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30多個省區幾乎都算源遠流長，有的省區互相之間的淵源還極深，如湖南湖北、甘肅寧夏、西藏青海、廣東廣西等，當然其中也包括四川重慶。另外，絕大多數省區的名稱體現了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建置脈絡，除個別省區名稱有一些引申或象徵，如新疆、雲南、遼寧（遼寧的行政區劃元明幾乎都併入整個東北地區，元代的行省為遼陽行省，明代為遼東都司，清朝分設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和盛京的奉天將軍才基本劃出遼寧地區，清朝晚期才改為奉天行省，連民國都沒變，只不過民國的東北地區一度分出很多省，而遼寧這一名字是全國省名之中除後來分出海南省以外最後一個出現的，定名已經是新中國成立後）一類，但很少有像四川這樣，其含義由來似乎很令人費解和猜測。
多年以來，“四川”這一名字，給人第一印象往往會顧名思義，“四川”很可能就是因為其境內有四條主要大江或河川而得名，一般是指長江、嘉陵江、岷江、大渡河（也有說金沙江），以此概括為“四川”。其實，這的確就是引發誤解或者分歧的關鍵，“川”字很容易讓人聯想是“河川”，更不用說四川境內本身山川眾多。但是，“四川”作為一個行政區劃名稱，歷史演變沿革本質上還是體現著一種制度上的淵源，按理說應該另有來歷。
既然是“省”名，多數人可能也知道，中國歷史上行省制度的出現是在蒙古元朝。元朝設立行省也並不是突發奇想憑空創造，其依據來自於之前宋金兩朝的行臺和路兩種制度的融合，本身是一種軍事建置。而宋金時代的“路”又根源於唐朝中後期因軍閥藩鎮徵兆而出現的“道”，唐朝的“道”由後來契丹遼朝沿襲，宋金改“道”為“路”，所以，“道路”一詞在歷史制度上可是非常宏觀的概念。
對於四川這一地區來說，唐玄宗李隆基最開始設立了劍南道這一軍事轄區，然後有了劍南東川節度使和劍南西川節度使，這是“川”字在行政區劃中出現的一個標誌。之前歷史，“川”字似乎還沒有在史書中出現過，一般稱呼四川多為“蜀地”。換句話說，儘管“川”字的含義雖然是指的河流，但“四川”這一地名的含義卻並不是指境內的河流，一開始就是指所含的轄區。而“四川”這一稱呼和行政區劃的出現，主要就體現了唐宋時代變革的這一重要轉型階段。
唐朝末年到五代十國，四川境內先後有王氏前蜀和孟氏後蜀兩個地方政權。宋朝建立滅掉孟氏的後蜀開始設置西川路，宋代的“路”本身是一種“監察區域”，看起來和唐代的道近似，但主要功能有些不同。這是因為宋太祖趙匡胤經歷了“黃袍加身”和防備唐末五代軍閥藩鎮之禍的一種新創造，所以，宋代的行政區劃為路府州縣四個級別，路是最高級別的地方行政機構。不過，在人員設置方面，各“路”體現的功能不同，其官員安排往往各有區別：如軍事民政為安撫使；財政有轉運使，同時具有監察權；而刑法訴訟則有提刑按察使，等等。宋代“路”的數量各個時期不同，但有不少名稱一直保留下來，後來就成為今天的省名，如河北、湖南、湖北、福建、廣東、廣西等都是北宋初期十五路的名稱。同樣，四川的得名正是來源宋代設立的路，但四川並不是某一個路，而是境內四個路合稱為“四川”。
宋太祖開寶六年（973)把唐末五代十國設立的西川路分設峽西路，峽西的區域指長江三峽以西，治所在夔州（今重慶市奉節縣）。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981)，又將西川路和峽西路合併為川峽路。宋真宗鹹平四年 (1001)，再將川峽路一分為四，即益州路 (後改成都府路)，梓州路 (後改潼川路，梓州為今綿陽市三臺縣)、利州路 (治今廣元市)、夔州路，合稱為川峽四路，簡稱為“四川”路，這就是四川一名從行政制度上的真正來歷。另一方面，對於四川的行政設置為何一再反覆變更和分化，也有特殊的原因。
宋朝初年統一四川，大將王全斌入蜀困難重重，以5萬宋軍強攻擁兵20萬的後蜀，總共只花了66天，幾乎創造了一個軍事奇蹟，但他造成的殺戮很重，一是大殺俘虜，犯了大忌，二是為了控制局面縱容部將殺了有威望的全師雄滿門老小，霸佔妻女，激起蜀軍堅決抵抗，客觀上也增加了平蜀的傷亡。雖然整個過程看似十分順利，但宋朝通過王全斌把前蜀後蜀積累50多年的大量金銀財物順江而下運往中原開封府，收藏起來美其名曰“封樁庫銀”，意圖消滅北漢以後拿來從契丹贖回著名的燕雲十六州。
平蜀是關乎統一的正面大事，可具體操作起來，在宋朝初年卻相當不得人心。王全斌管束部將不嚴，造成軍紀敗壞的問題十分突出，包括民間廣為流傳後蜀國主孟昶妃子被皇帝強行霸佔的風流故事，因為孟昶投降去往開封后，短短七天就離奇病故，死因是一個謎。就在他離開成都的時候，有十餘萬百姓冒著被宋朝關押問罪的生命危險為這樣一個亡國之君送行，沿途行程長達百餘里，場面之悲壯堪稱奇蹟。而另一方面，宋朝官員治蜀的嚴苛和不得人心還導致原後蜀的大量官員和富戶紛紛組團前往開封府投訴，造成蜀中人心浮動，社會極不穩定。因此，雖然宋朝攻下蜀地很快，但後來平息風波和安定蜀地付出的代價卻很漫長，這也是趙匡胤後來要解決武將跋扈問題，包括後來宋太宗堅決轉變為文人管事的一大歷史背景。
客觀來看，王全斌最初平蜀失誤是主要責任，但並不能完全歸罪於他，整個唐末五代以來的武將陋習積弊已久，他無法脫離那個時代的客觀環境，但入蜀以後的劫奪財物，卻是身為皇帝的趙匡胤默許的，尤其宋朝平蜀的一大原因，本就衝著蜀中富庶來的。當年唐太宗李世民攻打王世充的洛陽，就允諾大軍可以收取城中財物，這是古代帝王激勵士氣攻堅克難的慣用手段。西蜀歷來號稱天險，王全斌又是從川北攻劍閣一線下成都，若軍隊沒有頑強的鬥志和將士齊心合力，根本不可能想象王全斌可以以少勝多，還在短時間就能攻入成都。因此，趙匡胤為了平蜀，除對王全斌面授機宜外，對出征將土本就公開許諾過：“朕只要西蜀土地，其它什麼都不要，你們入川之後除所得軍械糧食充公外，金銀財物盡數分給出徵將士”。
王全斌平蜀的問題爆發後，開封朝廷方面議論紛紛，《宋史》卷255《王全斌傳》記載：1、昶饋遺廷讓等及犒師，同全斌之至……。由是兩路兵相嫉，蜀人亦構，主帥遂不協。2、全斌等先受詔，每制置必須諸將僉議，至是，雖小事不能即決。3、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末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4、師雄分兵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寨，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陵十七州，並隨師雄為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5、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詔曰：……。應孟昶宗族、官吏、將卒、士民悉令安存，無或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群盜之充斥。……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百官定議，王全斌等罪當大辟，請準按律處分。
王全斌的罪責主要還是為皇帝背鍋，當然趙匡胤沒有從重治罪，僅是免去軍權，此後成為富貴閒人一枚，名義上還是有節度觀察留後的職務，一干入蜀負有罪責部將如王仁贍、崔彥進都是如此，也算上演了一幕“釋兵權”的好戲。王全斌還為後來征伐南唐做了一個奇怪的表率，趙匡胤在平定南唐後授王全斌武寧軍節度使時說：“因江左未平，我怕徵南諸將不遵守紀律，所以壓抑你幾年，為我立下典型。現在已經攻克金陵，還給你節度之職。”賜給他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全斌到鎮後幾個月就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追贈中書令。
如今都承認宋朝的經濟堪稱古代王朝的巔峰，而宋朝開國的基礎主要就依賴於拿下了南唐和西蜀兩大富庶地區，所謂當時制定的統一大計順序就是“先易後難，先南後北”，唯有壯大國力才能夠對付北方的契丹遼國。當時平定南唐的宋軍大將之一曹翰，就私吞金帛數以億計，對外宣稱是搬運廬山東林寺的羅漢像到京師，卻暗中調用了百餘艘戰艦運送金銀財物。反觀王全斌等人受到處置，顯然是另有玄機了。
宋朝不光掠奪了蜀中積聚的財富，本身還剝削當地茶農。巴蜀地區之所以歷來富庶，一是產絲綢錦緞，二就是產茶鹽，這都是古代封建王朝的經濟命脈。宋太宗趙光義繼位後，四川爆發過著名的王小波李順起義，在開國不久就出現民眾起義，可是史無前例的。
宋朝前期治蜀的名臣是張詠，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1）進士，起初在湖北崇陽縣（位於湖北南部，與湖南、江西交界毗鄰），當地官府為了榷茶而盤剝貧民，“民以為苦”。農民不願耕田植桑，正因榷茶得利較高，但官府盤剝加劇，致使民眾紛紛陷入貧困，張詠改變了情況，變為以縑繳稅，減輕了百姓負擔。張詠正是在王小波、李順起義後入蜀出任益州知州。而王小波、李順正是茶農出身，他們為青城人，歷來對此爭議較大。 多數人也顧名思義會認為就是四川著名的青城山，應該就是今天都江堰市。青城縣毫無疑問應該是因青城山而名，但並不是指青城前山，而是青城後山。青城縣在唐代為蜀州，治所是在崇州市，這一縣治位於西北鳳棲山下，就是今天崇州十分出名的街子鎮，正與青城後山相鄰不遠。唐代史書《元和郡縣誌》指明，“青城縣，垂拱二年改為蜀州。開元十八年，仍為青城。”“青城與蜀州，是一地而兩名也。”而都江堰的原名多數人都知道為灌縣，這是因王建前蜀時期改過去灌口為灌州而得名。灌州在宋朝一直管轄青城、導江兩縣，元朝以後降灌州為灌縣，此後名稱一直沒有變過，這是都江堰的變遷。
張詠初步平定了王小波李順的起義，又把成都府降級為益州，當地風波一直不息，張餘率起義軍復起，攻克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至道元年，張餘被官兵俘虜。至道三年，西川廣武卒劉旰又率眾起義。張詠再次出兵擊滅，這是宋太宗在位的最後一年（997），蜀中反覆起義幾乎一直伴隨宋太宗後期的六年時間。所以，宋朝前期的四川局勢一直不穩，因此導致頻繁變更區劃。後來蒙古元朝征討南宋，平蜀也是困難重重，還導致蒙哥大汗死在了釣魚山下，之後蒙古在各地設置行中書省，宋朝的川峽四路全併成四川行中書省，“四川省”的名字自此問世，明清兩代都沒變過。
只不過，元明清三個時代的藏羌彝等民族聚居地區一直較為獨特，原則上沒有隸屬四川行省，而是屬於羈縻州府或土司轄區，尤其四川的藏區在民國一度還短暫有過一個西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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