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聲音
“作為一個國家，美國需要將重點從僅僅對中國的行動做出反應，轉變為建立一個有遠見的國家戰略，以保持美國在科學和創新方面的領導地位。
如果我們對中國的雄心壯志所作的一切不過是把我們所有的大門加上雙重大鎖，我相信那隻會把我們禁錮在平庸之中。
但如果我們美國人尊重中國，把它視為一個新興競爭者，有著許多我們可以借鑑的優點，這種觀點將激勵美國做到無與倫比地最好”。
——拉斐爾·賴夫Rafael Reif
自己“太偉大”，大世界就遁去了；
自己“不偉大”，大世界就活現了。
有一個發奮努力挑戰的對手，
才是老大重新強大起來的機會。
當一國領袖直落事物的根本，
才會看到生命彼此依存的建構。
站在萬物一體的高地，
才會把握否定之否定的動態平衡。
特朗普心裡裝滿了“我偉大”，
實際卻佔有了“我渺小”視野。
偉大與渺小，
就是這樣不斷地轉換。
可惜特朗普類國家領袖，
卻不懂這個簡單的道理。
——王育琨手記
（圖為華為公司生產手機）
麻省理工校長：中國的挑戰是美國的機會
筆者注：在中美貿易摩擦之際，美國麻省理工（MIT）校長L. Rafael Reif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這麼一篇文章。Reif的文章代表了一批美國精英的看法，值得一讀。
美中在國際貿易方面的緊張局面，部分源於美國擔心中國給予本國企業稅收優惠，以促進出口，限制進入中國市場，迫使外國企業將技術轉讓給中國企業，竊取知識產權，以及從事工業間諜活動。
為了阻止這些做法，需要採取專業的決定性行動，以維護公平國際競爭和美國的戰略與商業利益。但是，如果認為靠咄咄逼人的防禦措施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中國的技術成功——或者確保美國自己的技術成功，那就錯了。
中國並不是一個主要通過抄襲他人想法，並以低成本快速生產來實現繁榮的創新失敗者。它正在科技關鍵領域積極進取，努力取得領先地位。
在量子計算方面，中國的阿里巴巴正在與谷歌爭奪實現“量子霸主”的技術里程碑。在5G技術方面，全球三大巨頭分別是芬蘭的諾基亞、瑞典的愛立信和中國的華為，後者在研發方面的支出超過兩個競爭對手的兩倍半。中國設計和建造的“復興號”在世界日常運行的高鐵中速度是最快的。
中國在移動支付、面部識別和語音識別等領域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中國企業充分利用他們的先進算法，以及在規模和數據訪問方面的優勢。中國還在生物技術和外層空間等重要研究領域進行大膽的國家投資，並直接支持初創企業，招聘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中國擁有無與倫比的能力，能夠迅速推動先進技術產品的大規模生產，並迅速將創新推向市場。
簡而言之，阻止知識產權盜竊和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即使是完全有效的——也不能讓美國輕而易舉地回到無可置疑的創新領導地位。除非美國緊急小心應對這一挑戰的規模和強度，否則我們可以預見，在個人通信，乃至商業、健康和安全等領域，不出十年，中國很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國家，以及最先進科技產品的來源。
但中國的技術優勢並非不可避免。美國擁有巨大的資產，包括我們科技部門的巨大全球實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一個其他國家無法複製的獨特公式：大量一流的美國大學在聯邦政府的長期支持下，進行高級研究。這種關係植根於一種機會和企業家精神的民族文化，受到知識自由氛圍的激勵，有法治的支持，並且，最重要的是，通過團結來自社會各個領域和世界每個角落的優秀人才，將創新推向新的高度。幾十年來，這些因素使我們的國家成為地球上最強大的科技引擎。
所有美國人都可以為這個獨特的制度感到自豪。但其卓越並不是自動產生的。
雖然中國正在迅速推進一項名為“中國製造2025”的統一戰略，成為製造業和技術領域的世界領導者，但美國並沒有將技術優勢作為廣泛的國家關注焦點。如果我們想要繼續保持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國家，或最先進的國家之一的地位，就應該加倍發揮我們的優勢，使這一願景成為現實。
例如，為了利用美國一流的人工智能研究人才，我們需要一種有助於建立美國技術實力的長期規劃：一個穩定的、有針對性的、持續多年的資助戰略，協調多個聯邦機構的投資。白宮最近成立了人工智能專門委員會，這個良好的第一步應當成為知識前沿激進競爭的開始。量子計算也是如此。目前國會為支持先進研究的適度努力應當更大、更快、更雄心勃勃。
我們還需要重新審視行業－大學－政府這一合作伙伴關係，作為早期研究領域戰略合作投資的機制。在1980年代，這種努力雖然遠非完美，卻幫助美國半導體產業得以生存和發展。我們需要揚長避短，以同樣的精神在這三個部門之間展開積極合作，令我們的整個創新體系更快、更有效，讓美國產生的創意首先進入美國市場。
與此同時，政府、企業、大專院校應該大膽培養本土人才，不分年齡，不分社區。《軍人安置法案》的持久效益和美國對蘇聯人造衛星的回應，使得幾十年來美國人成為地球上受過最好教育的人群，我們可以再做一次。
最後，我們應該確保我們的移民系統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最優秀的人才，以便渴望機會的人們繼續將美國視為他們獲得教育的最佳場所，以及生活和工作的最佳場所，也令美國能夠從他們的創造力和幹勁中獲益。
培養這些資產，也將為美國在制止不公平商業和市場行為的談判中提供一定優勢。
作為一個國家，美國需要將重點從僅僅對中國的行動做出反應，轉變為建立一個有遠見的國家戰略，以保持美國在科學和創新方面的領導地位。如果我們對中國的雄心壯志所作的一切不過是把我們所有的大門加上雙重大鎖，我相信那隻會把我們禁錮在平庸之中。但如果我們美國人尊重中國，把它視為一個新興競爭者，有著許多我們可以借鑑的優點，這種觀點將激勵美國做到無與倫比地最好。
（原文發表於New York Times）
延伸閱讀
中國改革究竟路在何方？如果您想進一步探索這個話題，不妨讀一讀郎鹹平教授的《中國經濟的舊制度與新常態》。
我發現困擾中國經濟改革的真正問題不是簡單的調結構、保增長，而是“政府公司化”的舊制度。只有用新常態革除舊制度，中國經濟才可能迎來下一個黃金十年，這對每個人的影響甚至超過1992年的“南方談話”，而這是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的。
——郎鹹平
本書中，郎鹹平教授秉承了他一貫“看問題入木三分、直抵要害，分析問題一針見血，依靠真實數據，並能給出合理、可操作的解決方案”的特點，從“重塑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用新常態革除舊制度”這一本質問題入手，全新角度解讀了中國經濟的舊制度與新常態。同時，通過剖析反腐風暴、國企改革、金融改革、價格改革、樓市危機、對外戰略格局等諸多熱門話題，給讀者解讀未來十年的機會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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