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點廣州史」清末民國廣州的藥商

廣州人喜歡食,也有許多關於吃的諺語或歇後語,如“食住話梅講話——一股酸味”、“食鹹魚點豉油——多此一舉”、“年晚煎堆——人有我有”、“冬至魚生,夏至狗肉”,等等,可是還有一樣人人食過的卻不在食譜裡——食藥。廣州不僅有眾多的廚師,還有諸多技術高超的製藥師傅。

「學點廣州史」清末民國廣州的藥商

曾經在廣州報刊出現的老字號藥品

「學點廣州史」清末民國廣州的藥商

舊時廣州藥鋪

「學點廣州史」清末民國廣州的藥商

天良堂的人參膏廣告

「學點廣州史」清末民國廣州的藥商

蛇王滿製作的蛇膽川貝末

從漢朝張仲景所著《金匱要略》已有成藥配方之記載,中國成藥已經歷史久遠。但長久以來只是老百姓在家零散地配藥做藥,直到明朝,廣州有了一家大規模的還算是人所共知的陳李濟製藥廠(1600年創建),然後有如千樹花開,何明性(1651年)、黃中璜(1662年)、敬修堂(1790年)、瑞草堂(1828年)、劉貽齋(1830年)、橘花仙館(1838年)、王老吉(1848年)、黃貞庵(1860年),到後來的廣芝館、岐生堂、遷善堂,佐壽堂、李眾勝堂、潘人和,等等,都在製藥上留下名氣。他們對各年代的廣州地區居民的健康,立下汗馬功勞。

(一)

以“祖傳秘方”製藥

大藥商都有一段故事,人所共知的陳李濟,兩個東家——陳體全和李升佐合作的故事就不再敘述,而敬修堂的東家錢澍田從上海來廣州買布,卻見廣州天花流行,觸發善心,將自家祖傳的藥方獻出,做成回春丹,救了大批廣州人的性命,因此出了名。

舊時的藥商,都是以“祖傳秘方”作為廣告,一來讓老百姓信任,二來也可以使藥的知名度提高。於是,有些製藥商在廣告上打出響亮口號,“如有假冒,天誅地滅”,更有的在裝潢紙上印上“虔敬修煉”等字樣,以示神秘。他們絕不會出示製藥的原料、份量,卻偏把天地、神靈、良心連在一起,造成神奇莫測的印象,這樣銷路就可能大增。而且,對後來西藥進入廣州市場,也是一種抗衡措施。

為怕洩露偏方,怕仿製假冒,藥業主往往在成藥包裝與方單上印刷商標以及創制人照片,還有凹凸版封籤還加蓋鋼印的手段。有的為製作原料的保密,派人深入西藏或雲貴高原,也有的幾家藥店或藥廠結伴而行,到僻遠地方分頭採購再運回廣州,然後各自交換。但這些人以後路熟了,各有打算,就再不合夥了。

在各家競爭中,也有主持公正的機構——杏存堂和大昌堂,前者為藥業會所,後者為熟藥業配藥劑會所,由年事已高的長者主持,他們對一些冒牌貨,公佈冒牌貨的特徵,如正牌與冒牌企業打官司,會出面與官方聯繫,等等。雖然他們的行為並不具備權力特徵,但他們的威信卻在藥業同仁中牢固樹立。

每年農曆四月二十八,是藥王誕,杏存堂和大昌堂的老人們就忙得不可開交。藥王各地不同,北方拜的是扁鵲,而廣東拜的是唐人孫思邈,佛教還有藥王菩薩,而大佛寺裡還有個印度藥王……

藥王誕那天,百靈路(今解放北)裡的藥王廟人山人海,來求方的多是窮苦人家,家人中有人常年患病,久治不愈,來這裡希望求張藥方,拿到之後,還要到香爐裡抓把爐灰,回家連同藥材一起煮,才叫服到仙藥。因為爐灰不多,也未必有毒,所以不太會影響藥的效能。加上當時管理機構從不去制止,吃爐灰就這樣傳下來了。而杏存堂和大昌堂的掌門人還有一個任務,把燒肉分給各個同業,以示紀念。

有一個時期,西藥進入廣州,對中藥造成衝擊,加上政府出現一些極端意見,更使中醫藥岌岌可危。1927年與1929年,身為南京政府中央衛生委員會委員的餘雲岫提出“廢止舊醫”,甚至提出“廢止中醫案”,在中國醫藥界掀起軒然大波。後來“法案”沒能通過。但此舉對中醫的打擊是巨大的。

(二)

洋藥製成中國丸散

鴉片戰爭之後,洋藥漸漸進入廣州。開始,在沙面的洋行,把洋藥送進廣州,海關打稅5%,然後就通行全國。隨著西醫漸漸通行,西藥在中國也佔有相當的地位。很快,做中藥的藥商開始瞄準西藥這一塊,乾脆自己做西藥。他們利用外國藥物,製成中國人服用的丹膏丸散,果然奏效。廣州藥商梁培基,抓住一兩種特效藥大量生產,高調宣傳,如“梁培基發冷丸”,據說在街頭寫粗放字體做廣告,每天寫一個字,梁、培、基、發、冷……引起眾多市民圍觀,議論,最後一天才把“丸”字填上,造成大批看客。然後,各藥廠都推出一件叫得響的產品,如“必得勝仁丹”、“二天堂二天油”、“歐家全癬藥水”、“陳六奇濟眾水”、“雷天一六神丸、六神水”、“永泰紅十字油、熊膽油”、“唐拾義止咳丸”,等等,這些藥物屬於薄利多銷。另一類就是以藥房為主,轉銷世界名藥,以壯大聲威。這些藥價錢特貴,供應一些富商或急病者。藥房都是老藥房,如十八甫的泰安藥房、十三行一帶的華安藥房、仁安藥房、萬國藥房、中美藥房等,這些藥房多直接向香港進貨,故能得到快捷服務。還有一類就是賣藥兼行醫,在店裡設一診所,兼營一兩種家庭藥,以廣招徠,如上池蚊香、牛肉酒、仁安清火散、保安油等,而他們更多以德國藥、美國藥作為招牌,吸引顧客購買。其中也有日本人開的店,如在西堤二馬路,日本人森清太郎開了一家藥房,也為日本侵略者刺探情報。

藥商們的頭腦多計,如外國藥APC,來到中國就變成十靈丹、快靈丹、止痛退熱散、檸檬精、止痛餅之類的藥物,如同一種驅蟲藥山道年,製藥商把它變成鷓鴣菜、花塔餅、疳積散等,萬變不離其宗。即使同一種油,起名也五花八門,如意油、清涼油、熊膽油、自在油、百草油、保心安、十字油、萬金油,等等,醫治瘧疾的奎寧丸,叫做發冷丸、止瘧丸等,這種現象今天也存在,一種簡單的藥,換個名堂就十倍八倍地漲價,所以老人們說,用藥還是傳統的好!

“新藥”出來後,廠家就大做廣告,一是在報刊或車船碼頭,登所謂患者照片、來函、醫生證明等等,證明某種新藥藥效,與今天的手段是一樣的。有時在報紙上用整整一版登某種新藥,以壯大聲勢。至於廣告,雖然圖畫粗糙,但能夠用各種建築傳承,土地廟、廁所、三家村等的牆壁,都留下廣告的身影。更有的用活人做表演,擺地攤、敲鑼鼓、賣武耍猴耍蛇以招徠顧客,一些賣假藥的也憑口才趁機推銷,有人還記得一段江湖人家的說辭——

我們祖宗三代,專門行醫,傳下來一個秘方,治什麼呀,別的病不治,專治臭蟲。我這藥是古方,又經過科學的研究,證明確實有效。內中用二十四味中藥,一十二種西藥。放在八卦爐、蒸汽爐、電磁爐中,煉了七七四十九天零一晚上,不管大臭蟲、小臭蟲、公臭蟲、母臭蟲,聞見藥味,立即就死。比DDT強勝百倍,比猴牌臭藥,靈驗千倍。哪位說了,你說得好,我們不信,你不信不要緊,我們可以當場試驗……各位,耳聽為虛,眼見為實,怎麼,DDT沒有這麼快,臭蟲藥沒有這麼靈。哪位說,你這藥太靈了,賣多少錢一包?講到錢我不好說,我不是賣的。不賣了?真不賣,我是來宣傳宣傳的,你拿回去試驗試驗,要買的各位,請到鄙公司去。鄙公司在哪兒呀,長堤愛群最高一層,多少錢?公司一包一角五分,今天我帶了幾十包,是送的,要的請伸手。不過,請諸位多多包涵,這回全伸手了,送這個那個不送可不好,這樣吧,我也不說要錢,就收點工本費,每包兩毫……

當然這也有誇張的成分,但只要看過當時賣藥的人,都會有這種感受,他們快捷的語速、幽默的談吐、濃厚的生活味,的確吸引不少顧客。

另一種推銷的叫“出江員”,所謂出江員,就是在客船上的廣告員。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河網交織,火船自然四通八達,特別是到港澳的船,廠家看準這個機會,派人上船做廣告。聽他們也像陸地上擺攤的江湖客一樣,口齒伶俐,表演性強,省港渡河梧州渡最為活躍,他們有些領薪水,長期受僱。有些則只給“水腳”(車船費),特別在比較熱鬧的車船,經常有幾個不同廠家的出江員,旅客不聽也得聽。廣九車與廣三車,這種宣傳特別旺盛。但應該說,當時這種宣傳,對新藥的傳播是特別有效的。 當然,對老藥就相對困難一些。比如何濟公藥廠,當時有多大?只是一個客廳大小,叫它“廠”是太高了。可是它的止痛散是名牌貨,但抗戰時期卻又30多萬包銷不出去,於是他們拿到重慶推銷,靠的是宣傳,全部銷售出去。解放後合營時核算成本,發現它的毛利500%,而宣傳費佔了400%。

(三)

藥廠轉向商業投機

1930年,藥界被一個重磅炸彈落下,德國的拜耳廠在上海落戶。一系列的新藥接替而來,如解熱止痛的阿司匹林、阿士北羅,止咳的克里西佛,治理腸胃的藥特靈,治療花柳的914,用以消毒的雷佛努爾,等等,德國的藥質量好,價錢貴,但人們的崇外心態使廣州的藥業受到沉重的打擊。德國藥和拜耳成為最時髦的名詞、最高的標準。當時拜耳的商標仿如一個十字,人們一看到十字的藥品,立即掏荷包,根本不管國產是否有同類藥。於是,有好些藥廠倒閉了。

這時,也有華人橫路殺出,永安堂的虎標萬金油到廣州了,胡文虎的企業,在長堤今少兒圖書館處,它引進全西方的經營理念,產品包裝精良,攜帶輕便,服用容易,價錢便宜,適合各種輕微病症,很快打入廣州城鄉。此外,宏興藥廠以香港為基地,以鷓鴣菜為主打,深入內地,取代了疳積散、花塔餅、萬金錠等,這兩家藥廠在廣州稱霸一時。

那時還有醫治天花的疫苗,因為時間性強,從國外運來無法保證需求,而國內的廠依靠國內原料,能製造出牛痘藥苗,所以1922年以後,牛痘全靠黎啟康、彭利二氏的產品風行兩廣地區。

抗戰時期對中國藥業是一個大破壞,因為許多要遷入內地而無法成行,只有將其拋棄,連陳李濟也被燒了。彭利的牛痘疫苗因遷入廣西得以保存。而日本藥廠紛紛進駐廣州,除了前文提到那位森清太郎外,後來還有鹽野義、山之本,當時的武田藥廠掌控了廣州藥業。它的總廠設在沙面,三個分廠分別生產皮膚膏、眼藥水、仁丹、磺胺類抗生素等,到日本投降之時,清點人數有一千多人,許多是原來廣州的老藥廠員工,為了餬口不得不去上班。這些工人試用三個月,每月薪酬25斤大米,轉正後35斤,但被日本監工嚴密監管。

日本投降後,美國以盟國的姿態進入中國,他們的藥品也具先天優勢,如那時磺胺類抗生素只有他們才有,廣州藥廠只能夾在人家手指縫中生存。那時美國藥便宜,又有獨家的製作,中藥想站穩腳跟非常難。於是許多藥廠轉向商業投機,將藥店在香港註冊,接國內訂單,再向美國要貨。但因貨價起跌很大,也未必好做。當時的鏈黴素,抗戰後每支50元,一個療程分四期注射,非4000元不可,富家當然爭先購買。廣州的炒家賣到70元,大量進貨。後歐洲貨進入香港和廣州,每支僅5元,炒家欲哭無淚。除了這些,國內一些老名牌產品,也成為炒家的手頭貨,甚至有些乾脆製造假貨,如胡文虎的萬金油脫銷,於是莫名奇妙出現了“胡文龍千斤油”、“胡文豹萬金油”,等等,幾種貨色,一模一樣,難辨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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