要走三個月以上。
在運送華工的輪船上，英、法兩國並沒有兌現合同中規定的飲食和住宿條件，所有的華工都被關在狹窄、封閉的船艙內，船艙毫不透氣，溼熱無比。漫長的行程加上惡劣的航行條件，很多華工都得了航海病，在缺乏醫療救治的情況下死去，屍體被直接丟到海里。究竟有多少華工葬身大海，永遠無法考證。
最優秀的勞動者
華工在戰場上緊急修復被炸燬的鐵路。
當崔志卿、朱桂生們到達法國馬賽港時，他們在海上漂浮了三個月的心終於落了地，這並不是幸福生活的開始，他們甚至來不及舒展疲憊不堪的身體，就立刻被送到了前線，在傲慢的歐洲白人眼裡，他們只是一群健壯的廉價“工蟻”而已。
先後到達歐洲的14萬多華工，其中有9.6萬人被分配給英軍，3.7萬人由法國支配，另外還有1萬餘人則在美國赴歐遠征軍中服役。
按照最初約定，華工的工作是以工代兵，並不參戰，但事實上華工的工作無不與戰爭相關。在工作安排上，法招華工多被安排到軍工企業，受僱於法國的華工由法國軍事當局負責。從佈雷斯特到馬賽，從里昂到敦刻爾克，不管是在國有兵工廠中還是在冶金、化工、建築行業的私營企業中，都有華工的身影。編號“27746”的朱桂生就被送到拉羅謝爾附近從事戰地服務，他最初在麵粉廠工作，後來被安排運送糧食彈藥。
在1917年8月中國向德國宣戰以後，法國把中國勞工推向了最前線。他們雖不直接參與戰鬥，但要負責運送傷員，在戰爭的間隙去戰場上搬運屍體。有的華工還向前線運送彈藥，另一些人就留在了戰壕中修繕掩體，維護機槍陣地。
而英招華工則幾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線，挖掘戰壕、修築工事、野戰救護、掘埋屍體、清掃地雷、築路架橋、解運糧草、裝卸給養……但凡戰爭所需，幾乎無處不往、無所不為。另一些則替代了被派往法國的英國碼頭工人和運輸工人，這樣就使得英國工人能夠回到英國從事他們的職業。但無論是在前線還是後方，華工從事的都是最艱苦、最繁重的工作。
一位叫張邦永的華工後來寫過《華工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片斷回憶》，文中講述：有些地方與敵人戰壕相距不過50碼。我們站在敵人戰壕前挖戰壕，戰壕挖好後，英兵才進來，所以我們實際是在最前線。這也是與威海衛時所訂合同中“不作戰”的話，是不相符的……
在歐洲戰場上，華工們超強的適應能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給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威海檔案館曾幾次赴歐收集一戰華工史料，董峰說，他曾經看到一份1918年的英國陸軍部報告：“中國勞工是所有外國勞工中最優秀的……大多數勞工都能熟練地工作或者說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們一直都在鐵路、兵工廠和坦克車間高效率地工作。”法國軍隊總司令福煦也曾在給法國總理的信中寫道：“（華工）是非常好的勞工，他們可以成為最好的士兵，在炮彈的狂射之下他們能保持很好的姿態，毫不退縮。”
然而，華工的付出和回報是不成比例的，特別是在沒有一個強大國家作為後盾的時代，他們只能是任人宰割的角色。比如原本合同中承諾的“包吃包住”，其實是要在華工的薪金中扣除的，於是，伙食費要扣、置裝費要扣、醫療費要扣，收入最低、人數最多的普通華工，甚至有將近一半的薪金拿不到手中。1919年的英國議會會議備忘錄也不得不承認：“華工比其他有色種族的勞工擔當了更大的風險，但是他們甚至連幾塊小小的軍功章也未能得到。”
對於中國勞工而言，繁重危險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資都可以忍受，難以忍受的是來自英法軍隊不公正的對待和歧視。
在協約國軍方的眼裡，華工是他們僱傭的苦力，沒有什麼尊嚴可言，軍方所推崇的華工管理方式是：要兇要狠，不要吝惜暴力。
董峰告訴北京日報紀事記者，法國人天性自由散漫，對華工的管理也相對寬鬆一些，但是也很有限，只是允許華工穿平民服裝、進入咖啡館和酒吧等。這些在英軍的管理中是被絕對禁止的，理由是“防止華工逃跑”，法國些許的寬鬆還招致了英國的抗議，認為“加大了英軍管理華工的難度”。
英軍甚至禁止華工使用英國人的廁所。1917年，華工第13營的一名華工因為內急觸犯了這項規定，遭到了英軍的殘酷毆打。這一下觸怒了中國勞工。以山東人為主的華工中有不少會幾手拳腳的“練家子”，他們衝上去與英軍打成一團。這次衝突被英軍用槍炮平息，華工的死傷情況沒有記錄，留下的結果只是英軍認為“13”這個數字不吉利，遂把13營拆散，另編成第64營。
儘管遭受了各種不公正的待遇，但華工們仍然保持著勤勞樸實的本分，與協約國軍隊並肩作戰。身處前線的華工們，不可避免地被裹挾入戰陣。在1917年法國皮卡第的一場戰鬥中，德軍衝入了英法陣地，修繕戰壕的華工們不得不用鐵鍬、鎬頭與德軍展開搏鬥。當援軍趕到時，大部分華工已經戰死。
戰地浪漫
一家法國軍工廠的車間，工人除了華工，只有法國女性。
一戰的血腥和慘烈是空前的，戰場上數以百萬計的生命變成了炮灰。在一線搏殺的軍隊都是由各主要參戰國的青壯年男性構成，傷亡人數讓人震驚。根據法國政府的統計，一戰之中，年齡在15至30歲的法國男子，每3個人便有1個死於戰火。即便把法國男子年齡段的上限提高到49歲，死亡率也高達13.3%。對當時只有4000萬人口的法國來說，這樣的損失極為可怕，整個國家的主要勞動力人口大幅降低，男女比例嚴重失調。
也正是出於這樣的現實，英法不得不從萬里之外的中國緊急僱傭了14萬青壯年男性勞工。如果一戰在1918年底沒有結束，這個數字還將繼續增長。英法兩國提出的招工計劃超過了20萬人，而北洋政府在戰後則直接宣稱派出了20萬華工參戰。
在男性奇缺的法國，東方男子與西方女性的愛情意外生長，算得上14萬華工在歐洲戰場上遭遇的惟一一抹浪漫。
1918年7月的一天，一位法國姑娘跑進華工服務中心，急切地懇請工作人員按照中國傳統習慣為她保媒，她要嫁給華工中的一個“楊先生”。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那時正在巴黎的基督教青年會華工服務中心擔任幹事。他本來在美國留學，一戰爆發後自願到法國參加戰地服務，與為數眾多的華工們相遇歐洲。蔣廷黻先後在里昂和勒克列索的兵工廠組織華工服務社，教授中國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們寫家信，寄錢回家。蔣廷黻接待了這個主動上門“提親”的法國姑娘，他並不看好這樣的跨國婚姻，就提醒她說，中法兩國生活習慣很不一樣，結婚後肯定有非常多的不方便，而且華工在合同到期後是要回中國的。
可那個法國姑娘非常堅決，表示自己願意跟著“楊”到中國定居生活。她還說，如果失去這次機會，她可能就沒有機會結婚了。即便嫁人，也可能嫁給一個法國人中莫名其妙的傢伙，掙一點錢就喝酒，喝醉了回家打老婆。她和“楊”已經接觸了一年多了，從沒發現他喝酒，而且他身上有很多法國男人不具備的優點。
這是蔣廷黻曾經回憶的一段軼聞，“楊”的全稱叫什麼，現在已經找不到了，這段跨國愛情的結果也不得而知。不過，愛上華工的法國姑娘遠遠不止一個。
在當時的法國，青壯年男性大多被徵召入伍，勞動力奇缺，以致很多女性不得不進入工廠，頂替男子的崗位。像司機、建築工、搬運工這些重體力職業，也出現了大量的女性工人。在華工相對集中的機械廠、坦克廠這樣的軍工企業裡，女工人數更多。她們隨時都能與華工接觸。
絕大多數華工在中國只是底層勞動者，但他們應募時經過了嚴格篩選，年齡在18到40歲之間，不但身強力壯，而且吃苦耐勞，再加上出色的學習和適應能力，華工很快成了工廠中的“第一流工人”。他們深受法國工廠和軍隊的歡迎，不論在後方的港口、車站、倉庫，還是戰地，只要看到起重機，幾乎都是由華人操作，法國海軍還聲明，外國勞工只需要中國工人。不少法國女性也對華工產生了特殊的好感，她們發現，華工會把每月工資中的大部分節省下來，按時寄回家，餘下的生活費也不會像法國男人那樣去酒吧或咖啡館裡揮霍。中國人身上的質樸、堅毅和自制的東方生活方式，頗受法國女子青睞。
越來越多的法國女子希望嫁給中國工人。這一現象，一度成為中法兩國政府高度關注的焦點。
1917年5月，一份來自勒阿弗爾的治安報告指出：當地部分法國人開始對華工極不友好，甚至聚眾抗議當地華工。他們抱怨說：“如果法軍繼續傷亡的話，法國就沒有男人了。因此，我們繼續打仗還有什麼意義？最終結果只會使中國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們的妻子和女兒，並且遲早瓜分我們在前線為之獻身的法國領土。”
法國內務總長鮑慕司甚至在媒體上發佈通告說：“華工多數是家境貧寒的苦力……我們法國的婦女，為什麼不嫁給那些凱旋的法國士兵，而偏偏打算與黃皮膚的苦力聯姻呢？希望廣大法國女子迅速覺醒。”
依照當時的法國法律：本國女子若嫁與外國男性，則自動失去法國國籍。因而，法國政府沒有給一對法國女子和華工辦理結婚手續。這時，來法國準備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之一、素有“民國第一外交家”之稱的顧維鈞發表了聲明：中國政府可以代負相關責任。
江蘇籍的華工張長松和他的法國妻子露易絲，就是在中國駐法大使館完成了結婚登記手續。
張長松到法國後，先是做了8個月的碼頭工人，然後被派到戰場上搬運屍體，後來因為身體素質出眾，被一個軍工廠招做鍛工。張長松心靈手巧，頭腦聰明，而且很快學會了一些法語，成了軍工廠華工的一個核心人物。一次，他出面幫一位華工討要漏算了的薪水，工廠的會計敷衍了事，不想理會。張長松一怒之下，揪著會計的領子去找總經理討說法，吵鬧聲引來了眾多圍觀者。這個高大、仗義、勇敢甚至有些莽撞的中國人，贏得了一位法國女工的芳心。她就是露易絲。
中國大使館給兩人頒發的結婚證書，並不能作為張長松繼續留在法國的憑證，好在他很快得到了新的工作合同。1925年，法國的法律條文做出了修改，接受了法國女性和外國人的婚姻。已經育有一兒兩女的張長松夫婦，在巴黎市政廳辦理了第二次結婚手續。而在信奉天主教的妻子的要求下，第二年兩個人又在一座天主教堂舉行了第三次結婚儀式。
張長松與露易絲的結婚歷程可謂一波三折，但終得正果。張長松也由此獲得了法國國籍，從此定居在那裡。
編號“27746”的朱桂生，也娶了一位名叫巴蒂斯特的法國姑娘，定居法國。2002年3月5日，朱桂生與世長辭，享年106歲，是最後一位辭世的一戰華工。
據戰後統計，大約有3000名華工因與法國婦女結婚，或者得到了新的僱傭合同而留在了法國，成為中法關係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國的中國人。
勞工神聖
1918年11月11日，德國投降，4年零3個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
中國北洋政府在1917年8月與德國斷交宣戰，公開加入了協約國一方，此時也終於成了戰勝國的一員。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政府向德國宣戰與華工有著直接關係。1917年2月，德國潛艇擊沉了運送華工的法國輪船Athos號，540名中國勞工葬身大海。這成了北洋政府公開對德宣戰的直接肇因。
宣戰之後，當時執政的段祺瑞政府曾表示，願意派出50萬中國軍隊赴歐洲對同盟國作戰。這純粹是做做姿態而已，以當時中國的國力和紛亂的政局，派出大軍遠征歐洲無異於痴人說夢。英法等國自然心知肚明，並沒有接受段祺瑞的提議，派軍一事不了了之。
中國參與一戰的只有14萬中國勞工。
一戰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表演說，高呼：“勞工神聖！勞工萬歲！”英國殖民大臣特別緻電威海衛租借地行政長官駱克哈特，表示向威海人民祝賀，並感謝華工軍團對戰爭所做出的貢獻。
但是，沒等大家緩過勁來，時局的發展就把中國這個戰勝國的美夢擊碎。在1919年1月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並沒有獲得戰勝國應得的尊重和權利。
巴黎和會上屈辱的一幕幕傳回國內，群情激憤的學生走上街頭，爆發了改變日後中國命運的“五四運動”。
1919年6月27日，《凡爾賽條約》正式簽字的前一天，留在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一個奇特的包裹郵寄到了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陸徵祥手中，他打開一看，發現裡面竟然是一把手槍和一張字條，字條上寫著：苟簽名承諾日本之要求，請即以此槍自裁，否則吾輩必置爾於死地！寄出手槍與字條的，正是當時尚在法國的中國勞工——山東省萊蕪縣牛泉鎮上裕村村農民，編號97237的畢粹德。
中國代表團最終沒有出席最後一天的巴黎和會，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但列強們置若罔聞，中國在他們眼中只是“一個地理名詞”，一盤等待重新分割的肉。德國戰敗了，交出青島和在華特權，日本是戰勝國的一員，將這些盡收囊中。
14萬華工兩年多的血汗和犧牲，並沒有換來應得的公正。
一戰結束之後，華工對英、法兩國沒有什麼使用價值了，開始被陸續遣送回國。到1921年最後一批華工登船，總共有11萬多名華工回到了祖國。
關於華工在一戰中的傷亡數字，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定論，英法對華工的死亡並不在意，從沒有認真統計。一戰結束後，法國政府統計留法華工大約為3000餘人，數年後又把這個數字擴大到了1萬餘人。即便照此判斷，犧牲或者病亡在歐洲的華工也在萬人左右。死難華工中有名有姓者只有1874名，埋葬在法國、比利時的69個公墓中。
從1925年開始，旅法華工總會數次呈文法國政府，要求為法國捐軀的華工建立特別墓地、豎立華工紀念碑、撫卹死難者家屬、撥款華人子弟教育等，但均未獲得迴音。直到1988年，在紀念一戰勝利70週年的日子裡，法國政府終於公佈有關華工的文獻，塵封數十年的華工為法國捐軀的歷史方重見天日。
在巴黎華工聚居地的街口建築物牆上，法國政府鑲嵌上了紀念華工的銅牌，上面用中文和法文刻著：“公元1916-1918年，14萬華工曾在法國參與聯軍抗戰工作，有近萬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生命。”
在法國索姆省一個名叫博朗古的小村莊，埋葬著14位“獻出了寶貴生命”的華工。他們的墓碑是1920年同鄉回國前所立，上面刻著“永垂不朽”、“勇往直前”、“鞠躬盡瘁”、“雖死猶生”的中文字樣。有的墓碑上刻有名字，有的則只是一串數字——墓主人當華工時的編號。
他們的墓碑朝向東方，他們永遠回不去的祖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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