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许昌的“小喇叭”，您还记得吗？‖老家许昌
文‖邢志坚
如今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当年家家户户少不了的“家用电器”——有线广播小喇叭。
那时还没有电视，个人很少订报纸，许多家庭更买不起收音机，只有通过那只挂在墙上的小喇叭来听新闻，听戏曲，学知识，长见识。虽然这种用一根铁丝传送信号，用舌簧或压电陶瓷喇叭放声的“小喇叭”简陋粗糙，却是那落后闭塞年代里大多数普通百姓的主要信息来源和家庭娱乐设施。由于有线广播节目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一般是从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9点分三个时段播音），因此好多人都习惯把小喇叭当成钟表，听着广播里《东方红》的开始曲起床，伴着晚间《国际歌》的结束曲入眠。
我和“小喇叭”结缘是在刚粉碎“四人帮”，开始拨乱反正历史转型的1977年。我从外地一所师范学校调到许昌市唯一的新闻单位市广播站当记者、编辑时，作为党和政府主要宣传工具的有线广播正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
尽管“小喇叭”覆盖了全市城乡，家家户户通有线广播，每天播出7个小时的广播节目，可基本都是转播中央台和省台的新闻，甚至还有语速缓慢、一字一顿的“记录新闻”，而当时中央台和省台的新闻节目也被戏称为报纸“口播版”，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听众日渐反感。有的故意拔下有线广播进户线头，还有的想法在广播线上安个拉线开关，听得不耐烦就随时拉线断音。
这样的广播节目群众不爱听，我们广播新闻工作者也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广播新闻界大胆解放思想，提出了“自己走路”“让广播节目响起来”的口号。中央台和省台率先“破冰”，开始对报纸文章进行“口语化”改编，并试水播出了录音新闻、配乐报道、现场连线等“带响”的广播节目，大受听众欢迎，我这个广播新闻战线的新兵也深受鼓舞和启发，向站领导提出了采编“带响节目”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特批我到省台“取经”学习，并动员全站的业务、技术力量帮我“攻关”。
知易行难，头戏难开。虽然从省台学到了录音报道和配乐新闻的采编制作流程，可就是“比着葫芦画瓢”也困难重重。
首先是“武器”不行。要想节目“带响”，必须现场录音。省台记者出外采访都配有背包式便携录音机和微型话筒，一人一包就可轻松采录。可我们当时最好的设备只有老式“钟声牌”L601型电子管盘式磁带录音机，不仅体积笨重，而且只能使用交流电源和台式有线话筒，现场采录十分不便。
其次是人手不足。省台是采、编、制作三分离，记者只管采访录音和撰写文字稿，由专门编辑和技术人员负责后期剪辑制作，而我们人员有限，一个人要身兼采、编、制三职。
其三是设备短缺。省台有专业的编辑机和调音台，多路音频可按要求平滑切入，自然融合，而这些设备我们一无所有。
尽管如此，我依然迎难而上，因陋就简，开始了“带响”节目的艰难尝试。机器笨重，就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带到现场；电源距离太远，就随身携带加长连线和插座；台式话筒不方便伸到人前，就去掉基座并特制带屏蔽功能的延长线，照样可以手持采访；没有编辑机和调音台，就用三台录音机“两放一录”手动切换。
就是用这样简陋的设备，我和另一名记者一起采制了1978年许昌市高考现场的录音报道《向祖国汇报》。
我虽然熟悉文字工作，可对现场采录和配音制作等“纯技术活儿”却一窍不通。为了做好这样一个“带响”节目，我虚心向站里的老编辑、老师傅求教，很快掌握了录音机预热、话筒输入电平调节、多路音频录入、录音按键力度等专业技巧。
高考当天，我们提前用自行车驮着电子管录音机赶到设在市一中的考场，细心观察现场环境、标语、气氛，预约采访对象，选择合适的音源和录制点，布设机用电源，并在考场内外进行了紧张有序的录音采访，先后录制了考场外大喇叭播放的音乐、开考前有关人员的专题介绍、开考时的阵阵铃声、考场上监考老师的发卷说明、对部分考生的随机采访录音等丰富的现场音响素材。在现场气氛的感染下，我“趁热打铁”连夜写出了饱含深情的报道文字和配音脚本。
第二天上午我就请播音员按稿录音，然后在几位同事的配合下，头戴耳机，手控录放按键和音量旋钮，一段段地精心合成文字播音与现场音效的混录原带。初步制作后又多次找站领导和同事们试听，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精心打磨，力求做到以声取胜，以情感人，声情并茂，入耳入心。
这条精心采制的“带响”节目播出后，在听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考生来到编辑部向我们表示感谢，不少单位主动提供新闻线索，邀请我们去录制现场报道，市委宣传部领导也对我们打破常规、改进报道、提高广播宣传影响力的大胆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表扬。
这篇录音报道地一炮打响使初试身手、忐忑不安的我勇气倍增，在以后的新闻采访中更加自觉地把话筒伸向基层一线，广泛采录各行各业的生动音响和普通百姓的朴实心声，努力让我们的广播节目喜闻乐听。为了满足广大听众日益高涨的文化娱乐需求和对评书、广播剧的狂热追捧，我们克服经费短缺、无钱购买最新节目的困难，常常身背几十公斤的录音设备和大盘磁带，到各地广播台站去交换录制节目，回来后再精心制作，连续播出。
记得1981年正月十二，听说著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王印权夫妇要参加文革后刚刚恢复的第一届宝丰县马街书会，我和同事不顾严寒，背上沉重的录音机就连夜赶去，第二天在残雪未化的麦田书场上进行了现场采访，并在当晚的专场演出中录制了刘兰芳表演的长篇评书《岳飞传》，为渴求已久的许昌听众献上了一份精美的艺术大餐。
为了及时播出听众喜爱的歌曲，我还设法从电视机喇叭上接出两根线，同步录制热播电视剧的主题歌，从盒式录音带向大盘播出带上导出刚开禁的流行歌曲。
在没有专业编辑机的条件下，我还琢磨出了一些因陋就简的“土方法”和“小窍门”，例如，为了消除混音录制时多个音源切入切出造成的杂音，在录音磁头上夹一张小纸条，在按下录音键的同时，再将纸条轻轻抽去，就取得了“天衣无缝”的消音效果。为了替代多路音频输入的前端控制器，我还专门请外线班的师傅，用医院装注射针头的小型铝盒自制了一个多路音频插座盒，虽然简陋，却也实用。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我们这些最基层的广播新闻工作者，就是用这些简陋的器材，精心制作出了一个个生动、鲜活、听觉冲击力强烈的“带响”节目，实现了“让广播节目响起来”的梦想和追求。
随着电视、网络的日益普及和传播方式的现代化、多元化，当年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小喇叭”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它的身影，它的声音，却永远镌刻在一代听众的记忆深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长卷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时代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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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邢志坚，汉族，祖籍山东莱州（掖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于河南许昌。小学毕业下乡插队，中专毕业教过师范，电大毕业忝列大专，后上党校考得本科，致力自学而未成才。先后从事新闻采编、党务信息、纪检监察、党建政工等业务工作，高级政工师职称。现为许昌市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杂文学会理事、许昌市杂文学会副会长，河南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许昌市老新闻记者协会秘书长。1982年以来陆续在各级各类媒体发表时评、述评、言论及杂文数百篇，2008年出版杂文集《火花》（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获“河南省新闻出版系统老有所为贡献奖”，2017年出版杂文集《我行我诉》（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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