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5 年7 月11 日（大明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福建閩江口長樂太平港，240多艘巨大艦船列陣以待，雲帆蔽日，接天連海。太平洋上刮來的陣陣季風，吹起船頭上的大明帝國皇旗大纛獵獵作響。“起航——”！隨著聲聲號角，這支當時無敵於天下的強大艦隊揚帆而發，一路向西，駛向茫茫大洋。挺立艦首的鄭和可曾料想，他的遠行，極大地改變了此後東西方歷史的走向。
鄭和所率領的，是當時世上最為強大的海上特混艦隊。《明史•兵志》載：“寶船高大如樓，底尖上闊，可容千人”，長150餘米，上下四層，為當時世界最大的船隻。整個艦隊有2萬7千餘人，規模龐大，包括指揮、航海、外交貿易、後勤保障、軍事護航等多個職能部門。當前最為強大的美國海軍航母聯合艦隊，一般才有7-11艘艦艇、6500人左右。著名學者、英國的李約瑟博士對此讚歎不已:“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
鄭和下西洋
與滿載著殺傷性武器彈藥的美國航母聯合艦隊所不同的是，大明王朝的這支龐大艦隊，滿載的是中國出產的瓷器、絲綢、茶葉、漆器、金屬製品、銅錢等西方所豔慕渴求的物品。這支具備強大武力的艦隊卻不是軍隊，在鄭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僅有錫蘭（今斯里蘭卡）一次，而且是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的防衛戰（船隊泊錫蘭，國王亞烈苦奈兒欲殺人劫財，遣使誘騙鄭和入城，隨即發兵五萬圍攻船隊，並伐木阻斷鄭和歸路。鄭和用圍魏救趙之法，率隨從二千兵士取小道突襲王城直搗敵巢，生擒亞烈苦奈兒，押回中國。永樂帝賜予其衣食，並放其歸國），充分體現了“和平互利”、“以和為貴”的中華傳統，以及“四海一家”、“寬厚體仁”的中華文明。鄭和艦隊的目的不是為了去殖民、去侵佔、去掠奪他國的土地和財物，而是秉承著永樂皇帝“內安華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交流之精神，中央之國友好慷慨地將中土富饒的產品和先進的文明成就播撒到世界各地。鄭和在印度半島的古裡（今天印度的科澤科德）立下了代表和平、友好的石碑，“刻石於茲，永昭萬世”。而六十多年後，一支由葡萄牙冒險家達·伽馬率領的只有四艘船隻所組成的船隊也來到了古裡，這些葡萄牙人上岸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別人的土地上豎立了一根標柱，宣示葡萄牙的殖民主權，然後四處劫掠香料、珠寶等財寶，由此開啟了西方對亞洲的血腥殖民之路。為了攫取殖民利益最大化，達·伽馬大肆驅逐阿拉伯商隊，在坎納諾爾附近海面上，達·伽馬捕俘了一艘阿拉伯商船，將船上幾百名乘客，包括婦女兒童全部燒死。據一名葡萄牙目擊者敘述:“……在持續了長時間的戰鬥之後，司令以殘暴和最無人性的手段燒燬了那隻船，燒死了船上所有的人。”由於其豐碩的殖民掠奪“功績”，達·伽馬被葡萄牙國王封為伯爵、印度總督。
西方文明中大國的崛起之路，幾乎都伴隨著血腥的殖民殺戮、野蠻的武力征服、殘酷的奴隸貿易等等斑斑劣跡，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對美洲大陸印第安人、印加帝國的血腥殘殺，荷蘭、英國、法國等對非洲大陸長達數百年的殘酷奴隸貿易販運......與野蠻血腥的殖民者所受到的抵抗不同，鄭和艦隊所到之處，人們紛紛扶老攜幼，熱情地歡迎遠道而來、帶來文明與財富的東方客人。強大而不欺凌，富足而睦四鄰，這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氣度與歷史底蘊。這種征服，不是暴力的制服，不是武力的壓服，不是恐懼的懾服，而是先進文明的征服，是出自內心的佩服，是由衷而發的敬服。本期人類文明有史以來，世界上曾經崛起稱雄的強國之中，只有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殖民海外劣跡的大國。為什麼呢？因為只有中國這種具有數千年天道文明史的國家，才能夠懂得這個道理：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搶掠稱霸只能一時，歸化人心才可以永久。這就是中華文明的宗旨：以德服人。
西方各國為了獲取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漆器，爭相與中國貿易，所產的白銀基本上全都彙集到了中國，那時中國的對外貿易佔全世界貿易總量的50%。而大明王朝物阜民豐，製造業強大，沒有太多物品需要進口，因而產生了大量的貿易順差。以鄭和下西洋為啟端，中國在15世紀成功地塑造了世界經濟秩序，成為當時名副其實的中央之國、世界領袖。
國人對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近代百年來所遭受的屈辱銘刻不忘，然而同樣也需要知曉，我中華文明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大部分時期，一直都享有著世界領袖的無上榮耀。那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為強大、最為富庶、最為文明的國家。此時的歐洲，還籠罩在中世紀羅馬教廷的黑暗神權陰影之下，東羅馬帝國奄奄一息，英法百年戰爭激戰正酣，哈布斯堡家族野蠻統治，德意志帝國四分五裂。而強盛遼闊的中央之國，以其先進的文明教化、富饒的物產經濟，為世界所認知、羨慕、稱頌而敬服。她無與倫比的吸引力，帶來了威服四海天下歸心萬邦來朝的光輝時刻。
永樂年間，東南亞及非洲國家使節來中國一共有三百餘次，平均每年十餘次，盛況空前。一些國家，如蘇祿國、浡泥國、滿剌加國、古麻剌朗國，每次都是國王親自帶隊，率領幾百個使團成員，在中國一住就是數月。有三位國王在出訪中國期間病逝，讓人難以相信的是，他們是如此地仰慕華夏文明，“託葬中華”成為他們共同的遺願。而明朝政府尊重他們的遺囑，按照親王之禮將他們厚葬於中華大地。貴為一國之君，竟選擇死後埋葬於中國，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懷？琉球群島諸國：中山、山南、山北，以及錫蘭等國，也紛紛遣使來華朝貢，學習中華先進的文化。錫蘭王子後來乾脆定居泉州，並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成為當地望族。
鄭和七下西洋，開闢了新航路，沿途一路播撒下了中華文明，為此後歐洲與中國之間的文化傳播交流和貿易通商，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明嘉靖年間，葡萄牙歷史學家巴洛斯完成《亞洲史》1——3卷，把中國的情況向歐洲作了介紹；1585年（明萬曆13年），西班牙歷史學家門多薩在羅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大中華帝國重要事物及習俗史》。這是鄭和開闢新航路之後，歐洲人記述中國資料的最早的歷史書籍，由此揭開了東方思想、中國文獻傳遞、播撒到歐洲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七年，他註釋了《四書》，撰寫了《出訪中國記》。歐洲人第一次從此書中知道中國的聖人孔子和儒家經典。
1655年，葡萄牙人魯德熙在其《中華帝國史》的著述中，稱中國是“智慧的國度”。
1661年：法國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學》、《中庸》、《論語》。 1687年，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將《大學》、《中庸》、《論語》彙總為《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出版後風行歐洲。這是系統介紹中國學術的開端。
1697年，英國學者廷德爾發表《基督教探源》一書，直斥“啟示的神學”不合理、危險，是引起種種迷信的根源，應予清除；他大力肯定孔子學說的合乎理性，順應自然。
1699年（清康熙38年），穿著一身清朝官員朝服的法國傳教士白晉從中國歸來，在歐洲出版了《中華帝國史》，對中國的歷史、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進行了比較客觀的記述。他認為儒學是全球性的道德，漢字可能成為全球性語言。
白晉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與“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這兩個深藏易學秘義的圖像帶回歐洲，引起了當時正為創造乘法機而冥思苦索、無路可走的著名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茲的極大興趣，他發現，八卦由坤卦經艮、坎、巽、震、離、兌到乾卦，正是由零數到七，這樣八個自然數所組成的完整的二進位制層數形。八卦中的“一”叫做陽爻，相當於二進制中的“1”，而八卦中的“--”叫做陰爻，相當於二進制中的“0”。六十四卦正是從0到63這六十四個自然數的完整的二進制數形，在數學中八卦屬於八階矩陣。這些啟迪他完善了二進制的學術思想，提出了計算機原理“數學二進位制”，為發明電腦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六十四卦方圓圖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教士李明,出版了《中國現狀新志》和《論中國禮儀書》兩本書。 向歐洲較為全面地介紹了當時中國的文化、經濟、政治等現狀。
博大精深的中華《易經》傳入歐洲後，對西方的思想和哲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啟迪和促進。哲學大師黑格爾感嘆道：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乃是沒有完全學透中國的《易經》。西方學者把“易”字解釋為“鑰匙”之意，可見《易經》在西方哲學家心中佔據多麼重要的地位。由此，全球許多國家興起了學習《易經》的熱潮。
現代心理學的鼻祖之一榮格對《易經》也極盡讚美之詞：“談到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面，我們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後來的事實所推翻,唯獨中國的《易經》亙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而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有頗多相同的地方。”
中華文明、東方思想經過一百多年的持續傳播、發酵，終於在18世紀初葉的歐洲，逐漸演變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啟蒙和解放的浪潮。包括伏爾泰、萊布尼茨、歌德、黑格爾等一批重量級的歐洲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都在熱切地學習、研究中華文化。中國文化、儒家思想的傳播，對18世紀的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歐洲思想家在羅馬教廷的宗教黑暗統治下尋求光明的思想，一直企圖突破神權理論的束縛，正如伏爾泰所言：“商人發現東方，只曉得追求財富，而哲學家則發現精神的世界。”
東方思想的傳播，讓歐洲人首次對自己此前所認知的世界產生了懷疑。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宗教戰爭，而歐洲歷史上宗教戰爭打了上千年。西方人發現，原來我們一直所信奉的宗教並非為中國人所認同、信奉，基督教只是影響到這個世界較小的一部分人。古老而強大的中華帝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承，其人口總數甚至比整個歐洲國家的總和還要多。中國人不信奉基督，然而卻比歐洲更加富裕、強盛和文明，這是多麼令人難以想象的事件啊。西方人首次發現，沒有所謂神的啟示，中國人竟然也可以理性、強盛而富足地生活著。在西方帝國的統治者們主要依靠宗教權威來威嚇統治的時候，中央之國的君主，卻在運用理性的道德權威來治理國家，這真是一個偉大的發現。中國的道家思想、儒家學說、世俗皇權都一致提倡、尊崇天道天理、施行道德仁義。中國的科舉考試製度和儒家的道德倫理治國，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遠遠比西方的貴族騎士世襲制度更為先進。中國的各個王朝，自漢代以來，即注意在全國各地求取選拔人才，共同參政。王朝政府的大部分組成官員，都是原本來源於全國各地的普通民眾，講究舉賢任能。政府官員來源於社會，政民一體。這些發現，在歐洲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這些中華文化的思想精華，對於反抗當時西方宗教的專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儒家學說關於人性、道德和自由的論述，更是對基督教中的神權統治的強大反制。在歐洲啟蒙運動的初期，中國的思想和文化起到了極大的啟迪與推動作用，沉重地打擊了羅馬教廷的權威，為西方世界的思想啟蒙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武裝與文化養料。
於是，一場無法遏止的思想解放的大革命，在歐洲各國如火如荼地迅速展開。歐洲大陸上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學習中國文化的熱潮。老子的道家思想、孔子的儒家學說、博大精深的易經、悠久的中華歷史、華夏的風俗禮儀，一時都成為西方人學習研究的對象、談論的話題、崇拜的偶像，和創造的靈感。僅十八世紀的前期，歐洲一共出版了有關中國文化、思想、學術、政治、社會、風物的著作近600部。在鄭和新航路開闢之後，經過兩百餘年不斷地傳播和醞釀，中華文明、中國思想終於在十八世紀的西方，演變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啟蒙運動”。西方的思想家，直接運用學習到的中華文明東方思想作為武器，對中世紀基督教的宗教神權，發出了一輪又一輪強有力的衝擊和挑戰，這場十八世紀的西方思想啟蒙運動，奠定了西方國家現代文明的基礎。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是啟蒙運動的領袖，他大聲疾呼法國社會要“全盤中化”，向中國學習！全面引進、施行中國的文化和制度。伏爾泰對中國的道德與社會制度非常向往，對中國文化的宗教觀表達了傾慕與讚賞，對西方基督、神學統治進行了大力的抨擊。他由衷地讚美孔子只訴諸道德、不宣傳神力的思想，不要暴力和迷信，強調以道德理性治國平天下，這與教會的迷信觀念完全不同。對於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生活，他感到非常的遺憾。伏爾泰最為崇拜的人是中國的聖人孔子，他認為孔子是全部世人，包括西方人唯一的師表。伏爾泰把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並在自己的禮拜堂上懸掛孔子相，寫詩讚美，朝夕禮拜。伏爾泰認為，中國的儒家學說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學，適合理性的人們去學習，用以指導人生和社會治理。伏爾泰提倡以中國的文化為標準，以中國為理想國，將全歐洲進行徹底的改造。
伏爾泰在他的書中說，“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孔子的書中全部是最純潔的道德，在這個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時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伏爾泰認為：“中國是全世界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伏爾泰十分推崇中國的傳統哲學，他稱讚中國哲學：“既無迷信，亦無荒謬的傳說，更沒有詛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條。”他說：“當中國已經成為繁榮而且制度完善的國家時，歐洲還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世界的歷史始於中國。”他發出讚歎：“相信人類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
伏爾泰認為，理性精神就存在於中國思想。他說：“自從開天闢地以來，還有什麼道德準則比它更美？我們必須承認，對於人類來說，沒有比孔夫子更有價值的立法者了。”“我認真地拜讀了他的著作，並做了筆記，我覺得他訴諸道德，而完全沒有對奇蹟的說教或對宗教的借喻。”伏爾泰還以中國的治理模式為範例，揶揄歐洲的國王們：“你們在聽到中國以德治國，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後，該有何反應？你們應該肅然起敬，感到臉紅，但更重要的是要學習摹仿”。
法國哲學家霍爾巴哈說：在中國，道德成為唯一宗教。他主張，歐洲國家應該像中國那樣，把政治和道德結合起來，以中國思想的理性道德觀念，來代替基督教神權觀念。霍爾巴哈宣稱，中國的學說值得所有國家奉為楷模。法國要想繁榮，就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來代替基督教的道德。他強調：“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道德結合的國家。”
德國的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茲認為，中國有著令人讚歎的道德，還有信奉自然的哲學家，其哲學體系具有悠久而獨立的歷史傳承。萊布尼茨受《周易》中卦象的啟發創制的二進制算法、成為近代計算機語言的基礎。他認為，正是中國的思想，才得以使歐洲覺醒。
英國科學大家李約瑟認為：“當吾發現十八世紀西洋思潮多系溯源於中國之事實……。吾人皆知彼啟蒙時期之哲學家，為法國大革命及其後諸種進步運動導其先河者，固皆有感於孔子之學說。”；法國學者Isabelle et Jean -Louis Vissiere寫道：“世界史是隨著中國而開始，文化、科學、和藝術也是隨著中國而發明的。中國的優越性在所有的領域中都閃閃發光，如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等領域。……中國幾乎在我們所知甚少之前，就發明了所有的藝術。……中國經過科舉制而選拔的官吏是一批真正出類拔萃者、千年智慧和宗教哲學的佔有者。”
歐洲思想啟蒙運動
西方的啟蒙運動中，中華文明的人文思想和道德觀念深深地征服了歐洲。經過100餘年對中華文化的傳播、學習和吸收，啟蒙思想家通過努力，特別是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將啟蒙思想推廣到了全歐洲，這些思想終於逐漸成為了歐洲的主流意識形態，西方從此進入了歷史發展的快車道，終於徹底告別了中世紀的陰影，真正進入了現代社會。
處於封建時期的歐洲各國，沿襲了中央之國的分封等級制度。不少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作品，很多都有對歐洲王室公爵、候爵、伯爵、子爵、男爵的敘述稱謂，而這些等級爵位制度，恰恰是完全照抄了中國商周時期的禮法制度。《禮記·王制》有載:“王者之制祿爵，公候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候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顯而易見，是西方人抄襲了中華文明商周禮法的“公、候、伯、子、男”的分封建領制，而不是中國學習借鑑西方的爵祿管理制度，為什麼呢？看看時間表就會清楚明白。在中國的聖人於商周時期制典作樂頒行禮法以德治國教化萬邦之時，歐洲人尚處於未開化的原始狀態，還在森林裡瞎轉悠呢。歐洲的封建制度源起於中國，這是西方很多人不願意承認的，然而卻是毫無疑問的。西方很多學者為什麼對這個毫無疑問的事實不願意面對呢？因為這會推翻西方的文明中心論，打擊到西方的文化自信。
當今世界各國的文官制度起源於中國，這也是在政治學界得到舉世公認的。西方國家的文官制度都是學英國，然而歸根溯源，英國的文官制度卻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最早向西方傳播介紹中國文官制度的，是元朝的馬可波羅和明朝的利瑪竇。在中世紀的歐洲，官員們幾乎全是教士、貴族、封建諸侯，很多國家、城邦連行政機構都沒有，更別說什麼文官制度了。直到1731年，中國的這一套行政治國之術被英國全面學習、模仿。當時的英國人尤斯塔斯寫道：“共和國每一個榮譽的或福利，應被作為對真正良好品質的獎賞。這個光輝的準則，曾經受到一個國家最嚴格的遵奉，這是個全世界地域最廣，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國家。就是中國，在中國，一個人如果不是個真正有才能、有學識的人，他就不能成為一個官吏”。黑格爾認為中國政治公平而高效，是歐洲人學習的榜樣，他寫到：“國家公職都由最有才智和學問的人充當，所以他國每每把中國當作一種理想的標準，就是我們也可以拿它來做模範的。”
一代雄主拿破崙高度評價中國及中華文化，他說的“中國是一隻睡獅，一旦它醒來，整個世界都會為之顫抖”已經成為舉世皆知的名言。法國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寫入了1795 年憲法。而在1998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被寫進100多個宗教組織共同發表的“普世倫理宣言”綱領。
在很多人的頭腦中，“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博愛、法制、和平”這些理念都是產生於西方的，是歐洲將現代文明傳到黑暗落後的中國的，這是他們根深蒂固的觀念。然而仔細梳理歷史的真相後，將會發現歸根結底，“自由、人權、博愛、法制、和平”這些理念的產生，都是來源於中華文明，是由中國傳到西方的。
“自由”、“人權”的觀念來自於儒家學說裡的“仁”的思想。仁的內容包涵甚廣，核心是愛人。“泛愛眾而親仁”，要求人們互存、互助、互愛，其基本涵義是指對他人的尊重和友愛。儒家把仁的學說施之於政治，形成仁政說。儒家思想裡的“仁”，包括君王、君子所應當具備的德性與德行。孔子教導仁義，主張用道德來教化百姓，引導人心，修行品格。
儒家學說裡的“仁”重視人權，從滿足人的生存發展和物質欲求的實際需求出發，提倡富民思想，強調先富後教，使民從善，然後政權得以穩固。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乃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儒家重視民本，認為民生是治國之本，民以食為天，衣食足，有恆產才有恆心。滿足了百姓的衣食需求，國家才能穩固而得到治理。
儒家從重視民生出發，倡導富民思想。儒家經典《周禮》提出“保息養民”的六項措施，即“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孔子更提出富而教之的思想：“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主張使眾多的人民生活得到滿足而富裕，然後施之以教，使人民有道德，把富民作為施教的前提和基礎。孔子還把富民與利民、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利益聯繫起來。他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強調利民、富民、保民、愛民，體察和順應民心的向背，這是儒家富民思想的特徵。孟子說：“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物質財富得到很大的豐富和滿足，百姓還有不仁的嗎？滿足了百姓的生活需求，使之富足，就會使民眾達到仁的境界而國安。而民窮則爭，爭則起暴亂，國難以治。可見民富才能國安，使老百姓安居樂業。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人權精神，如孔子講的“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歸仁、世界大同”等。仁義、人道、人權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
“法制”的觀念來自於儒家學說裡的“禮”的思想。孔子認為禮作為規範社會結構和人們行為的基本制度，禮要求每個社會成員恪守既定的社會關係，也賦予他們一定的道德責任。禮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並且在將來也會永遠存在下去，禮治是永恆的。孔子主張，所有的人都要按照禮治規定，等差有序，各處其位，各奉其事，每個人都恪守自己的社會角色和政治角色，遵循禮的角色規範，規範言行，履行義務。使社會民眾各安其位，謹守各自的名分，“齊之以禮”方可“天下有道”。儒家思想裡的“禮”，體現了法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孔子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見《論語·泰伯》）翻譯為白話就是：“只是恭敬而不以禮來指導，就會徒勞無功；只是謹慎而不以禮來指導，就會畏縮拘謹；只是勇猛而不以禮來指導，就會說話尖刻。在上位的人如果厚待自己的親屬，老百姓當中就會興起仁的風氣；君子如果不遺棄老朋友，老百姓就不會對人冷漠無情了。”孔子認為，要恢復社會的秩序，實現社會和諧，必須實行“禮”。故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 翻譯為白話就是：“禮的應用，以和諧為貴。古代君主的治國方法，可寶貴的地方就在這裡。但不論大事小事只顧按一團和氣的辦法去做，有的時候就行不通。為和氣而和諧，不以禮來節制和氣，也是不可行的。”儒家思想的“禮”說，這種秩序精神是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因為秩序和制度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
“博愛”的觀念則來自於儒家、墨家所提倡的“仁”、“兼愛非攻”、“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君臣、父子、兄弟都要相互友愛，“愛人若愛其身”，愛自己，也要愛別人。這是由儒家的“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發展而來。“仁”的最初含義是指人與人的一種親善關係。孔子把“仁”定義為“愛人”，並解釋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這五者分別為恭、寬、信、敏、惠。以仁為本體，表現在具體的行為上則是：對父母為孝、對兄弟為悌、對朋友為信、對國家為忠、對人則有愛心。
“和平”的觀念則來自於儒家學說裡“王道聖治”的思想。儒家學說強調以仁政統一天下，進而治理天下。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聖人治理，反對以武力服人的“霸道”政治，拒絕暴力，反對戰爭，這些都是儒家仁政理論的基本出發點。
孔子開創的儒家思想，是彙集了歷代先賢聖人對於天道的體悟而提出的人間之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修品德，行仁義，公天下，撫八方。執雌持下，厚德載物。制世間禮儀，定人倫秩序。頌天地浩然正氣，雖強梁莫可違逆。唯天心向善，教人道維和。仁之至也，須臾不可離。
聖人孔子
美國出版的《人民年鑑手冊》列出了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便被列為十大思想家之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他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第一人。可見即便是在西方人自己的眼裡，佛陀、耶穌、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一系列先賢大哲都不能居於孔子之前。孔子之所以被稱為“至聖先師”，是因為他所創立的儒家思想，不僅是對於中國，對於整個人類的文明進程，都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如果沒有孔子為人們提供一套思想道德價值規範的話，那麼至今人類還生活在弱肉強食的蠻荒叢林階段，是孔子的儒家思想的出現使得人類步入以理性、道德所引領的社會。
法國學者謝和耐指出：“中華文明曾長期引導廣大人類，饋贈世界予文化、技術、人生觀與世界觀，聖哲思想與政治制度。中國本土、朝鮮（半島）、日本、越南，均屬同一文明體系。但中國的影響範圍要廣得多：傳至蒙古與阿爾泰之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遠播至中亞乃至整個東南亞。其影響還播及更為遙遠的地域——西方。後者迄今仍借鑑中國，卻未意識到此點。西方並不瞭解從中國獲得的益處，倘無此借鑑，西方就不會有目前的局面……。中國提供了第一個秩序井然和富強國家的榜樣，她似乎基於理性和自然法，而非依靠基督教。中國對現代政治的形成有著極大貢獻，其基本制度亦為歐洲所模仿。……事實上，中國的啟迪並不限於政治社會思想、制度、制度等領域，而極有可能推動現代科學思想的形成。”
在這場思想啟蒙運動中，介紹、研究孔子、老子、莊子、孟子等中國先賢的書籍被大量翻譯，在西方思想界流傳，中國思想解放了整個歐洲，使得西方人的精神擺脫了愚昧，獲得了自由。通過對中華文明儒家思想的學習、吸收，歐洲醞釀發展出了西方現代社會的“自由、人權、博愛、法制、和平”等思想。
那麼，為什麼“民主”、“平等”這二個理念不是來源於中華文明，不是由中國傳到西方的，而是由西方人自己提煉、總結的呢？為什麼孔子、老子、莊子、孟子等中國聖賢不提“民主”、“平等”呢？這其實是個關於天道治理的重大問題，在本文的第六章“天道文明與天道治理”中，將會有明確的說明。
我們的宇宙經過了億萬年的發展歷程，不知多少輪的人類文明史沉浸掩映於其中，累積造就出了天道文明的底蘊和高度。看了天人學周天靈宇著作《天機揭秘之（三）---從易經探悉人類文明進展謎局》 http://blog.tianya.cn/post-7212192-115043767-1.shtml 就會知道這些聖賢都是些什麼人。穿透歷史的是人性，引領未來的是天心。人類歷史發展的本相，就是一輪宇期人位靈魂集體的人性意識修行進化的歷程。歷史從來不做錯誤的選擇，因為歷史是處在天道的掌控之中。上天掌控、引導人類文明的一個主要方式，就是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天機節點），安排高層天人轉生聖賢下世，作為思想家，傳佈天道，曉喻天理，引導歷史朝向天心所指的方向發展進化。故孔子曰“天生德於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道自己身上承擔了上天賦予的使命，所以必須遊列國推天道，著儒學宣仁義。天命，是上天的命令，就是天道規矩。“大人”是天命在世間的貫徹者，而“聖人之言”則是天命在人間的傳承和記錄。中華民族做為承天之族，所有文化的根都在天上。作為本期人類歷史發展主文明的中華文明，上天對於傳下什麼樣的天道教化，那是深有佈局、早有安排的，絕不會傳下錯誤的東西。比如八卦易經道德經，那不是寫下來給當時的世人理解明白的，而是留下做伏筆，作為人類歷史的指路標牌，指引著文明發展方向的。等到全部真相大白的時候，本輪劇集將宣告結束，就到了“下集再見”的時候了。問大家一個問題，儒釋道耶四大宗派，都是有一個明確的創始人。這四位聖賢在人類文明開化的早期就下世傳法，道非常道名非常名，不辭勞苦周遊列國赤足託缽萬里奔波，甚至為喚醒世人靈魂，不惜以身殉道。而目前幾乎被作為宗教信奉的機械唯物論，卻是從歐洲傳來的舶來品，是一個沒有明確創始人的宗派，大家想想，這是為什麼捏？
受到西方中心論者、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長期洗腦和迷惑，一些無知無識的中國人對於中華文明持一概否定的態度，盲目自卑毫無骨氣，一切唯西方馬首是瞻，就是西方的洋蒼蠅，長得都比中國的蒼蠅要“科學”。這些斷掉精神脊柱的人可曾知曉：早在1000多年之前，中國對西方輸出了四大發明，才使得西方社會告別了矇昧原始。在北宋仁宗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當西方人還在海邊撿著貝殼以充貨幣之時，中國人已經在使用著政府的“中央銀行”正式發行的紙幣———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流通使用的紙幣，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在中國人開科取士舉賢薦才以德治國教化萬邦之時，西方人還處於野蠻矇昧黑暗殘暴的中世紀農奴社會世襲貴族騎士制度之下。鄭和之後300年，西方人通過吸收中華文明，學習中華文化，才逐漸走出了中世紀的陰霾，形成了現代思想文明。西方人由此，才得以進入現代世界。
忘卻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在歷史發展的絕大部分時期，古老的中華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領先於當時的西方及世界。中華文明持久而深刻地影響、塑造著西方文明，這才是人類歷史的發展主流。回溯歷史的長河，我們就會發現，
在西方現代文明的形成過程中，中華文明是西方現代文明的主要思想源泉。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是西方進入現代社會的精神導師；博大精深的華夏文化，是西方文明啟蒙發展的思想教父。本文節選自天人學周天靈宇著作《天機揭秘之六——中國崛起與世界變局、文明引領與天道治理》的第三章，全文共六章。
《天機揭秘之六——中國崛起與世界變局、文明引領與天道治理》完整版屬於天人學晉階資料，獲取辦法具體見天人學周天靈宇博客。
以道勸善，自度度人，福報積分！
了生死、知天地、悟人生、明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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