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代，一個新舊交替的特殊時期，在這個時期裡湧現出了一大批文人志士，他們學貫中西，渴望用筆桿子喚醒一代人，救世於苦難。他們單純，他們學做學問，他們也學做人，他們渴望師夷長技以制夷，他們改變不了歷史長河既定的方向，他們只求為當下的青年學子帶來精神上的振奮，使他們不至於被國仇家恨壓彎了腰。
細數民國翻譯那代人，且聽鄙人慢慢道來。
王永年的身份有很多，但他最為人所知的就是翻譯家，他大概也最愛這個身份——據說，晚年的王永年深居簡出，翻譯的工作卻一直沒有停下：當博爾赫斯的詩歌、小說和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無數次被年輕人心懷忐忑地翻開，王永年作為譯介者便又一次成為一種語言與另一種語言、一個靈魂與另一個靈魂之間的“靈媒”。
他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種外語；他翻譯的歐·亨利系列小說出版多種版本，備受英美文學研究者的好評；他從意大利原文翻譯《十日談》、《耶路撒冷的解放》，是中國從原文翻譯《十日談》的第一人；《博爾赫斯全集》中絕大部分的篇章都譯自他的筆下；而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則讓美國嬉皮一代上路的衝動再次催促了無數中國年輕人。
王永年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舊上海長大的他，中學時代就掌握四門外語，王永年16歲上的是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張愛玲也在聖約翰聽過課，他們在一個班念過英文課。“文革”中很多知識分子受到打擊，但作為一個單純的翻譯者，他反而在時代的厄運中陰差陽錯地尋覓到一方棲身之地。回首那段幽暗的歲月，王永年感慨不已：“‘文革’那些年，我過得挺安穩的。不是運氣好，是人好啊！”
在王永年的觀念中，翻譯僅僅是一種職業，沒有那麼神聖和高貴，他不願意將翻譯工作的意義過於拔高。
對於王永年譯筆的特點，有人總結說“沒有匠氣。他的漢語修養很高，翻譯最明顯的特點是準確、通俗，不會轉文。這可能和他新聞記者的工作有關，他最注重的是‘信’，你風格再明顯，如果沒有準確為基礎，就離原作比較遠。”
作為曾在新華社擔任譯審30多年的新聞工作者，王永年利用工作之外的時間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他曾將“通順”作為一生翻譯的標準。平實而不事張揚的翻譯風格也成為他的最大特色，但也因此，他失去了許多過於追求文字快感的讀者。
王先生眼界較高，是傳統的職業翻譯人的代表。他1947年從聖約翰大學畢業以後，在上海譯文社的前身新文藝出版社做過短期的編輯，後來一直做翻譯。不僅為新華社翻譯了大量的新聞稿，對外國文學也有很高見解。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初，他就能翻譯博爾赫斯的作品，而且，《博爾赫斯全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翻譯的。這與他上世紀80年代做新華社駐墨西哥的記者有關係。他從拉美的學者、作家那裡瞭解到，博爾赫斯深受推崇，因此他較早地知道了博爾赫斯在拉美文學中的地位。
關於《博爾赫斯全集》，每過一段時間總會有人跳出來說王永年翻譯得不好、不夠美，但好在博爾赫斯的作品本身並不侍奉“美”這個東西。真正懂得書的人會明白，讀博爾赫斯是一生的事，忽然活過某一歲，就會明白，王永年筆下的博爾赫斯，是最雋永的。正如卡爾維諾在閱讀博爾赫斯的時候發現了某種簡潔寫作的詩學，比冗贅優越，比精煉更精煉。而作為一個追求準確的翻譯者，王永年的譯作註定不會以暢銷作噱頭，他說：“有的人翻譯的東西就疙疙瘩瘩，我不會。”
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王永年在2002年譯完的《歐·亨利小說全集》，共計一百五十萬字左右，厚厚的四本，收入了歐亨利的所有小說作品，並加了詳盡周到的註釋，是國內最全的歐亨利小說譯本。
王先生在一篇談文學翻譯的小文裡曾說，‘翻譯就像是拉家常，一手拉著作者，一手拉著讀者，幫助雙方進行交流。’這番樸實無華的話，揭示了優秀的文學翻譯的精髓，無怪乎他的譯文那麼忠實自然，毫無矯飾或浮誇的成分。”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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