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文學史，遺漏了不少優秀作家，上海的張靜廬應該是其中之一。
張靜廬素描像
上海最早創建的新文學社團，叫做新潮社（非傅斯年和俞平伯辦的那個）。該社成立於1920年3月，張靜廬就是新潮社社刊《新的小說》的創辦者和首任主編。他的小說《我和她》就發表在這上面。寫一對父母包辦的夫妻，人前舉案齊眉，私下相對無言。
新潮社成立兩年後，因為停刊，張靜廬就轉到了《商報》工作。1924年出版以小說為主的《單戀集》，反響不俗。次年又出《薄倖集》，以簡練委婉的筆致描寫女主人公英英的早戀經歷，充滿苦澀哀涼的情緒。張靜廬的小說揭示了當時年輕女性的愛情婚姻的悲劇，也反映了那時中國的社會生活現實。
民國時期的江西南昌
日本人拍的江西萍鄉
張靜廬在《商報》工作時，陳布雷是該本主筆。潘公展是該報電訊編輯。張靜廬和沈松泉去南昌，陳布雷、潘公展也應蔣介石之邀來南昌，與張、沈兩人同住江西大旅社。他們在南昌期間，看到了一派熱火朝天的革命氣象。工人、農民和婦女，都在開會，群眾們都發動起來了。張靜廬和沈松泉兩人當時還去拜會了時任“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
戎裝版的郭沫若
張靜廬於1927年4月返回上海。先出版了他在南昌編著的《革命後的江西財政》。10月，完成了中篇小說《革命外史》的創作。
1928年，《革命外史》在上海出版，作者翁仲，很顯然這是化名。因為張靜廬在後來的《在出版界二十年》及一些回憶文章中，均未提及《革命外史》及翁仲筆名，所以多年以來，外界一直沒能破解《革命外史》作者之謎。直到沈松泉寫《懷念張靜廬先生》，人們這才知道，這部以深邃的目光、犀利的筆觸最早揭露國民黨腐敗的小說作者，就是當時毫不顯山露水的張靜廬。
《革命外史》共有十二章，敘述1927年北伐革命期間，國民黨、國民革命軍、國民黨政權內部的人和事。作者按照二元對立的方式，堅持非此即彼的立場，人物尚不豐滿。但是小說一直將筆觸深入到所經歷的現實生活中，對準每個人物，透過其表象，洞穿和揭示隱藏於生活背後的真相。請看這段：
吳局長說：“本來吃煙也不是什麼大壞事，我在軍隊上混了這些年，見過的上級軍官也不少，大部分是喜歡的；惟黃埔出來的，新軍官，才不吃這個的。”沈院長笑道：“人總是有嗜好的，不吃煙，就愛色；他們年青的，都喜歡玩女人。聽說從前在江西的時候，差不多一個軍官，總有一個女人。江西省黨部的《民國日報》上，每天說這個皮帶戀愛的事情，聽說據他們略略調查一下，南昌一城，在革命軍佔領的三個月內，皮帶結婚已有四五百起，那不結婚的還不算呢！”
國民革命軍
吃煙是個人嗜好，無可厚非。但是《革命外史》寫革命軍人玩女人，搞“皮帶戀愛”，看似閒聊說來，輕描淡寫，但卻說明了在革命隊伍中瀰漫著醉生夢死的糜爛風氣。還有些段落是表現革命政權內部以革命的名義，任人唯親、假公濟私、拉幫結派的腐敗現象。請看這段：
說起謀事，這裡從老總駐節以後，餘伏虎又任了財政委員會的主席，總部和全省財政機關，阿拉同鄉已擠了滿坑滿谷，而來者又多自田間，不懂政治，所以常常鬧出笑話。大旅社住的候差人員，比那裡更多，滿屋鄉音，簡直變做寧波同鄉會了；還有不知好歹的，在旅客名牌，特地標出“奉化”二字，以示闊綽，真是貽笑大方……
社會精英女性慰勞國民革命軍
事實上，《革命外史》這部小說，是張靜廬將自己在江西的所見所聞，在恪守生活真實性的基礎上，做了一些藝術加工，故帶有很強的紀實性。如果說《革命外史》別有價值，那就是它傳達出了一個嚴酷的真實，記錄了一個剛剛登上歷史舞臺的革命政黨和政權，其機體和精神已經開始腐爛的悲劇。
作為小說文本，《革命外史》也具有特色，它像文學性小品，又像新聞採訪化的二人轉，還有點像情景喜劇。在白色恐怖籠罩的背景下，為免遭“黨國”和其控制的輿論加害，又要使《革命外史》順利出版，張靜廬不得已而為之地賦予小說含蓄幽默的特質。他在《自序》中所說，“在革命的狂潮中，拾些有趣的故事，把它演成這樣幾卷通俗的小說，給人們做些茶餘飯後的消閒品。這其間沒含有詆譭吾黨同志的惡意”云云。這是張靜廬的一種鬥爭智慧，也因此意外地構成了小說的獨特魅力和思想價值。
網上可查，可能不是同一本
小說出版後，1929年6月，日本推出了日本版《支那革命外史》，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為翁仲，譯者的署名就有點搞笑了，叫“東洋鬼”。總而言之，張靜廬與《革命外史》，都被中國現代文學史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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