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馮瑋
“誰來看孩子”——一個永恆的社會話題。
從計劃經濟時期一直到80年代末，很多孩子是在國營企業或事業單位的託兒所長大。
而隨著市場經濟制度逐步確立，託兒所在城市中逐漸消失，幼托產業亦隨之經歷了漫長的三不管時期。
（託兒所）
若干年後，峰迴路轉，有人說幼托的復興時代已經到來。
在國際合作方面，佳一教育近日以數百萬英鎊收購總部位於德文郡的幼教集團Bambinos；英國早教集團Busy Bees與中國東方劍橋教育集團計劃在中國各地開設20家託兒所；總部位於英國卡萊爾的Stone Eden Nursery在廣州開設了第一家國際特許經營託兒所。
在國內，袋鼠麻麻上週宣佈完成千萬元A輪融資，“優兒學堂”、“MoreCare”、“凱瑞寶貝”也曾發佈獲得資本青睞的消息，即將在港股上市的寶寶樹已發佈進軍早教中心的戰略規劃，新通教育也在快速佈局幼兒托育品牌“初本幼園”……
此外，隨著北京、南京、上海先後發佈的指導意見與暫行辦法，也從政策層面為幼托市場的快速崛起保駕護航。
當“幼有所育”幾經周折終於開始流至教育產業的手中，此時的市場早已如火如荼、地覆天翻。
世紀難題：誰來帶孩子？
去年冬至，Lin辭去了外企的工作。離開時她發了條朋友圈：“休息兩年，在家陪陪孩子。”
前天晚上給孩子讀完繪本，她找閨蜜自嘲：“我25歲在北大讀完研究生，31歲在行業站穩了腳，現在卻選擇回家帶孩子。”
她的無奈，並非個例。
（某母嬰群內，家長對幼兒託管的討論）
從母嬰群的討論裡可以看出，很多媽媽正夾在自己帶/祖輩帶/保姆帶/機構托育的一系列選擇中。
平行對比，也各有利弊：
由祖輩看護節省成本且家長放心，但容易出現溺愛孩子以及教育理念陳舊的問題；由保姆看護可保證家中其他人的工作或休息時間，但成本較高且存在安全隱患；由媽媽看護可能更適合孩子成長，但影響媽媽事業；由幼托機構看護專業性更強但目前優質資源較少。
這些選擇的糾結之處，正是隨著80、90後家長崛起所生衍而出的托育市場新剛需。
中國學後託管教育聯盟主席張洪偉介紹，目前市場上的幼托模式、水平參差不齊、且各種模式都存在一定短板。
私人幼托班：這類小機構普遍佈局在居民樓內，雖然滿足了接送距離問題，但專業度、服務標準、安全係數以及教研體系都十分欠缺。
幼兒園託班：幼兒園的管理體系相對成熟，但招生月齡普遍限制在2週歲之後，且由於兒童年齡不同，也就存在教學、日常服務的脫軌現象。
附屬於早教中心的託班：服務對象一般是早教中心已有的客戶，因為之前的服務基礎，客戶和機構之間的溝通一般比較順暢，基本能滿足到客戶的需求。但在場地設置和服務的細節來看，無法在專業上做到精準細分。
專門只做託班的機構：即托育機構，將早教內容融合到日常托育中，但行業仍處於早期摸索階段，標準化相對缺乏。
可見，近十年伴隨著政策、資本、以及行業自身的業務調整，各種形態的大小機構都在默默耕耘自己的絕對“壁壘”。
“老前輩”紛紛發力幼托：革命還是改良？
2016年億翔控股以1.275億美元收購金寶貝，今年三壘機器宣佈擬以33億元收購美吉姆100%股權。
“現在的早教市場，真的不好做。”張洪偉感慨。
隨著兩家老牌早教公司相繼被收購，早教市場現階段的困境也隨之凸顯：
消課制模式為機構帶來了不穩定資金狀態；學習結果量化難導致學員流失；互聯網發展迅速，優質資源共享壁壘被打破，線上早教爆發並開始搶食線下市場；房租、教具、人力成本逐年增長……
一系列問題的疊加，成為許多早教機構最終選擇放棄的原因。
面對這些問題，幾乎與美吉姆在同一時間開始在國內市場運作早教服務的凱瑞寶貝目前仍在前行，且已於今年2月完成2200萬元融資。
2007年，凱瑞寶貝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家早教中心，12年過去，凱瑞現在上海設有68家連鎖園區，在全國設有直營校區9家，加盟校區91家，累計服務7萬個年輕家庭。
在早教業務方面，凱瑞寶貝目前主要提供6個月及以上幼兒早教課程，0-36個月嬰兒游泳及撫觸服務，0-6歲嬰幼兒感覺統合訓練，以及18-48個月兒童的日託服務。
雖然以早教業務起家，但凱瑞寶貝聯合創始人、總經理莊俊分析，
早教市場直到目前仍很難說是年輕家庭的剛需，對比來看，嬰童托育則在民生現狀中的剛需性更加突出。隨著市場對幼托需求量和市場價格將不斷上升，幼托已成為凱瑞寶貝的核心業務，其業務收入佔比超過一半，利潤貢獻率最高。
（凱瑞寶貝）
除基本業務外，凱瑞寶貝還專門成立了幼托子品牌“辛格兒”，為企業及社區提供定製化託管服務。
莊俊分析，企業託班模式在國外已經比較成熟，如Bright Horizons為僱主企業向其員工客戶提供兒童早期保育和教育服務幼教行業巨頭，該公司擁有1035個幼教中心，每年服務兒童人數達11.5萬，覆蓋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多個國家。
而國內目前提供類似服務企業較少，莊俊認為這個賽道仍存在很大機會。
藉由這種模式，凱瑞寶貝也在逐步開拓企業託班業務，官方透露其已與部分世界五百強企業開展企業託班的定製化合作。
“企業託班模式的優勢在於客戶及學員較為穩定，整體有利於優化公司收入水平。”莊俊預判。
“國內早教中心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可能逐步融入幼托內容，成為包含托育功能的綜合性早教機構。”
從凱瑞寶貝對上海業務統計的數據來看，多數雙職工家庭都在尋求高質量的幼托服務，這也就意味著短期內一線城市都將擁有類似需求且隨著資本的加入將快速進入爆發期。
已經較早抓住紅利期的凱瑞寶貝，為自己定下了2018年目標：全國連鎖園區將達到130家，上海聯合運營園區將達到30家，企業託班和社區託班將各達到10家。
在穩步向前的同時，凱瑞寶貝也發現，這個行業早已不是十年前那麼安靜，入局者已變得越來越多。
而“年輕力量”的加入，正為這個行業帶來新的挑戰。
新的入局者，正加速奔跑
2017年10月，面向0-3歲嬰童的教育綜合平臺MoreCare茂楷在濟南舉辦秋季入學式，第一批寶寶進入園區，最小的寶寶才剛4個月。
“我們最近來了一對兒龍鳳胎，剛兩個半月。”
MoreCare茂楷首席營銷官鄭啟煌解讀，基於對早教中心與托育市場的分析，茂楷在創業初就直接將全日託定為公司主要產品形態，主要面向一、二線城市高端家庭，提供托育服務。
同時，在對市場現存問題的整理分析後，茂楷將業務重點之一直接放在教師團隊的自我孵化及培訓中 ，目前其已在濟南成立師訓中心，可一次性培養100餘位教師，陸續向各城市分校輸出。
（茂楷師訓）
近日茂楷已經完成了2018年首批教師培訓計劃，共培訓教師200餘人並分配至8家分校中。
鄭啟煌也透露，茂楷接下來會將師訓中心繼續擴展至4000平米，以滿足更多師訓需求，在為自身園區孵化教師的同時，建立校企合作，實現定向培養。
結果量化方面，茂楷結合大數據與學情分析，結合每個時間段兒童的身體、能力、社交、規則等維度生成教育報告，幫助家長了解兒童的日常情況。
不到一年的時間，茂楷已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和濟南建立園區，並與企業合作建立了兩家合作園區，現共有幼師300餘人。鄭啟煌透露未來他們還將快速在天津、杭州、成都等城市建立新園區。
“這個賽道註定會成為紅海的市場，我們需要在它真正爆發前搶到一席之地。”
當然，新入局者絕非寥寥。
在學而思愛智康工作幾近10年的徐俊最近也在與合夥人籌備著他們的第一家幼托機構“61school兒童學院”。
從離開學而思到現在一年的時間裡，他稱自己一直在不斷試錯。
“最近在弄線上的流量產品，比如好習慣主題漫畫、閱讀習慣盒子等等，為接下來正在做的實體中心做導流準備。”
“我們的主創團隊和托育中心合夥人都是高學歷的媽媽用戶，他們更善於抓住新生代父母的焦慮與核心關注點。”
同樣是關注媽媽群體，由攜程聯合創始人梁建章、大魚自助遊創始人姚娜共同創辦的社區共享育兒平臺“摩爾媽媽”已進入內測階段。
其“社區共享”是指家長通過平臺，共享育兒時間、經驗、場所，互助教育孩子、看護孩子，共同降低育兒成本。
梁建章曾表示，共享育兒可以讓中國女性在事業與家庭之間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選擇：
願意做全職媽媽的，可以藉由共享育兒平臺，在養育自己孩子的同時增加收入、在家創業，實現自我價值；
願意做職場媽媽的，通過共享育兒平臺讓自己上班時孩子也有其他優秀的“媽媽”照顧。
顯然，每個新入局的選手都在原有市場經驗的基礎上努力搭建著自己的壁壘，他們註定可以踩著資源積累與產業現行模式的優勢，更快速地選擇自己所需。
但無論是誰，都還無法劇透這場新剛需市場的結局。
畢竟，這個賽道仍有舊疾。
攜程事件後，政策釋放新希望
有人說，攜程親子園與紅黃藍事件後，國內低齡產業進入了史上最灰暗的時期。
“那天開始，不斷地有家長給我打電話，她們說必須打開監控，要每時每刻都能看到孩子的狀態。”
一位民辦幼兒園園長回憶：“但是打開了他們又要求進入幼兒園徹底檢查有沒有監控死角，甚至提出每天每個班要有一名家長來輪值監督。”
攜程風波一夜襲來，隨之而凸現的是整個行業始終存在的問題。
其一、缺乏標準化。
此前國內從幼兒園到義務教育階段均配有教學大綱及管理細則，但0-3歲教育產業沒有教育教學標準，故沒有適合的幼托課程和教研支撐教師解決日常問題。
其二、教學理念誤讀。
“0-3歲的兒童與幼兒園階段的孩子是非常不同的，0-3歲寶寶的專注力比較短，很難做到在規定的時間吃飯、睡覺、做遊戲。”莊俊解讀。
“所以市面上大多機構若按照幼兒園的運營思路去管理0-3歲兒童，以整齊劃一為綱，忽略甚至刻意調整孩子的作息，往往會忽略掉孩子的正常情緒。”
其三、師資嚴重不足。
目前國內幼師主要來自師專和師大，其學前教育專業主要面向幼兒園教師方向，較少涉及到0-3歲兒童，莊俊分析這部分畢業生本身就缺口較大，加上幼兒教育理念較弱，直接對口的學生就顯得更少。
“還有一點很關鍵，就是教師的情緒管理問題。”
“因為幼師要幾個小時全程關注孩子，工作強度大、自身壓力大，作為教師自身也的確容易出現內心不穩定的情況。”鄭啟煌分析。
其四、監管問題。
由於整個行業缺乏標準化機制，使得園區的監管包含如軟硬件設施及教職工人員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漏洞。
其五、政策問題。
早在2014年北京、上海等城市就已出臺託管教育的指導意見和管理方法，但主要停留在“資質審批”階段。
彼時李克強總理也曾專門提出“資質審批”監管機制的缺陷與問題。而隨著攜程事件的發酵，也幫助這個產業博得了政府層面的深度關注。
攜程事件發酵一週內，北京市教委聯合六部門聯合印發《北京市學前教育社區辦園點安全管理工作基本要求(試行)》（以下簡稱“《北京管理要求》”）。
《北京管理要求》首次從設施設備安全（包含園舍、常規設施），人員條件和安全管理要求方面對辦園點提出了規劃與要求。
今年三月，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
其中，在對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議裡，李克強總理專門提到：“要多渠道增加學前教育資源供給，運用互聯網等信息化手段，加強對兒童托育全過程監管，一定要讓家長放心安心。”
一個月後，上海出臺《關於促進和加強本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管理暫行辦法》《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試行）。
（上海為符合標準的企業提供支持性政策）
無論是北京對學前教育的及時反應還是上海的多項並舉，都在一定程度上釋放積極信號：
其一、從上至下多部門、跨部門合作，聯手大力管控市場；
其二、鼓勵並支持社會力量參與；
其三、依據機構性質不同，將有不同的市場定價及補貼政策；
其四、幼托從業人員資質將層層把關；
其五、機構監控全面覆蓋，影像資料需完整、長期保存。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上海的政策能夠快速出臺，證明北京上海這類超一線城市的幼托市場已開始進入爆發階段。
而放眼全國，由於新生兒童數量上漲、教育理念變化、託與機構轉型與市場拓展以及資本助推等多股力量的共同發力，“幼有所育”的剛需市場已在多個城市紮根、發芽。（多知網 馮瑋）
閱讀更多 多知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