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Howard Goldblatt，中文名是葛浩文，美國著名的翻譯家，最好的中國文學翻譯家，翻譯了包括蕭紅、 陳若曦、 白先勇、 李昂、 張潔、 楊絳、 馮驥才、 古華、 賈平凹、 李銳、 劉恆、 蘇童、 老鬼、 王朔、 莫言、 虹影、 阿來、 朱天文、 朱天心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
其中，葛浩文翻譯的莫言系列作品為莫言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為葛浩文專訪第一部分。
葛浩文出生於1939年，1960年代服役期間在臺灣學習漢語，復員後在舊金山州立大學，葛浩文首次接觸到蕭軍、蕭紅的名字。他聽導師說起，東北有個“二蕭”，兩人的愛情故事很曲折。他找來一本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看過覺得不錯。這是他讀的第一本中國小說。他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國文學翻譯家。他的翻譯嚴謹而講究，“讓中國文學披上了當代英美文學的色彩”。
寫博士論文時，導師柳無忌讓他報選題。葛浩文先報了朱自清散文，柳搖頭；報田漢的戲劇，也搖頭；最終他想起“二蕭”來，告訴柳無忌，其父柳亞子跟蕭紅相熟。柳無忌一聽，來了興趣，催葛浩文“趕快寫”。
蕭紅——這個年紀輕輕就去世的女作家在十幾年的時間裡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作品，但是在當時很少有人關注她的作品。於是《呼蘭河傳》成為了葛浩文翻譯的第一本中文小說。
葛浩文是我？
我的中文名字原來叫郭佈雷，這個名字是我當時在臺灣服兵役時的中文老師張義取的。他是東北人，個子小小的，作為軍人家屬跟著老蔣從大陸逃到臺灣去的。我當時很喜歡這個名字，但當時的臺灣朋友都說這個名字不好，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後來張義花了三個禮拜，給我取了現在的名字：葛浩文。
取這個名字的理由是：中國人裡姓葛的人不太多，名字叫浩文是我在學習中文，從浩大、文學裡各取一字，希望我能夠學到中國文化的真本領。後來過了很多年，我慢慢覺得這個名字取得真是內容高深：臺灣人和大陸人都不知道葛浩文是外國人。
1986年，我去一個大陸人通電話，他對我很不客氣，後來我告訴他我是美國人，結果被他在電話裡罵了一頓：“你裝個外國人，還有沒有臉了！”我後來開始說英文，結果他呯地掛上電話。我當時很高興，這證明我學的中文很地道了。
在臺灣的時候，我學了一年中文就回美國了，因為我父親得了癌症快死了。我回去的時候，他已經過世了。當時我不知道做什麼好，後來我問一個老師：我該做什麼？他問我能做什麼？我說我能說一點中文。他就建議我到大學裡去學習中文，後來我就到舊金山州立大學讀書，一個不愛看書的人，居然一直讀到了博士，還留在了大學裡面教書。
我做翻譯完全是個意外。因為寫蕭紅的博士論文，我翻譯了她的一些資料給別人看，當時恰好碰到一個人，請我一起翻陳若曦的《尹縣長》。因為她當時剛剛離開中國大陸，這個出版社考慮到，陳若曦是臺灣人，剛剛從大陸跑出來，如果光是臺灣人翻譯她的東西，讀者可能會認為這完全是政治宣傳價值，乾脆找一個老美來翻，就把它當做是純粹的文學作品。
後來，舊金山的一家商業出版社找聶華苓，找人翻譯張潔的《沉默的翅膀》。後來聶華苓問我願不願意翻？我沒有問多少錢，就說OK。就這樣開始了翻譯生涯。
到東北找蕭紅
我在舊金山州立大學讀書的時候，圖書館裡中文書很少，偶爾看到了蕭紅的《呼蘭河傳》。我一看就覺得這是好東西。她的作品沒有當時流行的愛國主義，也沒有發牢騷、叫苦，就是平靜地寫她眼睛裡家鄉的生活。那時候，我看過中國作品也不算太多，也就看了茅盾、巴金、老舍那些作品，蕭紅作品很獨特，能寫別人寫不出來的東西，我就看上了她，我的博士論文就的《簫紅評傳》。
1980年的時候，我在美國一家報紙上看到一篇短文，文章提到蕭軍的名字，我很興奮，他居然還活著。我當時不知道他的地址，很冒昧的寫了一篇信給蕭軍，寄到中國北京作協蕭軍收，信裡簡短介紹我自己，說我很想到中國去拜訪他。
一個月後，有人請我去臺灣。我突然接到家裡人的電話，說有我一封信，是中國大陸來的。人讓家裡人打開信看看，哈哈，原來是蕭軍給我的回信，蕭軍表示，歡迎我到中國去。我立刻從臺灣上飛機到香港，就申請一個去大陸的簽證，順利通過，上了飛機到北京。
我到了北京首都機場，飛機跑道上走來走去的人特別多，我下了飛機，可是沒有人來接我。晚上七八點鐘，大廳裡工作人員喊：“下班了，我們要打烊了。”因為飛機都下班了。後來我在首都機場賓館住了一晚，第二天作協的人來了，接我到北緯飯店。中國作協一個姓畢的工作人員給我定的北緯飯店，旅館，當時全北京只有這個三層樓的旅館讓老外住。樓裡住了兩個外國人，其他的都是艾青這樣的老作家，他們在這裡養老。
當時造訪過美國的蕭乾給我在北京烤鴨店開了一個Party。我一去，哈哈，蕭軍也在，好多在場的老人名字我都很熟，舒群，羅烽，白朗，馮牧，蕭乾…他們都對我非常客氣的理由是：居然有一個外國人對我們過去的文學作品感興趣的，他們很高興。當時我第一次見到蕭軍，沒敢提他和蕭紅的事情。
當時，外國人在北京不能自由活動，必須在中方工作人員陪伴下外出。作協的這個陪伴姓李，這個人挺好，我對他說，“老李，我想到哈爾濱，看一些東北作家。”他說不可能，當時這些地區沒有對外開放，不讓外國人到那邊去。後來奇蹟發生，我的申請得到批准。
我們上了一個破舊的飛機，當時的飛機說的人對飛機很稀罕，土的很可愛得很。飛機起飛，左邊的人跑到右邊，右邊的人跑到左邊，看窗外的風景，飛機差點失去平衡，天哪。飛機先到瀋陽、長春，每個地方都要停一段時間，最後到哈爾濱，我下了飛機，一望三個字哈爾濱，眼淚就下來了。我從來沒有想到，我這輩子能夠來這裡，有一天會看到這三個字。
當時有幾個東北學者和記者很熱烈的歡迎我，他們帶我住進一個名字叫107的旅館，這個旅館是俄國人建造的，天花板非常高，我能想當年俄國人在那邊跳舞。按照當時的規矩，中國人不能陪我們一起吃飯。我們只好他們一個房間我一個房間吃飯，他們不停地向我抱歉。
蕭紅和蕭軍在北京曾經住過一個四合院，在蕭軍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他們幾十年前住過的四合院。很神奇的是，院子裡頭有一個小女孩在很認真的寫東西，我後來跟她媽媽說，“我看您女兒在寫東西，說不定她長大了是第二個簫紅”。她媽媽當時就樂了。
接下來，我想去蕭紅家鄉呼蘭看看。當時的陪同說，“絕對不可能，因為呼蘭從解放到現在，沒有一個西方人去過的”。我說，“這是簫紅生長的地方，我想去看看”。他後來請示上頭，結果是批准我去。我們上了汽車，一個小時到呼蘭。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們車過不去了。當地政府的一個吉普車堵住了我們，車外邊都是當地的老百姓，他們第一次見老外，圍著車看我，非常興奮。那一次，我看了蕭紅故居，看了她讀書的龍王廟小學，我這輩子沒有那麼興奮過。
我從中國大陸回到臺灣，高信疆所在的中國時報請我做一次公開演講。那個演講廳裡都是人，只有我一個老外。可憐的高開始的時候非要我談什麼中國小說、臺灣小說，我當時不同意，為什麼臺灣人還要我這個老外告訴他們臺灣小說呢？我站在那邊說了一半，我就提到我自己剛從中國大陸回來，去了北京和蕭紅的家鄉。
結果我旁邊高信疆的眼睛突然就瞪大了，臉色蒼白，他不知道我要做什麼事。後來，他說我好在沒有再說下去，否則我和他會被警察馬上請走的。幸虧我好在沒有跨過那條紅線，他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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